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清代戏曲家沈起凤在《谐铎》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个自许才高八斗的太学生，路过西安杜曲镇，借宿于一座“十姨庙”。庙里十尊神像个个国色天香，太学生看得魂不守舍。

　　入夜之后，太学生恍恍惚惚中看见有人点起纱灯数盏。十位绝色美女纷纷从神龛走下来，叽叽喳喳讨论着如何消遣漫漫长夜，忽然发现太学生伏在廊下，于是把他揪了出来，邀他一起喝酒赋诗。

　　大家喝了半天酒，轮到太学生时，他拈着毛笔吮毫数十次，汗流手战，半天才憋出一句“自从盘古开天地”，再也续不出第二句。

　　这时，忽然进来一位自称“杜拾遗”的男子，将美女们好好教训了一顿，骂她们鸠占鹊巢，在庙里胡作非为。十位美女只能伏地请罪。太学生搞不清楚杜拾遗是什么恶人，居然对美人如此无礼。

　　美女悄悄告诉他，杜拾遗就是杜子美，太学生又问杜子美是谁，美女们终于发怒了：“你连杜甫都不知道，也来这里谈什么诗！连累我们跟着你一起挨骂。”十个美女齐下狠手，每人奉上一个大巴掌，把太学生给掴醒了。

　　中文网络最流行的杜甫像，是著名画家蒋兆和的作品。据说蒋兆和遍寻杜甫真像无果，就以自己的样子为原型画出了这副广受认可的杜甫像。

　　在这个有趣的故事中，“杜拾遗”为什么骂十个美女鸠占鹊巢？“十姨庙”和“杜拾遗”之间有什么关系？是戏曲家在玩“谐音梗”吗？其实，更离谱的还有民间将杜甫嫁给伍子胥的故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无稽法则：关于命运的歌谣与传说》，跟随作者的民俗学田野调查，追寻那些千姿百态、趣味盎然的古老故事与传说生长蔓延的生机，探寻中国民间故事的底层逻辑。

　　清代小说《女仙外史》中，也有个“十姨庙”，是武则天的行宫。庙中十个美女全是武则天的侍女。武则天向嫦娥介绍说：“这里原是杜拾遗庙，后来坍塌了，人误为杜十姨，就塑下十个美人。便有十个姓杜的女人，占住此庙。为首的杜撰夫人，次是杜韦娘，在此作祸作福，图些血食，恐怕弄出事来，投托在朕之驾下。”看来神仙世界也有不少“黑社会”，邪恶势力也要在统治阶层中找保护伞。

　　“拾遗”变“十姨”的故事并非全由文人杜撰。据《陕西通志》记载，西安府白水县曾有一座拾遗庙，后来因为战乱被毁，老百姓口口相传，讹为“十姨庙”。后来乡贤们重建此庙的时候，大概筹到不少资金，干脆一口气塑了十尊女神像。后来金代县令陈炳在庙旁掘得一块诗碑，才知原是杜甫庙，于是拆毁十姨像，重祀杜拾遗。

　　杜甫四十多岁的时候，得了个左拾遗的小官，类似于国家监察部门的公务员。杜甫死后，后人避其名讳，在全国各地盖了好多拾遗庙。可是，宋代以后不设拾遗一职，老百姓更加弄不清拾遗是什么东西，庙匾朽落之后，人们以讹传讹，杜拾遗也就变成杜十姨了。

　　杜甫的遭遇并不是偶然现象。据说那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唐代大诗人陈子昂，也曾遭遇类似尴尬。陈子昂生前曾经担任过右拾遗一职，在他死后，四川阆中的乡贤集资建了座陈拾遗庙。沧海桑田，庙前的匾额朽落了，陈拾遗一样讹变成了“陈十姨”。

　　到了清代，乡人重修庙宇，为陈十姨塑了一座仙容万方的女神像。据说陈十姨精通妇科，有求必应，因此香火特别旺盛。陈大诗人一改行，居然成了妇科“陈小手”。

　　在陈子昂家乡四川射洪市，到处都有“子昂文化”元素以及陈子昂雕像。图为子昂故里景区的“拾遗亭”。图/喻善平，2020年。

　　陈子昂的“改行”步伐固然跨得大了点，却不如“杜甫出嫁”来得尴尬。南宋末年俞琰《席上腐谈》记载，温州有座杜拾遗庙，日渐败落，被人当成土地庙，庙里没有土地公公，只有一位土地婆婆，名字就叫杜十姨。

