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位于天津河北区的旧奥租界有许多名人故居。昔日的津门奥租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它存在时间也并不太长。从光绪廿八年（1902）搭上东西方列强占据津门、京师，并签署《辛丑条约》的末班车，到民国六年（1917）被参加一战的北洋政府收回租界，前前后后只存在了14年多。尽管如此，因为这里不是清政府及北洋政府的管辖区，一些想避开京城是是非非的政客们还是愿意来此居住，继而，风风雨雨也就不可避免地在京津两地轮番上演。

　　在天津奥租界里溜达，我的目光与好奇心配合得十分紧密。民族路47号门前的“鲍贵卿故居”几个字先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此时，天津文史界的好友突然发来信息：“你在哪儿？”得知我在鲍贵卿故居门口，便继续问：“在鲍贵卿的哪处故居？”怎么还不止一处？“是啊。民族路有一处，平安街是另一处。他主要住在平安街81号，咱们就在那里见面吧。”

　　第一次听说鲍贵卿这个名字，是在一次攀登八大处公园后山的活动中。那次我与两个访古发烧友一道，翻过了第八处证果寺的后山，再沿着北侧水泥山路步行约一公里后，看到路旁的枯树林中矗立着一座尚完整的牌坊，牌坊的额坊上刻有“海城鲍氏家祠”字样，周边则是一堆荒坟。

　　走到树林中央，只见一座由青石砌成的墓穴，大约两米多高，墓穴左侧有一处坑洞，直通墓穴底端。在墓穴以外，还能看到两根10米多高的石柱华表。华表通体被涂鸦，显得有些破败。

　　鲍贵卿是谁？他怎么会葬在八大处，而且是这样隐蔽的地方。待我回家翻阅资料，发现这个鲍贵卿大有来头。

　　先说说他的籍贯吧。鲍贵卿是奉天（也就是而今的辽宁）海城人。他的同乡，既有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也有与北京缘分颇深的奉系将军陈兴亚。

　　当然，鲍贵卿与张作霖之间并不单单只有同乡之谊。鲍贵卿的童年寓所，与张作霖的家宅门户相对。鲍贵卿比张作霖年长八岁，幼年的张作霖曾经得到鲍贵卿母亲的哺育，所以两人过从甚密。

　　后来，张作霖把自己的长女张首芳许配给鲍贵卿次子英麟为妻，二人结为儿女亲家。可是鲍贵卿的发迹，却不是依靠张作霖。

　　鲍贵卿19岁那年，投奔了淮军正定统军总兵叶志超。“叶志超”这三个字，您是否熟悉呢？中学历史课本提及甲午战争时，一定会讲到叶志超这个人。课本的大字部分言道：“日军分路围攻平壤时，清军统帅叶志超弃城逃走，日军占领平壤。”叶志超逃走，竟是“狂奔五百里，退到中国境内。朝鲜全境沦陷，战火烧到中国领土。”辅佐这样一位统帅，想来鲍贵卿也够憋屈的。结果，空有一身才华的鲍贵卿受统帅连累而被清廷革去了职务。

　　鲍贵卿的下一位伯乐，是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聪明且能干的鲍贵卿为袁世凯所赏识，不断得到提拔，先后担任了安徽芜湖镇守使、黑龙江督军、吉林督军、北洋政府的陆军总长等职。民国十一年（1922）初下野后，鲍贵卿便到津门做了寓公，宅邸位于奥地利租界区内，也就是而今河北区平安街的81号。这可是一处十分奢华的花园式公馆，被时人称作“鲍家大楼”。

　　据说，鲍贵卿颇精通建筑工程，尤其对房屋建造兴趣浓厚。在津门隐居时，他居住或主持开发的住宅、别墅等，相当部分都是由他亲自设计、监工。

　　晚年寓居海河之畔的鲍贵卿，心心念念的人生归宿还是北京城。在精力尚佳之时，他在北京西山寻到一处可作坟茔的土地，大约七百多亩。据说，坟茔内的地面建筑与地下部分，也是其自行设计监造的。坟茔中的石牌坊、石雕、石刻等物，在北洋时代的军阀坟茔中难得一见。最终，于人生大戏落幕以前，鲍贵卿回到北京。他离世的地方，是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也就是而今北京医院的所在地。

