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乡村建筑元素和风貌再认知——基于《上海江南水乡传统建筑元素普查和提炼研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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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上海乡村建筑元素和风貌再认知——基于《上海江南水乡传统建筑元素普查和提炼研究》的思考
为探寻上海江南水乡文化来源,调查提炼上海乡村建筑元素和符号,上海市开展了《上海江南水乡建筑元素普查和提炼研究》(简称《元素提炼》。)工作。本文通过调研、文献研读和分析,以风貌元素提炼研究为载体,对行政建置沿革、自然地形地貌要素和水系交通条件等多方面文脉因素追溯叠合分析,探索并总结出上海江南水乡的文化来源,并创新建立4个文化圈的基础认知框架。探索性分析乡村风貌的两方面价值,即可视性价值和可读性价值,进一步总结未来上海乡村地区风貌提升的路径和目标。
上海乡村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相对于江浙地区乡村较缺乏。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要对上海郊区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建筑特色和文化开展研究,调查和提炼出上海自己的乡村建筑元素和符号,从而指导本市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郊区建筑风貌保护和重塑,最终形成具有上海特色的乡村建筑风貌。所以,《元素提炼》既是应对乡村风貌重塑的制度性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探寻上海江南水乡文化来源、重塑“上海文化”的一次重要实践。
通过“地毯式”调研和寻根溯源,以风貌元素提炼研究为载体,探索并总结出上海江南水乡的文化来源。各郊区普查和研究均遵循统一技术路径,通过历史地图梳理、镇村肌理分析、民居普查和重点建筑解析,研读上海传统建筑诞生的历史版图,提供空间维度、时间维度的整体背景。
上海传统建筑文脉追溯主要包含3方面内容:一是行政建置沿革,梳理出历史上上海全境从隶属会稽郡、平江府到松江府等的行政建置变化;二是自然地形地貌要素分析,包括总结平原地势特征,分析古海岸线“冈身线”(嘉定外岗—嘉定南翔—闵行马桥—奉贤柘林—金山漕泾)、长江等自然要素对全境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三是水系交通条件分析,阐述太湖与泖淀湖荡、吴淞江、黄浦江等水系对文化传播的影响。
通过上述几方面文脉因素追溯叠合分析,建立本次《元素提炼》的基础认知框架,即4个文化圈。
(1)“冈身松江文化圈”,以松江区、青浦区及金山区、闵行区浦西部分为主,在建置上与松江府关系紧密,其地理环境、物产经济与太湖流域的水乡地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文化上主要体现松江(华亭)地区本土文化的积淀。
(2)“淞北平江文化圈”,主要以吴淞江以北的嘉定区、宝山区为主,历史上曾归属苏州平江府的辖制,其水系条件并不十分优越,经济上以棉花种植、纺织为主,处于姑苏文化的边缘地区。
(3)“沿海新兴文化圈”,处于黄浦江以东、以南区域,主要包括浦东新区、奉贤区及金山区的部分区域,属海岸线逐步淤积外拓地区,历史上以盐业、渔业为主。近代以来因航运商贸经济发展,接受外来文化的辐射较多。
(4)“沙岛文化圈”,以崇明区为主,为典型的沙洲岛屿地貌。在历史上,其北部区域受北方文化影响较多,南部区域受江南文化辐射较多。
按照文化圈脉络对民居特征开展小结,并将不同建筑年代和特征落实表达在空间上,在典型江南水乡民居特征基础上,总结得出“内溯太湖、外联江海”的独特脉络。
冈身松江文化圈有一定的苏浙融合建筑风格,适应经济的独特乡土民居宅院较多;淞北平江文化圈的建筑受苏式园林建筑艺术影响,且较有士绅宅院的特点;沿海新兴文化圈形成年代较晚,杂糅各地建筑元素较为突出;沙岛文化圈的建筑在地理环境和生产文化影响下呈现一定差异。
《元素提炼》工作是为应对上海乡村风貌问题而起。但是实际上,上海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认为乡村存在风貌问题,原因主要有:(1)乡村对于文化缘起认知的弱关联性。(2)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上海对于乡村居民建房的风貌缺乏引导。
近年来,上海市民对青山绿水和乡村休闲旅游的需求愈发强烈。上海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需要重拾并挖掘上海本土的乡村传统文化。但由于近年来的“忽视”,风貌管控和引导不力,导致农村住宅翻建随意、景观破坏严重。
