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阎锡山（1883年10月8日-1960年5月23日），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人，毕业于日本士官陆军学校，北洋军阀晋西系领袖，主政山西38年，号称“山西王“，1960年病逝于台北，终年77岁。

　　1883年，阎锡山出生于山西五台县，7岁入私塾，熟读四书，10岁入义塾，习诵十三经，少年时“四书”、“五经”多能脱口而出，家道中落却努力刻苦。

　　光绪二十九年（1903），20岁的阎锡山被官费选送到日本士官陆军学校，赴日本留学，并在日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

　　在日本求学期间，有一次，阎锡山因野营演习住在一个素不相识的日本平民家中，主人为其洗衣，还要连夜烘干，为的是不耽误他第二天演习；而在野外做操时，一个士兵见习生折下了一片树叶，被教官训斥：“你这种行为能断送日本前程！”

　　至于革命履历，阎锡山多次和孙中山单独相处，论起的资历，就连蒋介石也比不上。

　　宣统元年（1909），26岁的阎锡山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山西担任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没过多久便晋升为上校团长。

　　1911年10月28日，阎锡山响应武昌起义，参与领导了山西新军起事，占领太原城，杀死清廷的山西巡抚陆钟琦，成立军政府，阎锡山任都督。

　　因为以前的人把山西人叫做“老西子”，所以阎锡山又有个名字叫“阎老西儿”。

　　阎锡山家在他们村河边村，以前也算个上点档次的家庭，他爷爷、父亲读过四书五经，家里过着小康的日子。但到了阎锡山这辈，已经是要落山的太阳——不行了。于是，十几岁的阎锡山不得不干起卖饼的营生。可是，山西人爱面子，自尊心强的少年阎锡山更爱面子。

　　有一次，阎锡山母亲煎好了一筐的饼，叫他出去卖。脸皮薄的阎锡山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提着筐出门。

　　来到大街上后，别的做生意的人，都往人多的地方去，可少年阎锡山却尽往那些偏僻的小巷子里窜。好不容易看见个人，阎锡山还不好意思大声、只是小声问：“买饼子吗？”被问的人冷不防吓一大跳，结果饼没卖出去，人家回了他一句：“这娃神经病嘛。”于是，后来人们取笑阎锡山说：“阎锡山卖饼子——不敢吆喝！”

　　主政山西后，阎锡山的一名心腹爱将曾感叹说：“跟会长（阎锡山曾经是山西革命组织同志会会长）共事，有两样东西你不能碰：一是他的权，二是他的钱。

　　所以阎锡山阎老西儿的称呼还指阎锡山精打细算、为人抠门。但抠门的另一层意思是务实，至少比公款吃喝、铺张浪费好得多。

　　阎锡山出身底层，年少时又做过小买卖、在钱庄做过伙计，当然和世家子弟富二代生活习惯不一样，因此外貌被奉系军阀新掌门张学良嘲笑为“阎老西长得不行，一看就是生意人”。

　　1924年4月，应梁启超、蔡元培等人邀请，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此时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看起来风头正盛，实则双方厉兵秣马，剑拔弩张，泰戈尔这位大文豪，对偏安一隅的山西产生浓厚的兴趣，阎锡山自然尽“地主之谊”。

　　在迎接泰戈尔时，阎锡山一副文人打扮，身穿黑缎布褂，脚穿黑布鞋，满脸微笑：“今天早上喜鹊呱呱叫，我想啥就来啥，就把你泰戈尔先生迎来了。”

　　泰戈尔仿佛是有意考问阎锡山，道：“请问阎先生，什么是东方文化？”阎锡山沉吟了片刻说：“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中’字。”泰戈尔一听很感兴趣，紧接着问道：“什么是中呢？”

　　阎锡山不慌不忙地解释道：“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此‘种子’为不可思议，不能说明的，宇宙间只有个种子，造化也就是把握的这种‘种子’。假定地球上抽去万物的‘种子’，地球就成了枯朽，人事中失了‘中’，人类就陷于悲惨。”

