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天化”是一家氯碱化工企业，前身要追溯到1938年日本侵略者建立的“东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汉沽工厂”，解放后几经改制，如今隶属于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依托渤海湾连绵的盐坨，“天化”生产的“天工牌”烧碱和液氯等产品驰名国际，一度是当地的支柱性企业。没人能想到，它忽然就“黄了”。

　　2015年，天津港发生爆炸事故后，市内多家重化工厂陆续制定了搬迁计划，远离人口密集地带，“天化”也在名单内。按照计划，它从2016年起，逐步搬迁到滨海新区南部新规划的南港工业区。员工的安置办法各异，其中一些被退休，另一些则被分配到公益岗位，只有少数年轻人，愿意前往几十公里外的新厂继续工作。

　　杨建林听说厂房原址会在2020年年底前全部拆除，空出来的330万平方米，将会建设成“健康活力新城”。面对眼前长满铁锈的机器钢板，这位经历过天化黄金时代的中年人有些感慨——看似坚不可摧的“大天化”、几代人赖以生存的铁饭碗，就这么没了。

　　听说“天化”要迁出汉沽，在小城生活了近50年的杨建林意识到，“汉沽的再次发展，举步维艰”。

　　汉沽原为天津市辖区，自从2009年和其他2个沿海辖区——塘沽、大港合并为滨海新区后，“汉沽”在行政意义上就不存在了。但杨建林还是和本地人一样，习惯了“汉沽”这个老称呼，对外才自称“是滨海新区的”。

　　同在滨海新区，汉沽和塘沽的差距却很悬殊。一提到“滨海新区”，大多天津人最先想到的是“塘沽”；就连坐落在汉沽的滨海航母主题公园和中新天津生态城，也被想当然地默认为是塘沽的。2013年，号称“长江以北第一高楼”的周大福金融中心在塘沽开工时，汉沽才刚刚迎来自己的第一家麦当劳，后来没开2年就倒闭了。“塘沽的发展远比汉沽好”逐渐成了本地人的共识。

　　然而，倒退30年，汉沽的“硬件”是要比塘沽好的：80年代后期，在唐山大地震中受灾严重的汉沽完成重建工作；90年代，新开路已经是汉沽的政治金融中心，汉沽影剧院、汉沽饭店、金翔娱乐城，四大银行、三大商场，一应俱全。

　　汉沽自古就是片盐沼地，地处渤海岸，又有大量的滩涂，海盐资源十分丰富，始建于925年的“芦台场”，就是汉沽盐场的前身。盐场出产的海盐源源不断地为主打“海洋化工”的“天化”输送原料，因此，在包括杨建林在内的汉沽人眼中，“天化”和盐场不分家，“就像是无缝对接的两个企业”。

　　依托海盐资源和协作关系，两家企业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逐步发展起来。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又各自升级了技术，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1981年，《人民日报》头版刊文，赞誉“天化”为“铁打的阵营钢铁兵”。

　　发展到90年代，两家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催化下，日子越发红火。彼时汉沽最好的两家医院，都是“天化”和盐场建起来的，专门治疗职业病，员工看病不花钱。作为本地“经济扛鼎者”的“天化”，更是自设街道，建起遍布全区的工人宿舍——杨建林小时住过的大清宿舍和新村小区，都是“天化”的职工公寓，当塘沽城区的道路还是坑坑洼洼时，宿舍区已经铺上了柏油路。

　　产业的独大与资源的集中，让汉沽形成了一个社会特色——一家几口人，可能都在同一家企业上班。杨建林家也不例外——他的母亲、妻子、兄弟、弟媳，都在“天化”工作过。

　　相比于盐场，“天化”的待遇更优渥，90年代新人入职，头一个月就能拿到500块左右的工资，是当时天津市民平均收入的2倍，因此本地人对“天化”的认可程度更高。

　　但想进“天化”并不容易。厂里对外招工名额不多，大部分员工都是从本厂下设的技工学院（技校）吸纳来的——学校由资深工人授课，学生毕业后，经过考核就能成为正式员工。“说白了，考入天化技校，相当于已经一只脚踏进天化。”杨建林总结。

　　于是，天化技校的招生分数线也水涨船高，几乎要赶上当地重点高中和那些包分配到体制内的中专。

　　1989年，杨建林在自己的初中考了全年级43名，“汉沽的学校几乎是随便挑了”。他的母亲霍秀华当时在“天化”下属的小学当老师，她给儿子提议：天化的工资待遇不错，是个铁饭碗，“你去报天化技校吧”。