　　当我找寻鲍贵卿于京津两地的生命足迹时，意外地走进天津水上公园，这可是天津城区内规模最大的一处市民休闲乐园。待我一页页翻阅随身携带的水上公园史料时，猛然间发现：原来这座公园，也与鲍贵卿有些瓜葛。

　　寓居天津时期的鲍贵卿，对于房地产开发可谓是“一把老手”。那些年，就在鲍贵卿担任“仁义”地产公司董事长期间，见该公司地产大多分布在天津南门外炮台庄附近，且都是些低洼坑地，不能营建房舍，便成立了“顺记”垫土公司，由山东籍好友解明臣管理业务。鲍贵卿与解明臣合资，用极低廉的价钱买下天津城区西南郊的六百多亩碱地。随后，取该地之土，运至炮台庄附近，用以垫平仁义公司所属的坑地。

　　由于长期在西南郊一带取土垫地，从而形成了不少大坑，当时人称“解家（解明臣）大坑”。解放后，天津市政部门利用“解家大坑”兴建起了水上公园的大片人工湖区。

　　了解了鲍贵卿的故事，我又赶往建国道。就在建国道西段南侧、北安道与寿安道之间的位置，曾有一座气派的洋楼。那里居住过的，是北洋时期的国务总理靳云鹏。

　　此外，和平区四川路2号，也曾是靳云鹏的寓所。这座寓所系民国十八年（1929）靳云鹏以延福堂的名义购于英租界工部局的一所庭院式洋楼。

　　靳云鹏的名字于我而言还是通过民国初年的纪念邮票“结识”的。就在民国十年（1921），为纪念“中华邮政开办二十五周年”，当局特意发行了一套四枚的邮票。这四枚邮票颜色不同，图案呈现了三位政界人物：总统徐世昌、总理靳云鹏、交通总长叶恭绰。有趣的是，这三位民国政要，都曾在京津两地安过家。

　　作为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出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山东邹县人，与儒家学派的亚圣孟子同乡。这位孟子的小老乡自小学习孔孟之道，但因青少年时期的诸多不顺，遂产生了弃文就武之念。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靳云鹏应募入伍。经过多年历练，最终成为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担任国务总理的靳云鹏遭遇到的是更多的不顺与尴尬。当时出现过一起“靳云鹏挨茶碗”事件，且成为上层社会的笑谈。

　　据说，民国十年（1921）10月外蒙古地区局势紧张，北洋政府在津门召开由曹锟、张作霖、靳云鹏、王占元及属下等参加的“四巨头会议”。会议结果是张作霖从中央政府获得“征蒙”军费200万元及开拔费100万，而曹锟仅索回直军欠饷50万。直系内部对此大为不满，曹锟本人还没发作，坐在一旁的曹锟四弟、直隶督军曹锐却站起来，破口大骂靳云鹏不公平。靳云鹏回了几句嘴，曹锐更加恼怒，顺手抄起茶碗向靳云鹏掷去，正巧打在靳云鹏的头上。曹锟和张作霖赶忙劝架，事态方才平息下来。两个月后，靳云鹏即在奉系等的逼迫下辞职，随后定居天津，直至1951年病逝。由此算来，靳云鹏在天津生活了30余年。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靳云鹏于民国廿二年（1933）联合孙传芳出资兴办佛教居士林。靳云鹏自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然“林”中的清净并未保持多久，到民国廿四年（1935）11月13日，一位名叫施剑翘的女青年刺客竟然刺杀了孙传芳。据说，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是被孙传芳杀害的。

