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有学者认为，煎饼是明初山西移民带到山东的美食，其理由是在山西长治尚有大鏊煎饼，其做法、吃法与山东相似。结合山东大槐树下的传说，这个结论好像有了先入为主的优势。

　　煎饼为何从山东飞到太行山以西呢？解剖今长治市屯留区五里庄的发展历程，可知煎饼飞行的踪迹。

　　历史作为一种知识资源，并非单向发展过程，而是不断解释和沉淀的过程。在1931年8月底的《大公报》上，有两篇署名法天的连载稿件，讲述了五里庄这一山西模范村的由来。这白纸黑字的介绍背后，有着更多口述记忆尚待挖掘。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胶东水旱相乘，三年未收，人民生计几绝，山东人王择三在这年冬天率诸城、安丘、潍县、昌乐、胶县五县之民五户，到山西谋生，乞讨于潞泽之间。到了第二年六月，受大刀会、义和团影响，这五户山东人已失讨饭之便利，于是由潞安北四十里的潞城游食而入屯留，可各村仍拒而不留。

　　王择三见多识广，觉得讨饭不是长久之计，便与众人商量自治之策以图生存。他们发现在县城外五里的地方，有一片荒草齐胸的原野，只有居民一户，便以乞讨的积蓄，购地垦荒营居。

　　当时长治地区土地价格较低，每亩地价制钱一百文，钱若不足，则以白面二斤换地一亩，这样每户购地一百亩，合五百亩，从此一面营造草房，一面开辟荒地垦种，脱离了乞讨生活。

　　在屯留扎根后，这五户山东人不忘老家饮食与风俗，将煎饼的食俗也带过来。过了将近十年，五户之一的鹿松林认为十年之计、莫如种树，开启种树模式，从此田无废土、家给人足。1921年，阎锡山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他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这一年，他恰巧到了长治，听当地官员介绍五里庄鹿松林专心培植树株十多年，上党一带无论公私所栽柏苗，皆其所自出也，心中大喜。

　　阎锡山到村里一看，果然道路修整、树木畅茂，村中无一游民，野外无少荒土，儿童皆依时就学，妇女亦各操工作，深为嘉许，将五里庄改名为新民村。此时，整个山西出现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到1931年，五里庄村民已增至七十八户，共草房三百九十间。

　　今天的屯留区，有个令人称奇的特色，山东人、河南人以及真正土生土长的屯留本地人，在二十七万人口当中几乎各占三分之一。屯留虽然不大，却是一个境内拥有“九省十八县”移民文化的包容之城。

　　历史学家葛剑雄认为，人口发展是一个延续的历史进程，也是人口本身与经济发展相互制约的过程。“当我们对历史上的人口进行研究时，实际上是对历史研究提供补充材料，或者说从具体的微观上，反映历史的一个趋势。”

　　视角转到五里庄，到1931年时，一共分为三个户口单元：第一闾三十一户，男一百二十五口，女一百零九口，现住男一百二十二口，外村种地者三口（春去冬回），学童四口，经过步兵学术科训练之精练壮丁二十七口，蓄发缠足者无，废疾者、受刑事处分者、素行不正者、形迹可疑者、非家族杂居者无；第二闾二十八户，男一百一十口，女九十一口，现住男一百零三口，外村种地者七口，学童十六口，精练壮丁二十七口；第三闾十九户，男九十四口，女八十口，现住男八十五口，外村种地者九口，学童十四口，精练壮丁十五口，废疾二口。如今，五里庄600多户人家，有100多户摊制煎饼，山东移民的后代靠着朴实的手艺发家致富。

　　煎饼是粗粮细作的经典食品。一百多年前，五里庄的山东人吃苦耐劳，所种植农作物以麦子、谷子、高粱、玉蜀黍为大宗，豆子次之，籽麻、胡麻等再次之。此外，村民还积极发展副业，大宗者林榛，年售一千元，沙果一千元，桃二千元，梨、核桃、红果、樱桃等为数甚微，自食而不外卖。