　　没什么目标的杨建林听从了母亲的建议，进了技校之后，却后悔了——技校的课程涉猎极广，从安全知识、生产技术到操作流程，平均每年要学30个科目，不及格就补考，每科都得达标。和老同学聚餐时，他一打听才知道，连高中都没这么严格。

　　正式进入“天化”后，又是一场长达2个月的考核。按照成绩，杨建林被分配到刚投产的聚氯乙烯分厂的糊树脂车间担任“主控”。

　　这个工作不需要到生产现场，但却是最关键的一环——进行化学反应时，糊树脂产品会有固定当量（即发生化学反应所需的固定比例），每天，杨建林在控制室里就盯着一块屏幕，用车间里的51个节点控制着300多台设备，物料流速快了或慢了，就通过屏幕用红外线来控制阀门，调节流量。

　　在电脑还没普及的年代能用上如此先进的仪器，杨建林甭提有多骄傲了——领导来检查时，看的都是他操作的主控台，而不是那些从1楼跑到5楼加料的工人。

　　糊树脂的整个生产流程要持续8小时，不能中断，同车间里的副控人员、干燥工、配料工的上班时间，都得随流程调整。杨建林的主控岗更要时刻盯着屏幕，不能有半点松懈，否则几百万的材料就泡汤了。他坐的椅子是厂里特殊定制的，坐着舒服，但又死活靠不着椅背，这样设计，就是怕主控会睡着。

　　“天化”的待遇也对得住这份辛劳。杨建林上班的第一年，厂里给员工发年货，大到海鲜特产，小到春联鞭炮，加起来有七八十斤。这么大的阵仗，杨建林从小到大还是头一次见，后来他借了辆三轮车，才把所有年货拉了回家。

　　汉沽还有个说法，“天津化工厂出艺术家”——厂里会定期开展艺术孵化展，给前几名奖励价值500到1000元的奖品，大多是高级宣纸、毛笔；而对于擅长体育的工人，还会特许假期，安排他们带薪训练，杨建林记得，厂里曾经出过一位乒乓球能手，拿到过天津市级比赛的前3名。

　　这些技能和生产无关，但“天化”还是每年不留余力地操办。这让杨建林觉得，天化是“养人”的，“不只是用汗水换报酬的工厂，也是洋溢笑脸感受成就的舞台”。

　　王丽芳高考时成绩优秀，走“社招”进的厂，在氯化氢车间负责监控、检测氯化氢的纯度。她和杨建林四班制、三班倒，各自的轮班刚好错开，进厂后几乎没碰过面，还是经领导介绍才相识。

　　那时厂里有很多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员工，每天两点一线，抬头不见低头见，内部恋爱很寻常。“天化”因此有了个人性的管理制度，如果两个职工谈恋爱，就把他们调到一块工作，事业爱情两不误。

　　就这样，确定关系后，杨建林和王丽芳被分配到同一个生产线的不同车间。想念对方时，俩人就用车间里的电话寒暄几句：“你在干嘛？”聊不了多久，又得重新回到岗位上；出去方便或下楼打饭，只消远远地看上一眼，便觉得心满意足。回想起这些，如今杨建林觉得“还是很娇羞”。

　　鼎盛时期，汉沽的将近8万的人口里，“天化”就容纳了其中的1/10。糊树脂车间刚成立不久，领导层位置尚有空缺，这让年轻的杨建林每天都充满干劲，“主控岗位是最有可能升到班长的，因为相当于机长，是整个班组核心”。除了本职工作，他还负责糊树脂车间的共青团宣传工作，定期办黑板报。

　　生活充满了奔头，没人想到，这艘高歌猛进的大船，会在将来某天，被时代的大潮掀翻。

　　由于工作环境特殊，皮肤有被化学品侵蚀的风险，每年“天化”都会给员工发放防酸防碱的工作服，有时是浅蓝色的，有时是深蓝色的，质量特别好，杨建林和妻子到现在还会穿出去，有时工作服多得穿不过来，工人们就送给亲戚朋友，汉沽的街上因此形成了一道蓝色风景线。

　　在盐场上班的李伟军，经常能看到下晚班的“天化”工人在馆子里喝酒、吃海鲜：“汉沽的夜宵市场就是被天化这群‘蓝衣服’给撑起来的。”