　　孙传芳死后的第五年，靳云鹏又与昔日北洋时代国务总理龚心湛等发起修建天津大悲禅院。这座位于河北区的著名寺院至今还是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

　　徘徊在天津的靳云鹏故居门前，我的思绪居然转回到北京，转回到南锣鼓巷，转回到东棉花胡同。看到这里，您会不会感到奇怪：靳云鹏与东棉花胡同有甚关系？难不成这里也有靳云鹏的故居。说实在的，而今任凭您把东棉花胡同遛穿，也绝不会见到靳云鹏的寓所。这是因为靳云鹏寓所的原址成为中央戏剧学院的所在地。有朋友对我讲：“南锣鼓巷的繁华，就是因为中戏的存在。”我想把他的话再往前引申一下：“中戏的安家，就是因为靳云鹏的这座大宅。”

　　在奥租界的区域内，北洋时代的三位总统或总统家眷，都在这里安居。这三位总统分别是：袁世凯、冯国璋和曹锟。民主道靠近海河的地方，矗立着一排端庄素雅的奥式楼宇，那便是冯国璋下野后所居住的寓所。作为北洋军阀时代三大派系中直系军阀领军人物的冯国璋，是直隶省(而今的河北省)河间府西诗经村人。在清代，由于天津府管辖着沧州、南皮等地，河间府一直与天津府为邻。解放后，河间县还曾划归天津市管辖。所以，冯国璋的出生地，也算与津门有缘。

　　青少年时期的冯国璋，曾在北方地区最重要的传统书院——保定莲池书院读书。而后，他又转到天津的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步兵科。多年之后，做事专注且心思缜密的冯国璋在赴日考察军事的过程中将考察内容编成兵书。未久，这部《训练操法晰图说》成为清末武备学堂和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从而为袁世凯赏识。此后，冯国璋的人生轨迹便与逐渐发迹的袁世凯连在了一起。

　　按照冯国璋后人冯海仑的回忆，光绪二十九年（1903），冯国璋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担任督办时，一个满族贵族学员在校外宿娼、吸食鸦片无人敢管，他得知后，立即带人前往，将人及烟具一并带回学堂。此学员仗贵族之势口出不逊，冯国璋勃然大怒，将军帽力掷于地，说:“我宁可不做此官，也要严明纪律!”遂用军棍奋力责打，以致军棍折成两段，后又将其开除学籍，驱逐出校。自此，再无人敢违反校规。

　　进入民国时代，作为袁世凯重要助手与得力干将的冯国璋曾于民国元年至二年（1912至1913）担任直隶都督兼民政长。此时，正值直隶省的政府职能部门由保定全部迁往津门，所以冯国璋也算是天津百姓的“父母官”。

　　一是宣统三年（1911）津浦铁路南北分段通车，北起天津北站，南至南京浦口站。随着民国元年（1912）位于济南泺口的黄河铁路大桥建成，津浦铁路全线月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建成通车，津浦线与沪宁线贯通运营，成为京沪铁路的一部分。而今，作为晚清民国时代津浦铁路的重要遗存，天津境内还留有天津北站及北天桥、天津西站、静海站、唐官屯站、杨柳青站。

　　二是天津工业售品所开办。该所主要销售精致的小手工业日用商品，是当时国内唯一专售国货的新型百货商店。民国十二年（1923），天津工业售品总所更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这家售品所北京的分店就在王府井大街南段。

　　关于冯国璋的轶事，民间流传许多。比如，冯国璋曾对袁世凯称帝表示不满。民国四年（1915）他在南京任职时，听到坊间传闻“袁世凯打算称帝”，为此居然专门来趟北京，当面询问袁世凯有无此事。袁世凯当时信誓旦旦地说:“绝无此事，纯属谣言!我的长子克定是一残废人，二子克文是假文人，三子克良是个土匪，都是无用之才。假如我做了皇帝，传位给他们，不是立即完蛋吗?我何至于如此之愚蠢呢?不要听信谣言，我绝无做皇帝的打算。”