　　值得注意的是，山西人俭朴，专意五谷之类，不注重菜蔬，山东人则迎合其所需，种菜类者甚多，住草房种菜、卖菜者多山东人。菜蔬类有葱、韭、芫荽、茄子、黄瓜、辣椒、胡芹（芥菜）。

　　五里庄的山东移民相对幸运，土地比较肥沃。有不少山东人选择了贫瘠僻远的山区。这些地方对山西本省平民来讲缺乏吸引力，而对于苦无土地而富有耕作经验的外省百姓而言，广阔的山区往往成为理想的定居之地。光绪大荒后，大片土壤肥沃的良田无人耕种，清政府实施鼓励垦荒的政策，于是晋南、陕西关中地区成为移民迁徙的重要地区。

　　光绪十三年（1887年），山东人焦云龙赴任富平县令，捎信老家山东各地，鼓励老乡来陕落户。今富平县窦村落户较早的山东人有邱姓、刘姓、岳姓、邓姓、张姓、王姓、李姓等，主要来自昌邑、潍县、高密、平度等地，他们数千里迁来富平窦村，搭窝棚，开荒地，安居创业。在关中地区最大的山东移民村——阎良区谭家村，现有人口四千余人，多为昌邑角兰、孙家上疃、大庄、七里兰等村后裔。当年山东人刚到陕西，开垦当地人不愿耕种的乱石滩地，但勤劳的山东人经过几年的收拾，就获得好收成。

　　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也被山东人带到太行山以西地区。尤其是潍县、昌邑等地的移民，会养蚕织帛、捻线年时，有木机三十五架，外购棉花自纺自织。之前，村民曾种桑约一顷，因天气甚寒，收量有限，每年蚕桑售价六七元，不如种地合宜，遂改种五谷。育蚕则桑叶外购，妇女于冬天编草帽、草鞋，约售三百元。

　　当时，全村还有猎户二十八家，猎枪五十余支，秋后入山打猎。以宣统三年（1911年）猎取最多，西行一千余里至陕西而回，猎有狐狸一百一十三只、每只二两八钱，狼二只、每只二两八钱，豹二只、每只八两，黑貂一只、每只七两。

　　五里庄人的经济互助，在建房时可见一斑。当时，土著最讲居住，砖瓦楼房占十之八九，山东人则住土墙草顶房。村中建房时，全村会来互助。

　　在当时的《大公报》记者看来，乡村的道路能反映农人对公共事业的关切程度。不少地区的村民顾目前之利，培植地界之埂埝，道路日掘日深，地则日垫日高，相差不啻二三尺，雨后则道路成渠、车马难通，于是不得不绕行田内，作践田禾实多。五里庄的村民有鉴及此，将道路加高三尺，而傍植以有秩序之洋槐，界内道路悉成坦途，通行大路宽一丈五尺、长三里多。如遇大雨、道路不通，村里人则临时补垫，行人无不称便。

　　谈到五里庄的村规民约，更是深入人心，其大纲细目详载各村民脑海之图书馆中。到实行时，不问亲疏远近，其章程虽无法律为后盾而人人实行。其村规如下：不准吸毒品及纸烟，喜庆节日亦不准赌博，无病不得放弃农田工作，不准懒惰游戏。

　　耕读传家的文化，在五里庄也体现得很明显。1931年，当时村中已有初级小学一处，共学生三十四人，均免学费。有学董一人，论成绩县城之高小亦望尘莫及。当时还拟设一女子部，并计划扩充为两级学校，图书、仪器、标本、体育等项均筹有具体办法，不久当可实现。村内女子无一不识字，儿童入学为强迫制。

　　五里庄小学曾走出中国建设银行首任行长——武博山。他祖上是山东省潍县人，其祖父因生活所迫，全家逃荒来到山西，落脚五里庄。由于落户在五里庄的都是山东迁来的农民，所以村子一直保持着山东的方言，沿袭着山东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俨然一个地处山西的山东农民村落。

　　如今，五里庄的煎饼也在走创新之路，玉米面、小米面、大米面、杂粮面都有。村里领导也在创新销售模式和产品卖点，借助电商平台让本村煎饼“走出去”，将五里庄的移民故事、移民文化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随煎饼飞到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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