　　泰戈尔微笑着点点头，一边担任翻译的林徽因和徐志摩两人，也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因此，泰戈尔对阎锡山印象至深可以理解，在泰戈尔后来的回忆录中，对阎锡山的描述是：“他更像个文人，举止文雅，谈吐具有哲学家的风格。”

　　在“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纷乱年代，阎锡山为山西孩子打造了美国最新样式的建筑，用于校舍与教室。阎锡山认为，什么钱都可省，唯有教育不能省。

　　1911年，山西省文盲占总人口的99%，阎锡山治晋近40年期间，山西义务教育普及率达60%～80%，各县教育经费占行政支出最高时达82%。

　　1917年，阎锡山在山西开始推行旨在启民智、育民德的“用民政治”，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兴办国民教育，规定孩子七到十三岁之间至少上学四年，学习国文、算术、体操、美术等课程，不收学费。

　　为了让孩子接受教育，阎锡山不惜“罚”天下父母，无故不上学者，罚家长1～5元罚金，10岁以后，每岁加1元。

　　阎锡山不仅“强迫”天下父母，还强迫天下“父母官”，他要求，上至省财政、教育厅局，下至村长和学董，人人都要筹集教育经费，以作财政拨款的补充。而财政拨款针对教育开支是一路绿灯。

　　1918年，阎锡山还自费在家乡创办川至中学及附小，“川至”即百川归至，校训为“公毅敏洁”。入学者，头四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鞋。学校建有7排瓦房，一共140间，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

　　在阎锡山的努力下，山西学龄前儿童受教育情况获得极大改善，连仅30户人家的小村庄都自设有学校，没有失学儿童。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发文推行山西的义务教育。

　　能够体谅他人父母心境的阎锡山，告诫他的孩子，生活中碰碰钉子、挨挨骂，有时也是一种收获和进步。

　　两个儿子去美国创业前，阎锡山送给他们16个字：“轻财重义，讷言敏行，俭己厚人，恭己恕人。”

　　阎锡山对儿子说：“我负责山西时，你祖父跟我说，要早知道我要负这么大的责任，一定叫我背几回炭、掏几回厕所，这样我才知道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艰苦，处理民事才有标准。”

　　1920年，他召开著名的“进山会议”，确定了道艺并重的教育法则，强调教育的道德功能。在他治晋期间，山西土匪几乎绝迹，犯罪率极低，1924年全省只有17次抢劫事件。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流传着这样一幅漫画，画面中的阎锡山一手提一杆秤，一手拿着算盘。阎锡山的节约和精算很出名。

　　可是他对国民义务教育的投入大手笔是让人惊叹不已。阎锡山认为，什么钱都可省，唯有教育不能省，并说：“要知学校是永远的，无论谁家将来必有子弟入学。况且花钱办教育是世上第一样积德之事，你们须以此理告人民知之。”

　　阎锡山甚至用军费当作教育经费。为解决义务教育师资问题，他推广师范教育，因此将山西整编军第五旅的一个旅的军费用来兴建太原国民师范学院，学校全部公费。

　　他花大笔经费用来修缮校舍和购置设备。1925年8月21日，全国教育界名流到山西国民师范附小观摩，当年的《申报》对此作了报道。校舍全部为特建，堪比北师大，“全校有18个教室，小学低年级教室均采用美国最新式样建筑，三面黑板一面采光，使学生在教室中多活动地步，并省目力也。全校有男女教员32人，职员2人，一切设备均极完备”。

　　在阎锡山的规划与努力下，1921年，山西省内普通高等小学校达500所，在校生5万人，男女国民学校近2万处，学生72万多人，当时山西千万人口中学龄人近百万，阎锡山的国民教育普及率在72%以上。

　　在战乱的三四十年代，阎锡山创造了中国的义务教育奇迹。陶行知曾前后三次考察山西义务教育，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除山西省外，均无义务教育可言。”

　　1918年，中国曾经爆发过一次严重的肺鼠疫，疫情波及内蒙、山西、河北、山东、安徽、南京，死亡14600余人。

　　山西的疫情源自内蒙古，是由运输皮毛的马车、骆驼队，以及晋西北走“口外”商人、种田返乡者将病菌带回，从而波及山西北、中部，右玉、左云、大同、天镇、阳高、浑源、广灵、应县、山阴、平鲁、朔县、偏关、河曲、神池、五寨、宁武、岢岚、代县、五台、祁县等20余县发生疫情。

