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州有多苦?张学良与傅作义鏖战三个月终是城内百姓扛下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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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其实涿州是一座千年古城,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著名的桃园三结义就在当时的涿县。
涿州历史上有过许多苦难,近代涿州发生过一次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奉军和晋军在此 鏖战三个月之久。
对垒的两位主将分别是张学良和傅作义,日后他们都成为风云人物,载入史册。但鲜有史料提及,那场战役背后涿州百姓所遭受的苦难。
1927年是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国共合作组织的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孙传芳和吴佩孚。但在占领上海后,老蒋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公开叛变革命。
中共影响下的武汉国民政府继续进行北伐,在河南临颍大战中大败奉军主力,与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会师河南。奉军被迫退守山东、直隶。
此时北方还有另外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阎锡山的晋军。阎锡山是个政治投机高手,一向朝秦暮楚。阎锡山是老同盟会员,算是革命党人,但袁世凯上位后他立马就去巴结袁。
这次也一样,他曾与张作霖共同夹击冯玉祥。但奉军被北伐军大败后,他又立刻打出青天白日旗,将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并誓师“北伐”。
阎锡山野心不小,赶走奉军,北方就是他的天下,自古以来掌控北方的人物都能称王称霸。
此时的晋、奉两军都处于巅峰状态,奉军的东三省兵工厂规模居全国之首,而且有飞机和坦克。晋军的太原兵工厂也能实现自给自足,能仿造轻机枪。而且两个兵工厂都以产炮而著称。
阎锡山看准机会,派出四个军的主力部队,一路东出京汉线,沿铁路北上。一路北上京绥线,沿铁路东进。目标是会师北京和天津。
两路大军开动之后,阎锡山还派出一支由自己直接指挥的奇兵——傅作义的第四师,去切断京汉路与京绥路间奉军的联系。
傅作义毕业于保定军校,年初时还是个团长,孤军在晋北天镇阻击冯玉祥的国民军达三个月之久,由此成名。被提拔为旅长,很快又升为师长。
1927年10月3日,傅作义部在蔚县集结,准备袭击北京城南铁路沿线的良乡或者涿州,威胁奉军的大本营北京。
傅作义的目光最终放在涿州。涿州北距北京百里,南距保定百余里,东距天津二百余里,既能切断京汉线奉军退路,又能阻断奉军补给。
张作霖亲自坐镇北京,为了确保京汉路的安全,派儿子张学良在保定设立前敌指挥中枢,并在涿州部署了一个师的兵力。
晋军主力出击时,奉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接连失利。张作霖被迫将驻守涿州的第15师调往保定以南作战,而改以张学良的卫队旅王以哲接防。涿州兵力锐减,给了傅作义偷袭的机会。
从日后的发展来看,傅作义不仅擅长守城,搞起偷袭来也堪称专家,日军和解放军都吃过他的亏。
按照原来的行军计划,傅作义部要进出桃花堡,很容易被奉军发现。他决定从蔚县以东的九宫口进入大山中,转到拒马河上游,再沿河南下。
这条山路虽然非常艰险,行军困难,但人烟稀少,不易被人发现,能起到奇袭效果。
傅作义先头部队赶到涿州附近时,来接防的奉军王以哲旅也刚到,部队陆续从南门入城,涿州商会会长正设宴为其接风洗尘。