　　温州人热情好事，考虑到杜十姨单身无靠，而附近恰好有位名叫五撮须的土地公公没有妻子，便自作主张，“迎杜十姨以配五撮须，合为一庙”。温州人居然自作主张把杜甫给嫁出去了！

　　杜拾遗讹为杜十姨，伍子胥讹为五撮须，这是口头传统中很常见的事。有些地方还把伍子胥误作伍婿（五个女婿），两者合在一起，号称“十姨伍婿”。

　　天津杨柳青年画《伍子胥过昭关》。传说伍子胥前往吴国，无法通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后来在东皋公的帮助下，让皇甫讷假扮伍子胥吸引守兵注意力，真伍子胥趁机过关。三人扮相相近，胡子颜色不同，伍子胥白发白须。

　　传说伍子胥死后，成为钱江潮神，在吴越地区声名显赫。但即便如此，早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被吴越父老乡亲误传为“五髭须”。据《唐语林》记载：“一乡一里，必有祀庙……号为伍员庙者，必五分其髯，谓五髭须。”也就是说，神像脸上挂着五撮髭须。另据元代虞裕的《谈撰》记载，浙西有个吴风村，村里有座伍子胥庙，好心的村民翻新庙宇时，塑了一尊脸上挂着五绺长髯的“五髭须神”。

　　村里恰好还有一座杜拾遗祠，岁久漫毁，秋收之后的农闲时节，村里修缮祠庙，村中遗老只记得庙名的读音，猜想“十姨”大概是排行第十的一位神姑，于是自作主张，为之“神婚”，将杜十姨许配给了五髭须。

　　明代杨慎《丹铅余录》记载，杭州也有座杜拾遗庙，村中学究错将拾遗作“十姨”，也为杜十姨塑了一座女神像。好事者还把杜十姨配给了西晋的刘伶——一个纵酒放达、容貌丑陋的大酒鬼。那还不如嫁给伍子胥呢。

　　除了秦始皇、刘邦、朱元璋这样的顶级大人物，许多历史人物的名字对于大多数乡村父老来说，都是比较陌生的。据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记载，山西太谷县的白城村有一座“糊涂神祠”，当地人非常敬畏这个神灵，据说稍有不敬，就会招致风雹灾害，但是没有人能说出该神的来历。

　　纪昀搜检《通志》，才知道原来这是祭祀春秋时晋国大夫利应侯狐突的神庙，系元代中统三年（1262）兴建。后世村民不识狐突，误作“糊涂”，这大概也是另一类“十姨庙现象”。现在山西平遥以及河北西南部的一些乡村，还有不少残存的“利应侯庙”，利应侯就是狐突，老百姓尊称其为“狐爷”，但是传着传着，“狐爷”就被传成了“狐狸精大爷”。

　　神与神的关系骨子里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所有的神庙和庙会都是由人管理的，每一个神灵背后都有一个信众群体，每一个信众群体都有几位主事者，神的意志本质上就是主事者的意志。神的作用，就在于以神的名义，使主事者的意志变得不可抗拒，从而发挥出最大效力。神与神之间的婚配和结盟，背后是两个信众群体的利益结合。过去的知识分子很难理解这一点，往往将这些神谕和神迹视为不可理喻。

　　其实，神的排位，以及神与神之间的名帖落款，并不是由该神在神界的地位决定的，而是由神背后的信众群体的综合实力决定的。在乡村社会，大村的神灵无论神阶多低，都得排在前面；小村的神灵，无论神阶多高，都得排在后面。神的行动法则归根结底服从于人类社会的等级法则。

　　杜十姨可能是排行第十的女神，也可能是十个不同的女神。同样，五髭须可能是长着五绺长髯的男神，也可能是五个长着髭须的男神。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的五髭须就是后者。湖北荆州有座五髭须庙，居然一排坐着五个大胡子猛男，老大叫作一髭须，老二叫作二髭须，如此序齿排班，一直排到五髭须。信众进庙祭拜时，先从一髭须开始拜起，然后一个一个地往后拜，一直拜到五髭须才算完。

　　神庙中一排站着十个神姨，信众来了，光是上个香就得多出九份。十个神灵十张嘴，平日供品也得分成十份，庙里的收入明显高于只坐着一位“十姨”的神庙。分身可不是闲设，老百姓当然不会无欲无求地供奉十个没有具体职能的闲散神灵。

