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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成龙（1617年—1684年） ，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清朝初年名臣。

　　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八月，于时煌原配田氏生次子于成龙。不久，田氏病逝，父亲继配李氏。于成龙和继母关系很融洽，家庭和睦。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于成龙参加乡试，考官公然行贿受贿，徇私舞弊。于成龙在考卷上痛陈时弊，直抒胸臆，勉强考取了个副榜贡生。清朝入主中原后，于成龙继续致力于应举。

　　清顺治八年（1651年）于成龙在太原崇善寺开办的学校学习了四年，参与乡试，再次落榜，这年他已经三十五岁了。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于成龙兄长于化龙病故，三子于廷元出生，全家生活的担子落在他的肩上。父亲于时煌年老多病，要人侍候汤药；继母李氏虽健，也已暮年。长子、次子上学，全家开支很大，家资因此受窘。于成龙为了养家糊口，供子上学，整日忙于家务，再无工夫参加科举考试了。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已四十四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清廷委任，到遥远的广西罗城为县令。当时罗城新隶于清统治下不到两年，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于成龙到罗城时，这里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县衙也只是三间破茅房，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同来的五名仆从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坚强的意志，扶病理事，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于成龙在罗城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会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 “柳城西乡贼”。在其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俯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尽行退还”。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卢兴祖、广西巡抚金光祖等举荐为广西省当年唯一“卓异”，升任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区）知州。于成龙上任合州时，土地极度荒芜。他严格规定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原则。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这样，“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定十五年，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

　　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在黄州任同知四年，又任知府四年。当时“盗”祸，为清初一大社会问题。

　　在黄州府盗贼甚至白昼行凶，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龙上任之初，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他还特意在衣内置一布袋，专放盗贼名单，“其中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

　　对待案犯他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于成龙在诉讼、断狱方面也是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曾排解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于成龙在破案、察盗方面的许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得到反映，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的《于中丞》一节中，就叙述了有关他的两个故事。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于成龙再次举“卓异”后，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擢武昌知府，“三藩之乱”爆发。在吴三桂凌厉的攻势下，贵州、湖南望风披靡。吴三桂派许多湖北籍部将，持封官“札书”回籍策反，制造暴乱。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县发现“伪札”，知县即以“通贼”罪名大肆滥捕，搞得人人自危。接受了“副将伪礼”的该县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乘机发动暴乱。于成龙在当地很有影响，被请出来收拾局面。他以“招抚”为方针，查清事件原委后，发出安民告示，使绝大多数协从百姓归家，事态很快趋于缓和。他又冒生命危险只身进入的刘君孚山寨中，说服刘君孚，十天之内，一场动乱顺利平息。

　　八月，于成龙调任黄州知府，暴乱又接踵而至。潜入的奸细乘黄州府空虚，联络当地豪绅纷纷起事，“高山大潮，烽火相望”，声势与范围大大超过前次。面对险恶的形势，于成龙力排众议，制订了决不放弃黄州、组织乡勇相机主动进剿的策略。调集各乡乡勇数千人在东山黄土坳一带，与暴乱分子展开激战。在他的指挥下，使战斗获得全胜，受到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褒奖。

　　康熙二十年（1681年），于成龙蒙康熙召对，对他非常满意，称赞他为“清官第一”，下赐帑金、御马，并御制诗歌赠送给他，以示宠幸，旋升为两江总督（江南江西总督）。

　　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不禁叹曰：“噫！吏治败坏如倒狂澜，何止时乎？”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十五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与此同时，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康熙也称其为“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对廉洁有为的人材，于成龙反对论资排辈，他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异议，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常使远大之才，困于百里，深为可惜！”为此，他屡次上疏推荐人材。如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史称小于成龙）、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较有作为的清廉官吏，由于他的举荐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走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终年六十八岁。于成龙去世时木箱中只有一套官服，别无余物，市民为之罢市巷哭，塑建雕像祭祀，赠太子太保，谥号“清端”，雍正时入贤良祠。康熙破例亲为撰写碑文，这是对他廉洁刻苦一生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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