　　他一度对这些工人挺眼热——他们不仅待遇好，单位还就在汉沽城区附近，上下班方便，干的大多还不是体力活儿。

　　李伟军所在的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是长芦下设的几个盐场中海盐产量最高的，场房占地达到133平方公里，是“天化”的几十倍。每个分场之间隔得远，1987年李伟军去二分场上班时，要猛蹬几十分钟的自行车，骑到了也顾不上休息，得马上开始忙活。

　　盐田“速晒”的工作单调而枯燥。李伟军他们往一口大池子里放满卤水（即海水），晴天时接受曝晒；雨天来临前，则用池边上的机器将塑料布苫盖在池子上，兜住雨水——雨水一旦流进卤水池，提炼的盐就不那么纯了——天气转好了，再把塑料布收回来。

　　塑料布又厚又重，收放要几个人来回配合，才能盖住整个池子，是份实打实的力气活儿。李伟军他们一身水一身泥，没什么形象可言。卤水沾到衣服上，干了以后会结成盐巴，形成一块块不规则的斑痕，“很不好看，很难洗掉”。

　　工人们的工作时间也不固定。天气预报不总是准的，尤其是雨季来临时，经常是刚到家又要回去，刚收完又要盖上，反反复复，有时李伟军在家吃着饭，电话一响就得往单位奔。此外，他还背负着滩田维护、修整一类“没完没了”的杂活，唯有工资能安抚人心。

　　上班头个月，李伟军收到了第一笔工资，除了30多块的基本工资外，还有边远费、洗理费、自行车磨损费和奖金，林林总总一共70多元，超过了工龄几十年的父母。去财务处领钱时，李伟军乐了一路，一个不注意，还把工资袋背回家了。隔月发工资时，财务找了半天，一问，才知道闹了这么个笑话。

　　拿到工资的李伟军，给姥姥买了一袋当时还算奢侈品的冰糖，其余的交给母亲存着，自己只留下一小部分。从花父母的钱到给父母花钱，李伟军有了当家中“顶梁柱”的感觉。尽管，这收入和“天化”的职工相比，实在不算高。

　　李伟军不是没想过去“天化”。1987年中考后出成绩，他的分数够得上“天化”技校的分数线，但户口却成了报考的唯一障碍——当时政策规定，只有本地城市户口才能报考技工类院校，而李伟军随母亲杨利萍，是唐山城市户口，没有报考资格。

　　喜欢读书的李伟军本打算接着上高中，父母却不赞成：上学也是为了找工作，有能力挣钱了，就没必要再往上读。

　　父母都是工人，收入本来并不差，但俩人除了要养活4个孩子，还得每月拿钱照顾两边的父母，日子过得紧巴。为了节省家用，母亲杨利萍常常跑到锅炉房附近蹲点——运煤灰的车路过，不时会掉落煤渣，有的还冒着火星，她把火灭掉，把煤渣收集起来，拿回家放凉，可以做饭取暖；父亲李志存则喜欢下班后提着刀带李伟军兄弟几个去供销社的马路边，捡些被丢掉的水果和蔬菜，只烂了个窟窿的，就拿回家处理处理，烂了一半的，就把好的部分切下来带走。

　　家里的条件原本是有机会改善的。早些年，李志存从河北农村来到汉沽（当时汉沽还属河北省）在劳改队做服务员，又被选中当了通讯员，先是骑摩托，后来开吉普，做领导们的专职司机，李伟军记得父亲开着车经过家门的样子，十分气派。

　　后来劳改队解散归入东风盐场，东风盐场又归入汉沽盐场，变成了“五分场”。李志存的编制也随之落到盐场，依旧是当司机，开卡车给附近的居民拉水。他人缘不错，出差时经常跑到偏远的农村，拉回来些棒子面、碎米粒，改善了村里很多人的温饱问题。领导多次想提拔他，但都被他推脱了——经历过文革，他只想当个普通人，即便孩子大了后要工作，他也没找过任何关系。

　　李伟军中考那年，恰逢盐场放开招工，只要是员工子弟就能参加考试。杨利萍便让李伟军去试一试，结果，350人里他考了第一，顺利入职，还因此转为天津城市户口。

　　进入盐场后，李伟军没放弃读书，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中医和法律，想着以后考个成人学历。1989年，盐场内部招生进行脱产学习，除了盐业化学、气象学、制图工艺、化验学等技术培训之外，还有和高中接轨的语文、数学和物理课程。学习期间，工资不变。