　　据说直到民国时期，顾颉刚先生还曾见过一座保存完整的十姨庙，十位阿姨分工合作，各有所司，有司婚姻的、司送生的、司保育的……没有一个闲职。如果比照十位神姨的分工合作，我们几乎可以断言，五位髭须神也一定各有所司，只是前人没有记载下来，如今已经很难考证他们的分管领域。

　　神的不断分身，反映的是人的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信仰需求的不断分化。宗教学家金泽认为，民间造神运动的发展，以及神灵不断分身的现象，是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的趋势相对应的。广州著名的祈子神庙金花庙中，在主神金花夫人座下，逐渐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保育团队”，诸如张仙、华佗、月老、花王、桃花女、斗姆等等，大凡与产育、保健相关的神灵均位列其中，可谓集天下婚恋、生育、保健之神于一堂。庙里同时还供奉着二十位奶娘神像，其名号有保痘夫人、梳洗夫人、教食夫人等，她们各有所司，实为奶娘的不同职能的人格化。

　　广东珠海唐家湾金花庙的“保育团队”，前面还有一个儿童舞狮队。图/云萍，2020年。

　　在福建泉州有座三翁宫，传说是南宋末年的三个老臣，追寻末代小皇帝来到此地，“因扈从不及，且闻宋帝已投海殉国，遂各以头触石而死。里人念其忠烈而葬之，并为立庙塑像奉祀”。这三个以死殉国的老臣本来是没什么具体功能的，但是，当地民众却是有诉求的，人们进庙烧香祭拜，总得要求神灵给点灵应，大家商量着就对三位神灵进行了职务分工，让他们各自分管了一个行业：“一翁为商旅，二翁为盐户，三翁为耕夫，故以其所愿望昭明天道。”

　　盐户要晒盐，最怕下雨，可是，耕夫要种田，最需要雨水，这就有了矛盾，于是，每年正月初八，当地民众祭神，要用掷筊的形式来决定当年能够请出哪位神灵，以此卜岁丰凶：“若一翁出，则是水旱参半；二翁出，则旱；三翁出，则雨泽均。”（方翀《三翁歌》）为了区分三位神灵，当地老百姓还分别给他们穿上了不同颜色的衣服，一衣青，一衣黄，一衣黑。

　　同样，在北方的许多碧霞元君庙中，大多配祀着百子娘娘、子孙娘娘、送生娘娘、引母娘娘、乳母娘娘、眼光娘娘、耳光娘娘、痘疹娘娘等一大群与产育保健相关的大姨大娘，各自负责妇女产育的不同环节或不同事务。

　　更神奇的是，在东南沿海一带，尤其是福建和台湾，有不同脸色的妈祖像，最常见的有粉色、红色、金色、黑色四种。据说粉面妈祖代表妈祖的凡人状态，是成道前的妈祖样貌，给信众以亲近、慈祥的亲切感；红面妈祖代表吉祥、喜庆，通常出现在喜庆场合，迎请红面妈祖能够喜上加喜；金面妈祖代表庄严、尊贵，通常出现在重大仪式场合，以显示其非凡的崇高地位；黑面妈祖代表威严、震慑，代表保驾护航的工作状态，通常出现在镇魔收妖的法事场合。

　　不同面相的妈祖，各有各的信众缘，台湾就发生过一个有趣的事件。2012年9月27日清晨，在新北市的乌来天后宫，庙祝照惯例打扫卫生时，突然发现庙里的黑面妈祖变成了粉面妈祖，不但变脸，连衣服也换过，尺寸也变小了。庙祝吓得不轻，愣了半天才意识到可能是被调包了。

　　警方经过追查，发现窃贼是66岁的刘某。据刘某交代说，他是妈祖的虔诚信徒，自己也打算开个妈祖庙，已经塑好一尊粉面妈祖像。有一天，他偶然经过乌来天后宫，进来参拜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跟这个黑面妈祖特别投缘，就想把黑面妈祖请回自己家。他回家之后，这个念头一直挥之不去，他又是扶乩又是掷筊，最后居然得到妈祖“同意”，非常兴奋。这天一早，他开了一部厢车，把自家妈祖搬到乌来，趁着庙祝还没上工，赶紧调换神像走人。刘某在接受警方审讯时，一再强调说：“我与乌来黑面妈祖真的是有缘，不是故意要将神像调包。”而庙方在迎回黑面妈祖之后，也表示说，大家都是妈祖的信徒，不打算再追究刘某的责任。

　　从庙门走进来的，都是虔诚信众，多上几炷香、多磕几个头、多许几个愿，是功德，也是诉求，是人与神之间的利益交换。神的不断分身，神圣职能的不断分化、拓展，令信众覆盖面越来越全，“香火”这块蛋糕也越做越大。