　　冯国璋信以为真，第二天即在报上发文，为袁世凯辟谣。待袁世凯称帝，冯国璋感到受骗了，他愤愤不平地说:“袁宫保真会作戏啊!”此后，冯国璋成为北洋集团之中第一个公开反对帝制的人。

　　民国五年（1916）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冯国璋则被国会补选为副总统，在南京办公。到了民国六年（1917），黎元洪与段祺瑞爆发“府院之争”，进而引发张勋复辟，终为段祺瑞所。黎元洪辞职了，冯国璋便以副总统身份进京，出任民国代理总统。民国七年（1918年）8月13日，冯国璋通电辞去副总统职务，并于民国八年（1919年）返回河间故里。民国八年（1919）10月，冯国璋抵达北京，至12月28日病逝，终年60岁。由此看来，冯国璋在津门的活动，大体结束于卸任直隶都督之时。而他与北京的缘分，则要一直持续到其人生终点。

　　冯国璋在天津的寓所，主要是奥租界内的两处。一处在大昌兴胡同8号，另一处则位于民主道50号。

　　当我漫步于天津海河东岸之时，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冯国璋的住宅竟然与袁世凯家族的寓所只隔着一条窄窄的民主道。据说，两届民国总统的房舍能离得这么近，在全国范围内也只有这一处。曾有人猜测，冯国璋当年是袁世凯的老部下，二人将住宅建得近，也许是方便二人议论国事。但袁世凯家族的寓所建造于民国六年至七年（1917-1918）。此时，已经距袁世凯离世有一两年的时间了。

　　除此之外，冯国璋于津门还有两处房产。一处位于今河北区宇纬路四马路，这是冯当代理大总统期间修建的一座花园式二层别墅；另一处是名曰“诗经村”的出租房舍，是民国十一年（1922）冯国璋以三子冯家遇的名义建造，又以冯家原籍河间县诗经村来命名的。“诗经村”于1976年地震后被全部拆除，原址上盖起新楼。

　　冯国璋三子冯家遇一直居住在民主道50号寓所内。冯国璋有五个儿子，最有出息的便是冯家遇。冯家遇早年留学德国，回天津后创办了东方油漆厂，创出“灯塔”油漆的品牌，且一直流传至今。此后，冯家遇又参与入股创办了保定电灯厂、天津恒源纱厂等企业。临终前，他将全部资产捐献给了人民政府。

　　冯家遇的儿子冯海岗、儿媳刘益素，都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同为中学教师。冯海岗夫妇的儿子，便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冯巩。据说，在特殊年代里，冯海岗的工资停发，本人被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冯巩与二哥冯达也跟着母亲离开了民主道的冯家老宅，搬进不远处大昌兴胡同 20号院一间仅有12平方米、连窗户玻璃都没有的破屋子里。所以说，童年的冯巩并没有沾上祖辈的光，反而吃了不少苦头。

　　冯国璋的寓所不止津门一地，北京东城区煤渣胡同与南锣鼓巷区域也记录着冯国璋的居住往事。

　　煤渣胡同一头连着东单北大街，另一头临近王府井大街。胡同路南，而今被协和医院使用。路北则矗立着一栋栋居民楼。只有路北的两端还能见到为数不多的平房民居。冯国璋的寓所究竟是胡同中段路北的原神机营衙门的旧址，还是胡同的其他院落，目前已无法考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冯国璋于民国时代，尤其是入主之前，就住在这条胡同里。

　　至于南锣鼓巷内的冯国璋宅邸就位于帽儿胡同内。具体说来，是晚清时代重臣文煜的居所，其中的“可园”（文煜家的私人花园）还是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冯国璋得此府邸是在他的人生大戏即将落幕时，也就是民国七年至八年（1918-1919）。后来，冯家人将部分房舍租给了民国名宿朱文钧。朱文钧带着全家人在此居住。这里面，就包括他的儿子、多年后颇有成就的文物专家朱家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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