　　李伟军当即报了名，2年半后，他被重新分配到盐场的生活部门，协助领导进行职工和居民的物资采购分配工作。

　　从风吹日晒到坐办公室，李伟军的心情好到没法形容。在新的部门试用期间，他每天兢兢业业，盼着转正，可半年后，却由于“没有疏通关系”，又回到了风吹日晒的晒盐场。

　　1990年代，“天化”大楼所在的新开路沉浸在空前的繁荣中，汉沽商厦、金翔商场、汉沽百货、天龙商厦生意红火，逢年过节，汉沽人总要把4家商场从北到南，依次逛完。

　　效益最好那几年，“天化”划分给各车间共青团的经费水涨船高。杨建林主编的车间宣传月报里，有个“豆腐块”长期接受职工投稿，写一首七八句的诗，就给50元稿费。如果有职工参与了救援活动或者减少了工作事故，写出来的工作报告能拿200元奖励。

　　1997年，杨建林的工资已经涨到1000多元，而在盐场干了10年，李伟军的月薪却不到500块。这些年，他所有工资都交给了家里，家中唯一的房子也给了大哥，轮到自己结婚时，竟拿不出积蓄和房子。

　　1996年，李伟军向一众亲戚借了钱，拉了贷款，攒了几万块，在金谷里买了套由盐场牵头的筹建的集资房（企事业职工自己凑资建房，由盐场管理，出售给符合条件的工人，产权归个人所有，相当于商品房）。1998年房子建好之前，他和妻子吴静芬一直借住在亲戚家。

　　住进新房以后，李伟军也没少为房贷的事发愁。2004年，他当上小组长，工资涨到720块，但每月还完贷款，就只剩300块。夫妻俩每天勒紧裤腰带抠抠索索过日子，有时，吴静芬的娘家会补贴一些，但也并非长远之计。

　　最困难的一次，家里没钱买米了，李伟军去银行取钱，又不敢多取，只取了10块钱，遭到柜员一顿白眼。回来的路上，他想，得改变现状，至少，要找点外快。

　　机会还真来了。康威保险公司（化名）到汉沽本地招工，李伟军听同事说过，这个行业正火热，赚钱多。参加了3个月的培训后，他拿定注意，“去拼一把，实在不行，还有盐场的工作兜底”。

　　和盐场比，保险公司的工作更为体面，公司要求男员工一周里每天的领带不能重样。刚入职时，李伟军领着800块的工资，其中有一部分都拿去置办西装了。

　　保险公司的工资和绩效、职位挂钩。李伟军卯足了劲，一年间从业务员晋升为内部讲师，工资也由800涨到了3800，不但还完了家里的贷款，还陆续置办起空调、暖气、热水器等大件。吴静芬能给孩子买些不便宜的当季水果吃了，“生活算是达到一般人的水平”。

　　不过，想着“保险公司也许做不长久，盐场可是铁饭碗”，李伟军始终没把关系调动到保险公司——事实证明，和他同期入职的同事，后来七成以上都离开或转行了。

　　2008年，李伟军察觉到保险行业的景气度不如以前了，但自己的工作量却丝毫没减少，有时忙起来，只能睡在办公室。讲师的工作很耗脑力，快40岁的他明显感觉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积累了多年经验的李伟军先是去了另一家保险公司做编外讲师，2009年又辞职创业，可没几个月，就遇上了经济危机，只能作罢。

　　恰巧这时，盐场发来最后通牒：再不回来上班，就直接辞退。思来想去，他决定回汉沽。

　　重返盐场后，李伟军发现当年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当上了领导，而自己还是个工人。“如果一直在厂子里，我最小也是个科长了。”但他并不后悔，“要是不出去跑保险，也还不上钱。”

　　事实上，李伟军回盐场还有另一个迫不得已的理由：2008年，在东风染整厂工作了14年的妻子吴静芬下岗了，家里不能一个铁饭碗都没有。

　　东风染整厂成立于70年代，当地人习惯称它为“印染”，其中的染色工序，同样离不开盐化工原料。最红火的时候，吴静芬一家人都在“印染”上班。

　　吴静芬去“印染”，说起来也是阴差阳错。1991年她参加中考时本是名列前茅，但当时各技校更愿意招男生，对女生的录取分数线普遍要比男生高。吴静芬分数够不上技校，便去了汉沽四中（当地一家职业学校），选了冷门的会计原理和家电维修。