　　对于那些着眼于现实利益的乡民来说，神的前身行迹和性质、职务高低或性别等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灵验，能不能给信众降下福祉。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将人类理性行为区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通俗地说，价值理性指的是，只要你认为一种行为是对的，值得去做的，不管这种行为是不是对自己有利，最终会落得什么后果，你都坚持这么做，为的是自己内心的责任感和崇高感。工具理性不一样，它首先考虑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它是受某种功利目的驱动，为满足某种现实需求而做出的行为判断，力求使行动达到利益最大化。价值理性考虑公平、正义、责任、义务，工具理性关注得失、利益、效率、方法。

　　民间信仰多数都是始于工具理性。在江南地区，五通神专门淫人妻女，曾经恶名昭著，可是，五通神常常主动向信众提出要求：“尚能祀我，当使君毕世巨富，无用长年贾贩。”“汝能谨事我，凡钱物百须，皆可如意。”五通神与人的关系，只有利益交换，没有道德要求。对于信众来说，只要五通神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愿望，他们就会把这几位出身邪恶的坏小子供上神坛，毫不吝啬地奉上“五圣”的崇高封号。

　　广东潮州的城隍庙中，最吃香的是速报司。这是因为许多潮州人不知道速报司负责的是快速因果报应，他们以为“速报”就是“速速通报”，是传达室大爷，负责上传下达。他们猜想，那城隍爷日理万机，无暇一一顾及众多信众的要求，因此，诉求文件能否及时、有效地送达城隍案前，全靠速报司关照。因此，速报司脚下的供品，常年都是最丰盛的。

　　流行于江南地区的“跳五猖”赛会。五猖神是传说中的五个邪神，以青、红、白、黑、黄五色，分别代表东、南、西、北、中五路鬼魂。图为安徽当涂县的“跳五猖”表演。图/当涂婷鎏，2019年。

　　杜拾遗虽说在文学界拥有诗圣的千古盛名，在历代文人和官员中拥有大量崇拜者，可是，杜甫既未进入明清时期各地的官方祀典名册，享受不了官府发给神灵的年俸，也未名列道教封神榜，不能跻身宗教神灵系统。再说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既不懂送子赐福，又不能妙手回春，没有分管领域，因此，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杜甫远不如十个面慈心善的“杜姨”来得灵验。

　　文人崇奉杜拾遗，把杜十姨当成了乡下人的大笑话；乡里民众则恰恰相反，他们供奉的是杜十姨，而不是杜拾遗，只因为生儿育女、平安幸福才是他们实实在在的生活诉求。西安府的白水县令陈炳显然不懂这个道理，因此，他所重修的杜甫庙，很快就被民众抛弃了。我们假设一下，如果由着老百姓当成“十姨”拜一拜，说不定这庙还能多存活些年头。

　　伍子胥的情况不大一样。传说当年伍子胥逃离楚国之后，一度流落街头，吹箫乞讨，比如明代戏曲《浣纱记》就有伍子胥向浣纱女乞求饭食的情节。后人常用“街头吹箫”来指代“街头乞讨”，据说就是用的伍子胥这个典故。丐帮领袖们活用典故，他们自况古人，把自己比作伍子胥的传人，将伍子胥奉为祖师。所以说，伍子胥的境遇比杜甫好得多，他有固定的信众群体，虽然都是一帮穷光蛋，但至少不会缺了供奉。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它们之间是一种既互相排斥又相辅相成的关系。光有价值理性没有工具理性，就是纸上谈兵、理想主义，啥也干不成；光有工具理性没有价值理性，就是尔虞我诈、不择手段，最终导致道德沦丧，弱肉强食。

　　民间信仰往往始于工具理性，但是，淫祀一旦被纳入礼制系统，最终一定会向着价值理性逐渐靠拢。比如，恶名昭著的“五通神”一旦成为“五圣”，被信仰世界“招安”之后，就会逐渐演化出许多“正神”的品格，为人赐福消灾、扶危济困，也有锄强扶弱的正义行动。

　　任何一位神灵，即使对外亲疏有别，也会尽量对内维护公平正义。比如，两个乞丐都是伍子胥的信徒，发生了矛盾，他们跪到伍子胥神像脚下，请求“神判”，这时候，“神判”往往会表现出公平、正义的一面。

　　原标题：《“杜拾遗”讹变成“杜十姨”？破解民间故事背后的逻辑和“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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