人算不如天算,傅作义派了一支先遣队趁乱从北门进城,正在换防的奉军正好无人值守北门。晋军沿着中心大街向南急行,城内老百姓一时间也搞不清是哪里来的部队。
晋军与奉军遭遇时突然举枪射击,奉军猝不及防,前面的部队伤亡大半,后方的人马则一哄而散。城内顿时枪炮声大作,涿州之战打响。
正在喝酒的王以哲听到枪炮声立即赶回指挥部,但部队已经大乱,他只能撤到城东南角的天主堂。直到晚上才发现来袭的晋军人数并不多,于是发动反击,一度打得晋军难以立足。
关键时刻,晋军先遣队长挑选百余名突击队员,爬上屋顶缓慢来到南大街,居高临下破坏了奉军许多工事,最终将奉军赶出城外。
此后傅作义率第4师师部和后续部队也陆续进入城内,京汉铁路在晋军的炮火打击范围内,列车不敢轻易通过。而且涿州还威胁北京和保定侧背,奉军必然会调集重兵来攻。
涿州地处平原无险可守,唯一的工事是古城墙,城垣南北长约3里,东西长约2里半,高度大约三丈多。城内还有两座高塔,可以用作炮兵的观察点。
傅作义进城后立即下令构筑工事,布置炮兵阵地。由于有此前守天镇的经验,这些自然不在话下。但对他不利的是,出击的几路晋军主力很快遭到奉军的打击,退回了山西,这也就意味着傅作义成了孤军。
张学良得知涿州丢失后立即调集3万多人前来围攻,于10月15日拂晓发动第一次总攻。奉军利用100多门炮火和飞机猛轰城墙,随后步兵从东南北三面蜂拥而上。
晋军一边还击一边修复工事,傅作义亲自上城墙指挥士兵设置阵地。最终,奉军因伤亡过大被迫停止进攻。
16日,奉军发动第二次总攻。工兵在夜间铺了两条轻便铁路通往城根,攻击开始后将铁斗车反扣作为装甲,冒着晋军猛烈的炮火将大批炸药运到城根。
不料,因为城墙太厚,这次爆破只炸塌了城角半壁。集结的奉军无法登城,反而遭到晋军炮火精确打击,再次败下阵来。
18日,傅作义派两个营主动出击,突袭奉军。击毙奉军一名团长,还缴获大批武器。而奉军再次发动总攻,依然无功而返。
傅作义从俘虏口中得知奉军从保定调来技术队,分析奉军久攻不下必然会改变战术,很可能要挖坑道。
果然奉军调集工兵,从城外房屋和树林内的9个地点同时开挖,甚至从门头沟煤矿拉来数百名矿工帮忙,准备挖到城墙下方进行爆破。
一天早上,守城晋军发现西南地面正在冒白气,判断是奉军坑道,立即用炸药进行爆破。另外晋军还扣起水缸监听地下动静,同时从城内挖了一条壕沟通到城外,再挖横壕,以断绝奉军坑道入城。结果奉军9处坑道有8处被破坏。
27日奉军发动第4次总攻。炸药虽将城角炸开,但差了一点运气,落下来的砖土又将豁口填了一半。打了整整一个白天,奉军付出较大伤亡,依然没能攻入城内。
久攻不下,张学良亲自上阵,开飞机到涿州上空视察,并撒下大量传单劝降,扬言一定要拿下涿州。少帅在空中转了一圈后,奉军飞机向城内丢下大量燃烧弹,城内大片房屋起火。
尝试了所有办法都攻不进城,奉军干脆无招胜有招,直接用人冲。30日,奉军用飞机、大炮、坦克不断轰击涿州城墙,并准备大量沙袋、木杆准备爬墙入城。奉军不顾一切发起波浪式冲锋,炸开两处豁口。
傅作义早有准备,在城墙上准备了大量土沙袋,一旦城墙被炸开立即从两侧填埋,并用侧射火力杀伤敌人。同时还在城内挖了大量战壕,奉军即便爬进城内也站不住脚。
此次张学良出动的三十军、万福麟的第八军以及他自己的卫队师等部队,人数最多时达5万余人。这些部队都是奉军的精锐部队,但付出了极大的伤亡就是拿不下涿州。
傅作义虽然守住了涿州,但自身伤亡也极大,抵挡奉军5次总攻之后,能战斗的士兵不足两千人。
傅作义不断向阎锡山求助,但他不知道的是,奉军反攻太猛,阎锡山狼狈逃回娘子关,连自己司令部的大印都被缴去了,哪敢轻易再出兵。
奉军这边也不好受,除了人员伤亡大外,从国外买回来的几辆坦克也被炸坏。张作霖气得大骂手下无能,用了各种办法都攻不下,只能停止攻击,而改用围困的办法,扬言要饿死傅作义。
涿州虽然是囤粮重地,但也经不起城内军民不断消耗。晋军征集粮食,统计人口,按人头统一分配粮食。存粮耗尽后,他们只能吃酒糟。许多士兵因连日吃酒糟而头足浮肿,卧病不起。晋军9月间离开山西时还穿着单衣,而此刻已接近隆冬,可谓饥寒交迫。
为了摸清城内情况,奉军陆续派各界名流进城,以调处劝说的名义打探虚实。对于这些代表,傅作义虽然以礼相待,但却严词拒绝投降,未表露出丝毫恐慌。
奉军在城外不断以衣服和食物诱惑士兵,只有个别士兵因同乡原因潜出城外投降,大多数人不为所动。
之后奉军又找来傅作义在保定军校时的教官于国翰写信劝降,傅作义在回信中说:“老师教授我的战术中,并没有投降这一项,故不敢从命。”