　　入校前，父亲有位朋友打包票，说保证她毕业后“肯定能分到天化”。可临到毕业吴静芬才发现，真正包分配的是班里的“天化”员工子女，其他人只能自己找活儿干。而打包票的那位叔叔，在她毕业前2年就去世了。每次想到这，吴静芬都感叹“自己命不好”。

　　毕业之后，吴静芬打了几个月零工，1994年9月，“印染”推出政策，员工子女可以直接入职，吴静芬想，“印染”也是个不错的单位，当了2个月学徒后，就正式上班了。

　　90年代流行条绒布，“印染”就将平整的白布加工成条绒布，再染成各种颜色，出口到国外。吴静芬所在的车间负责“割绒”，是整道工序的第一环：把成轴的布匹套在割绒机上，然后根据任务要求，在割绒机的刀片上，装上大小、形状各异的割绒针。机器一开，布匹自动向下滚，一排针在平整的布面上割出并列的长道，这就是条绒布的雏形了。之后，再送去其他车间染色。

　　割绒过程中，吴静芬要随时注意有没有“跳针”，布料割好后，还要检查布匹，哪里破了个窟窿，就用针线补上，没割到的地方，就手动切割。

　　1995年前后，隶属于天津纺织局的“印染”被承包给了个人。吴静芬的工资开始和工作量挂钩，每天上8个小时，月底能拿500多块。最多的几个月，到手的工资在1000元以上，比“天化”还高，同事们颇为自豪：“印染这份好差事，天化都不换。”

　　有时一群人还会边工作边数着米数，计算着这天能拿多少钱——到100块了，就把活儿一收，不干了。闲暇时间，去歌厅、下馆子，无比惬意。

　　吴静芬为此感到庆幸——1985年，“上山下乡”的父母被借调回汉沽时，从一众国企里选择了“印染”，理由是“盐场工资低，活儿累，‘天化’拿得多，但味太冲”。等到吴静芬也进了“印染”，一家三口逢年过节拿到的年货更多了，送完亲戚朋友后，还是吃不完。厂里还会把不达标的布料分给员工，吴静芬母亲就用缝纫机做成衣服、床单，家里至今还有不少攒下的条绒布。

　　但好景不长，从千禧年开始，“印染”开始走下坡路。条绒布的类型不断更新，“印染”用的却还是老一套工艺，要想更新迭代，就必须连着机器一起换，“哪儿有钱呢？”吴静芬说。

　　风光的日子一去不返，最空闲的日子，吴静芬一个月上不了几天班，工资远没以前高。2008年，承包人投资失败，合作方卷钱跑路，苟延残喘的“印染”迎来了倒闭。

　　丈夫刚刚从保险公司离职，自己又失了业，家里的经济状况一下吃紧。下岗后的吴静芬想找份“上险”的固定工作，但35岁的她光凭割绒那点手艺，在汉沽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单位，只能和同事一样打打零工。

　　最辛苦的时候，她同时做着2份零工，一个月加起来，收入不过1000来块，相当于10年前“印染”给的工资。可这些年，汉沽本地的房价已经涨了10倍了。

　　走下坡路的不只“印染”，2010年以后，由于全国不再统一规划，各地纷纷建起化工厂，市场上价格战的硝烟四起，加上“天化”内部两个项目投资失利，效益大不如前。王丽芳隐隐感到不安：以往逢年过节必发的海鲜、冻肉、糕点，现在发不出来了。

　　杨建林则在10年前就对企业的下滑有了预感：1999年，他晋升为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工资涨到了2000块，欣喜之余，也隐约觉察到，“天化”的“精神头”不够了——分给共青团的资金在下降，厂里的文娱活动也在变少。

　　当时，周边的居民对“天化”飘出的气味时有不满，厂子内部也流传着和事故有关的秘闻。杨建林记得，有次厂区突然停电，一名女工人去查看冰箱里的化学药剂（因爆点极低，需要保存在冰箱里），结果一打开门，就发生了爆炸。