随着研究的深入,团队通过挖掘历史文献,发现了大量并不为人熟知的上海地域文化历史和乡村风貌特征,在上海乡村历史记忆如此稀少的当下,显得尤为珍贵。这也促使笔者对上海乡村风貌进行再认知和再反思:风貌的价值不应仅体现在“可视性”上,也应体现在“可读性”上。
可视性价值,即风格问题,属实践范畴,主要体现在挖掘、总结并提炼出一些上海乡村的符号特征和建筑元素,让人们容易辨识并记住上海乡村风貌,也便于实践者们更好地找到改善上海乡村风貌的实践方向。
可视性价值在现代性消费社会中尤为重要,因为可以通过网络等各种媒体成倍数级放大消费价值,可以让更多人参与观看、体验和消费,通过风貌吸引人回到乡村空间中去体验和消费。这也是实施乡村振兴、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可读性价值,即历史问题,属认识范畴,主要体现在正确理解上海乡村肌理和风貌形成的原因,包括经济、地理、文化变迁、材料和建造方式的关系,让风貌问题成为历史和文化问题。
建构理论深深扎根于文化人类学思想,冈特·尼契克曾经就日本的“编织行为”进行深入分析。日本正是通过与古代一致的建造行为,使得空间与地域文化产生关联。
对于建构理论的论述是在强化元素提炼工作过程中收获的理论抽象化总结,当我们不断地从建造的角度去理解乡村民居,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乡土文化”。
(1)宝山、嘉定挞门。岗身线以东地区不适合种植水稻,但适合种植棉花,所以嘉定区部分区域和宝山区乡村地区逐渐形成了以家庭为核心的纺织加工业的手工业生产习惯这种设置既方便搬运机器、物资、通风,也满足了前店后坊的工作生活模式。
(2)闵行“绞圈”房子。“绞圈”房子是家族聚居、相互守望又相互独立的居住方式的一个缩影,但其古朴、规矩的样式依然可以体现古代上海乡村地区强调朴素实用的特色。这也依然是当今上海人民的生活行为特征。
(3)浦东新区的“杂糅”民居风格。这其实折射出上海作为最早开埠通商的城市,对乡村人民生活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期有相当多的川沙工匠在上海租界区域做工,待其回到乡村老家后,将学到的建造式样和技术应用到自家或者乡村建筑的设计建造过程中,恰恰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浦东地区沿海新兴文化圈特征。
正是基于这些可读性价值的发现和将来理论体系的建立,才可以让社会认识到上海乡村地区民居和传统建筑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上海乡村地区作为上海的缘起,依然是上海文化乃至现代城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需要结合现代生活方式、建造方式和审美需求,重新优化可视与可读价值,进而提升乡村风貌。
虽然《元素提炼》着眼于乡村民居,但是需要认识到,乡村郊野地区的风貌还包含更多的元素:生态、聚落格局肌理、公共环境等。优化重塑过程须将视野放大至更广阔的区域,如生态重塑、聚落格局、公共环境、乡村建筑等。
一方面体现在对历史的进一步挖掘,不断寻找并保存好乡村风貌背后的“ 故事”,让风貌具有更鲜活和厚重的意义;另一方面体现在乡村更新、建造和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强化人的参与。这个“人”既包括村民,也包括地方政府、建造设计师、市民消费者等多元主体。
(1)明确对象。结合上海实际,乡村地区的风貌提升应聚焦在保留(保护)村和新建农民集中归并点上。
(2)发挥好乡村规划师的智慧支撑。乡村规划管理建设涉及面广,参与主体、建设流程等较城市管理现状而言更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这个过程中,各方都需要有专业、有责任心、有热情的乡村规划师或设计师团队来参与协调,发挥纽带的作用。
(3)优化村民参与和乡村社会治理方式。需要以社会组织作为推动乡村发展的各方力量衔接的纽带,作为村民参与乡村发展的重要平台,发动村民持续参与自身家园的建设和维护。
(4)分阶段实施推进。乡村的形成有时间积累印记和自身成因,虽然有些乡村的风貌特色不突出,但也不能因为运动式的改造和提升破坏其传统肌理和风貌景观,而应循序渐进、分阶段地实施。
乡村风貌问题的讨论从来不是单纯地讨论形式问题,而是其背后更为广泛的机制、体制和社会治理重构问题。通过路径构建、智慧下乡,不断摸索解决问题、创造价值,希望最终能实现上海乡村地区的风貌回归。深入挖掘上海郊区乡村地区的江南水乡文化价值和基因,努力建设立足上海乡村实际、具有时代特征和现代生活元素,传承江南文化内核,秉承江南山水格局,富有江南田园印象,彰显江南水乡民居特征,令人心生向往和乡愁所系的“匠心极致、品质至臻”的“江南田园”。
详情请关注《上海城市规划》2019年第5期《上海乡村建筑元素和风貌再认知——基于〈上海江南水乡传统建筑元素普查和提炼研究〉的思考》,作者:谢屾,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