傅作义意志虽然顽强,但现实过于残酷。几天后涿州城内连酒糟都被吃完了,病饿而死的军民日渐增多。每天有百余名妇孺跪在傅作义司令部门口哭泣,请求早日罢战。
底层士兵看不到希望,也要求限定固守日期。傅作义答复以15日为限,眼看离限定的日期越来越近,而援军又毫无消息。万般无赖之下,傅作义只能派人出城与奉军和谈。
傅作义的代表与奉军进行了三次会谈毫无结果,最后傅作义不得不亲自出城,到保定面见少帅,一会面他就要求张学良先向城内提供三日粮食。双方虽然是死敌,但张学良英雄惜英雄,不仅没有为难傅作义,反而爽快地答应给涿州供粮
傅作义仿照关羽“降汉不降曹”的办法与张学良达成和平协议,余部改编为国防军,直接受陆军部指挥,永不参加内战。而他本人也公开发表声明,不再参与军队事务。当然,这些都是权益之计。
随后傅作义被押往北京,张作霖有意将其招入麾下,但傅作义婉言谢绝。张作霖盛怒之下要杀傅作义,还是张学良出面劝说,保住了他的性命。
傅作义被软禁在北京,假装整日喝酒作乐,不问时事。等奉军看守放松警惕后,乘机逃出了北京。傅作义守涿州三月,名震全国,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老蒋也发来嘉奖电,后又任命其为天津警备司令。
张学良也做了个顺水人情,在退回东北前将俘虏的晋军士兵全数交还傅作义。傅作义对此自然感怀在心,1930年的中原大战,张学良引兵入关,大败阎锡山。傅作义率残部接受张学良改编,两人首次开始合作。
后来傅作义在绥远抗击伪蒙军,张学良多次要求出兵支援,但被老蒋拒绝。西安事变时,傅作义也积极从中调解。两位风云人物,谱写了一段历史佳话。
涿州之战虽然失败,但牵制了奉军5万余人达3个月之久,使无法开展下一步军事行动,贡献极大。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合流,老蒋复初开启第二次北伐,将奉军赶出关外,形势上统一了关内。
涿州之战成就了傅作义的功名,也彰显了张学良的气度。两位风流人物载入史册的背后,是涿州老百姓的牺牲。史书往往从精英角度描述历史,很少提及重大历史事件背后平民百姓所遭受的苦难。
正如前文所说,守军粮食耗尽,靠吃酒糟支撑。一支部队即便军纪再好,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把粮食让给老百姓,自己空着肚子去打仗。连士兵们都吃酒糟了,老百姓又能吃什么呢?
从有限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奉军最多时一天向城内发射5000余发炮弹,城内繁华的南北大街原本有274家店铺,全部毁于战火,老百姓的房子被毁者十之八九。
傅作义在出城谈判时的通电中写道:“涿城人死于兵,房毁于火,古称易子而食、析骨而炊之惨状复见于今日,卧辕门而号哭者日以数百,至于盈城饿殍、合宅自尽者,又不知凡几。”
战后涿县县长周存陪上书阎锡山请恤时说:“战后多日,人民之居于地窖无屋可栖者,十之八九……人食牛马之食,迨牛马之食既尽,则食酿酒之糟,百病丛生,死亡相继,饥民号泣呼吁,求赈于晋军司令部者,动辄千百……”
傅作义还算仁义,进城后因为粮饷不继,只能征用老百姓的物品。为此他还专门发行了一种“临时流通券”,用于购买老百姓的物品,约定战后用大洋归还。
这笔钱总共14.33万元,在后来出城谈判时,奉军并未答应帮忙归还。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一切都是枪杆子说了算,还不还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老百姓能拿部队怎么样?
但傅作义一直记着这笔钱,后来当上天津警备司令,他想了一个办法,抓了一批大鸦片贩子,要他们缴纳罚款。最终凑集借款,派人押送到涿州归还给老百姓。
即便遭受了无妄之灾,即便只是拿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老百姓仍然对傅作义感恩戴德,在北门月城内为其建了一座“傅公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