　　“天化”由盛转衰，金翔商场和天龙商场随之陆续关停。新开路上，只剩下金百汇（原汉沽商厦）和汉沽百货大楼。之后一直到2014年，汉沽就没再有大型购物中心入驻。吴静芬一家想要大批采购生活用品时，宁愿坐1个多小时的133路公交到塘沽城区去，那里有家叫“乐购”的商场，商品更齐全、打折力度更大。

　　对于这个变化，她的弟弟吴志强感受更为强烈——90年代吴志强从汉沽去塘沽上学时，觉得塘沽就是个小渔村，可2000年再去时，“塘沽已经发展得十分繁华了，远远超过汉沽”。

　　在工作方面，吴志强算是汉沽本地的“异类”。父母、姐姐都在“印染”，他却因为中考时够不上“天化”技校的分数线，又嫌盐场技校的工种不好，最终报考了中建六局（全称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技工学校，学了机械维修。

　　90年代以来，中建六局二公司包揽了汉沽的不少建设工作，坨南里、顺驰等居民小区以及滨河世纪广场，都是这家企业建的。

　　吴静芬进入“印染”那年，吴志强也结束了为期一年半的实践课，正式入职中建六局二公司，负责维修、保养厂里的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机械。当时吊车一类的大型设备并不多，一般是几个工地轮流使用，损耗程度很高，坏了就拉到厂里维修。维修集中的时候，厂里人手不够，拆卸发动机这些两个人干的活儿，都是吴志强自己干完的。

　　吴志强刚转正就拿到了100来块的工资，和姐姐吴静芬比不算高，但当时汉沽饭店里最贵的肉菜也就5元封顶，给家里交完生活费，剩下的钱，吴志强可以随时和朋友下馆子。

　　起先，厂子只修理公司内部的车辆，工人们手艺精湛，吸引了一些慕名而来的外部客户。为了扩大收益，吴志强转正的次年，厂子放开了限制，开始接待外面来的车辆，他的工资一下提高到了200多块。

　　同年，新的模板厂启动建设，需要从各厂调工人过去。吴志强年轻力壮，推高台、铺地面、搬设备，什么活儿都干，有时干到凌晨4点，回家睡3个小时就接着上班。最辛苦的那个月，他拿到了900块。

　　可这样的好日子也没持续太久。接下来几年，企业的工程接连亏损，到了1999年，工资发不下来了，厂里拖了两三个月，说要回三角债，才能给员工补齐工资，但到了承诺的时间，还是继续拖着。

　　用吴志强的话说，这是后来进厂的人不思进取，把口碑给搞砸了。当时厂里流传这么一个说法：“职工不干活，也能坐家里吃两年。”——作为国企员工，无论活儿多活儿少，每个月都能从厂里拿死工资，因此，想法子、托关系往里塞人的现象很常见。人是进来了，但手艺却不过硬，修理的质量大打折扣。同时汉沽本地又涌现出来一批民企修理厂，很多有经验的老员工纷纷跳槽或自己单干，带走了很多固定客户，让效益本就不好的厂子雪上加霜，最闲的时候，吴志强一周才上两天班。他生出了辞职的打算，恰好外企“亚实履带”来汉沽招工，他专业对口，一下就通过了考核。

　　那年头，人们普遍认为“外企干不过3年”，不像国企是个铁饭碗，一旦干不好就可能被辞退。犹豫片刻，吴志强还是决定闯一闯，1999年，他辞掉中建六局的工作，开始了坐班车来往塘沽和汉沽两地的生活。

　　入职后要办养老保险，吴志强便到塘沽的中建六局总部调档案。一路上，他发现塘沽已经交通发达、高楼林立，和10年前他在中建六局技工学校上学时完全不一样——技校位于塘沽区北塘地段，距汉沽城区20多公里，往来两地的公交每天只有一趟，去报到时，说是去了荒郊野岭也不为过：一条马路，树也没有，周围是盐碱地，风一吹，黄沙漫天。那时塘沽主城区也好不到哪去，最繁华的步行街不过几十米，和震后重新规划修建的汉沽主城区相比，相距甚远。

　　“塘沽以前只有个碱厂和盐场，在荒地上从零建起‘开发区’，引进了很多企业后才发展起来，超过汉沽的。”吴志强总结道。

　　当时，紧邻塘沽城区的盐碱荒滩已经建起了一片22平方公里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下称“天津开发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陆续吸引来雀巢、三星、摩托罗拉、可口可乐等3000多家外企；随之而来的还有三甲医院、重点学校、大型商场和住宅小区。到了2001年，天津开发区在所有国家级开发区里，排到了首位。