　　山西疫情自1918年1月5日始于右玉，至3月19日全部肃清，蔓延达74天，2664人病亡。此次鼠疫传染性极强，据记载，从口外归来的感染者，出现头痛、发热、咳嗽等症状后，轻者三、五日，重者不过二十四小时，即吐血而死。右玉县南关一旅店店主，因接待口外来客住宿，全家18人相继病死。大同沙岭村，为了去除瘟神而搭台唱戏，不料戏班中有人已被传染，导致戏班二十余人疫亡。

　　在二十世纪初中国还非常落后的年代，国力、省力羸弱，遇到这样的事，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一个基本没有现代通讯手段、医疗落后的社会，对于大面积的疫情，很难有高效的办法。

　　第一、绝对公开事实。当年的1月5号，阎锡山接到疫情报告，立刻通电晋北各县，实行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先后撰白话电示数条，俾官民依照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各办法，严切执行。”

　　第二、当机立断。根据1910年东北鼠疫的教训和经验，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了主防不主治的决策。疫情进入山西几天之后，山西省防疫总局成立，由山西全省警务处处长南桂馨兼任，防疫总局在各县设分局，疫区还设有隔离所、消毒队、掩埋队等机构，山西的防疫工作全面展开。

　　第三、开放的胸怀。当时内务部派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来山西。阎先生立即聘为防疫总顾问，“授以医务全权，领中外医员以树设施上之模范。”阎锡山还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协助防疫，英国医士叶卓志、美国医士万德生、意国医士白继黄、基督教士魏礼模、司徒礼克等外籍人士分赴各地协助防疫或襄助医务事宜。

　　第四、相信一切社会力量。阎锡山不但动用了手下的官员、军警，还联合绅商，由绅商协助警佐认真防范，例如五寨就由绅商来负责消毒事宜。

　　第五、阻断交通。为了控制疫情传播，阎锡山实行了严格的交通管制和隔离措施，在全省沿外长城、内长城、忻崞交界和石岭关设置了四道防疫线，只留有杀虎口、雁门关等22处通道，均由军队把守实施检疫，省城太原附近各县还加派军队分段检查，最终确保了省城太原和晋南、晋东南等地没有发生疫情。铁路方面，不仅停开前往疫区的火车，而且太原等地前往非疫区的乘客也都要接受检查，无病方可购票上车，稍有疑似便要隔离七日。这一举措说明山西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省份，尽可能地避免了将病毒传染到外省非疫区。

　　此外，阎锡山赏罚分明，严厉追责，以督促各级官员全力防疫。代县知事（知事相当于县长）曾宝豫因防疫不力而被撤职，右玉知事因未按规定设立隔离区而被记大过。同时，阎锡山对认真防疫的偏关知事嘉奖，对如期扑灭疫情的五台、代县、定襄知事记大功一次。

　　山西的许多防疫措施也较为人性化，比如，考虑到当时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没有对疫亡遗体强行火化，而是要求深埋处理；再比如，对于流浪贫民和乞丐都集中管理并给予食宿，以防止人员流动带来的传染风险。

　　因为有开放的胸怀、得力的措施，山西动员了全省各方面的防疫力量，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当时国内外对此的评价是：“中外人士，乃致叹于筹策之神。”

　　阎锡山的部分防疫举措，虽然引发了一些抵触和仇视情绪，但相比1910年造成数万人死亡的东北鼠疫，山西的防疫工作卓有成效，在当时的社会管控能力和医疗卫生条件下，保证了疫情没有在山西更大范围蔓延，在74天内消灭疫情实属难能可贵。

　　很难相象，如果阎锡山当年封锁消息、刻意瞒报，抓捕“造谣传谣”者，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1960年，阎锡山去世之前，为自己作挽联说：“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功夫；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笔事功。”“摆得开，摆得开，沾染上洗干净很不易；持得住，持得住，掉下来爬上去甚为难。”“对在中间，才称善；中到无处，始叫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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