　　塘沽超过汉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天津港保税区的出现。保税区引来了包括“亚实履带”在内的一批外企进驻，股份制改革也让港口有了活力。2001年，天津港一跃成为中国北方第一个亿吨大港。

　　吴志强每天上下班路过开发区时，会看到建筑工地上的楼层在肉眼可见地变高。没多久，第一栋建成了——那是摩托罗拉在天津的生产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之一。他的同事打算在这买套房等升值，被家人拦下了。没成想，几年后开发区的房价就翻了几番，最贵的地段突破5万一平。“塘沽赚钱机会多”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就连天津市区的人，也有不少愿意每天坐1个多小时的轻轨到开发区和保税区上班。

　　2006年，天津市为滨海新区的正式成立做准备，对产业功能分区和布局做出了调整，汉沽城区被重新规划为“海滨休闲旅游区”，原本依托“天化”规划的“化学工业区”因此更名为“现代产业区”；之前获批的28平方公里工业用地，也被控制在了6.6平方公里内。

　　换了跑道的汉沽很快遭遇了问题。“这地儿实在太偏僻了，就有个航母公园，旅游业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吴志强总结。很多去过泰达航母主题公园的游客吐槽：位置偏远，距天津主城区60公里，进了大门口，还要接着打黑车才能到售票口。后来，汉沽陆续打造的几个景点，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在吴志强的印象中，2010到2014年之间受政策的影响，汉沽也曾经掀起过一阵买房潮，买房客大多是外地人，奔着教育投资来的。

　　根据当时的《天津市公安局户口管理有关规定》，外来人员在本地买房或投资就送“蓝印户口（天津市暂住户口，可享受与本地居民同样的待遇）”，3年后即可转为本地“红印（指天津市正式户口）”，在此期间，子女能够在当地参与高考。

　　对于周围省市的学生来说，这无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抛开天津卷的难度，在天津参加高考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这里考生人数少、重本升学率高，在山东、河北等高考大省只能上二本或普通一本的分数，在天津可能够得上985高校。

　　于是，在天津各区县里，位于滨海新区、房价又相对低廉的汉沽，便成了那些“高考移民”家庭眼里的风水宝地——按照2009年天津市对入户门槛进行的改革，在塘沽辖区申办蓝印户口，所需的购房款是80万，而在汉沽，只需要60万。

　　李伟军儿子李沐的班上就有很多“蓝印”同学。高二分科后，李沐所在的文科班，40人里有将近一半都是蓝印户口。这些同学大多来自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高考大省，每次李沐和他们聊到各地的高中生活，双方的反应都是惊奇——他所在的汉沽一中是当地的重点高中，但天津教育局要求不能补课，即使在高三，每晚7点也就放学回家了；外地同学听了不敢相信，因为在他们老家的高中，晚自习一般上到晚上10点半，统一住宿，早晨6点就要上课。

　　高三那年，李沐班里转来两个唐山的同学，头次月考，两人就进了年级前10名。但高考过后，这些“蓝印”同学就很少回来过，至今高中班里都没开过全体的同学会，因为实在凑不齐人。

　　2014年，天津取消了实施近20年的蓝印政策，用官方的话说，“目的在于支持愿意在津脚踏实地创新创业的人员，而不是借落户之机，单纯挂靠户籍，或为子女获得参加高考资格、买房炒房的各类其他人员”。

　　2015年8月12日夜里11点，李伟军准备上床睡觉，突然听见一声巨响，接着，窗户强烈震动，他以为是地震了。

　　10公里外，杨建林早已熟睡，对窗外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女儿杨纯在房间画画，她听见玻璃“咣”的一声，第一反应以为是“天化爆炸了”，后来刷微博，才知道是几十公里外的塘沽天津港，一个化学品储存仓库出了事。

　　这场发生在塘沽、夺走165条生命的“天津港8·12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像一道分水岭般，为汉沽曾经的辉煌彻底画上句号。2016年3月5日，“天化”顺应搬迁政策，宣告停产。这天，距离东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汉沽工场成立，刚好78年。

　　杨建林的弟弟服从分配去了消防队，弟媳去了街道办。王丽芳已经40多岁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月都只拿2000块的工资，思来想去，她决定准备退休。

　　杨建林则像有所预见般，早就从“天化”辞了职，凭着在厂里培养起来的刻字爱好，开了一家书画刻字店。

　　在“亚实履带”工作了15年，吴志强虽然工资不高，但通过提高绩效、参与评级和节假日的加班费，多的时候他一个月也能拿3000元，是中建六局前同事的好几倍。外企逢年过节福利也不少，月饼和蛋糕，都是好利来的。吴志强在那段岁月里结婚生子，过上了相对不错的生活，直到2014年“亚实履带”产业转移，突然开始裁员。

　　那年吴志强40岁，孩子准备考高中，正是要用钱的时候，眼看着工资和待遇接连下降，同事一个个被裁，知道自己也在劫难逃。失业那天，吴志强故意在家人面前表现得云淡风轻：“今天不吃晚饭了，也不挣钱。”

　　汉沽已经没有适合他的工作了，想糊口，只能继续在塘沽。吴志强去了开发区，干的还是老本行，做大型机械的质检员，待遇大不如前。外甥经常打趣地问“为什么过节没有好利来的蛋糕吃了？”吴志强只能只笑笑，说现在的公司穷，不发这些东西了。

　　吴志强后来了解到，那几年塘沽人力成本上涨加上优惠政策到期，许多企业纷纷转移到外地去了，在他离职的2014年，曾经辉煌一时的摩托罗拉也将生产基地迁到产业链更齐全的武汉，原来的厂房改成了京东物流的仓库。很多同事都说：塘沽也像10年前的汉沽一样，开始走下坡路了。

　　人们的感受在2017年得到了验证，“挤水”后的滨海新区GDP总量减少了1/3，一条留言很快被顶到热门：“滨海新区变宾每新区。”

　　高考前，李沐和本地同学聚在一起，互相讨论起未来的计划。大家都打趣说，“绝对不当老师”“绝对要往外考”。但实际上，大多数人还是留在了天津，报考了最热门的天津师范大学和天津外国语大学，想着毕业后当老师，一来离家近，二来，滨海新区下设的学校，教师的待遇领先全市。

　　“多一个证，多一条路。”王丽芳也催促起女儿报考教师资格证。某种程度上，这是大多汉沽家长的想法——汉沽不比以前了，“印染”“天化”相继倒闭，如今能叫得上名的企业，除了盐场便所剩寥寥。除了当老师，没有太大的发展。

　　但女儿杨纯似乎继承了父亲杨建林的艺术天赋，毕业后，在天津市区一家公司做绘画设计，面对母亲三番五次地催促，她拒绝得很干脆：“我又不喜欢孩子，当什么老师，误人子弟。”

　　李沐同样没有选择老师这条路。他一度想过去塘沽工作，可上大学后，那里的烂尾楼越来越多，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在他眼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天津都不是好的选择——他想从事的传媒业，在天津几乎是一片空白；一些在北京需要抢票的电影，天津依旧没有排片。

　　但吊诡的是，这样一座城市，依旧如磁石般吸引着无数外地人。在2018年5月的“抢人作战”中，天津市出台了“海河英才”引进计划，再次放宽落户条件，只要在天津无房、无工作、无社保、年龄不超过40周岁的全日制高校毕业本科生，都可提交落户申请。消息一出，办理落户的人群瞬间填满天津各大行政中心。

　　李沐还是决定离开天津去北京发展。对于儿子的选择，李伟军没有异议，只是告诉他，“有实力，走到哪里都不怕”。李伟军常常提起自己在保险公司的日子，他知道，没有什么永久的铁饭碗。

　　2014年，汉沽开通了高铁站，直达北京的车次每天只有一趟，平时座位充足，一到节假日就抢不到票。后来大概是客流不足，这趟车干脆取消了。李沐从北京回汉沽，要先坐高铁到塘沽，再转两趟公交。

　　每次途经塘沽的滨海站，李沐都觉得空荡荡的。外面就是于家堡金融区，为了匹配计划中的“全球最大金融中心”，高铁站内预留了大量空间，比市内的天津站还大。但如今，这里的年客运量不到天津站的1/10，只开放了其中3个检票口。

　　最近一次坐133路公交车回家的路上，李沐看向车窗外，发现这些年，沿途风景变化不大，“天化”已经关停，“天化北门”和几个依托“天化”而设的站点，也在今年换上了新的名字。

　　李沐对这家工厂并无太多印象，只知道很多汉沽人都曾在这工作过，而如今，几乎没有人会在这里下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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