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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至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和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对沙埠窑进行了主动性考古调查与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相关考古成果对于探索北宋中晚期越窑、龙泉窑、定窑、耀州窑等窑口的技术交流与传播具有重要价值。

　　谢西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沙埠窑考古队队长、沙埠窑考古工作站站长，黄岩区政协委员。

　　台州地处东海之滨，北接宁波，南邻温州，西邻丽水、金华。台州地区的瓷窑址分布范围很广，经考察，其地域内制瓷可上溯至东汉时期，繁盛于东晋、晚唐和北宋中晚期。考古调查资料显示，唐宋时期台州地区的窑业遗存主要分布于临海、温岭和黄岩地区，其中临海地区以五孔岙、王安山、西洋里、梅浦、许墅窑址为代表，温岭地区以下圆山窑址群为代表，黄岩地区以沙埠窑址群为代表。

　　迄今为止，学界对于台州地区唐宋时期窑址的考古工作以考古调查为主，仅黄岩沙埠窑址群做过系统区域性考古调查和阶段性考古发掘工作。本文将结合最新考古资料对黄岩沙埠窑址群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主要收获进行讨论。

　　沙埠窑址群位于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沙埠镇和高桥街道。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该窑址群的考古调查工作始于1956年。

　　1956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黄岩秀岭水库六朝墓葬进行考古发掘时，当地群众反映沙埠乡霅溪村（今青瓷村）一带存在青瓷窑址，待墓葬发掘工作结束后，朱伯谦、冯信敖、金祖明等先生开始对这一区域内窑址进行实地勘查，共发现窑址8处，分别为竺（竹）家岭、牌坊山、瓦屑堆、金家岙、下山头、双板桥、俞成庙和麻车窑址，并根据器物特征将其归属于越窑系，时代暂定为五代或宋代。1958年，牟永抗先生又于麻车村磁山上发现了一处窑址。

　　20世纪80年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牟永抗等先生曾先后对沙埠窑址群进行实地考察。198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任世龙、沈岳明先生带队赴黄岩对沙埠窑址群进行了专题调查，根据调查资料将该区域内的窑业历史划分为二期三段，将其特征归纳为“早期制品多素面，底足为玉璧形浅宽平底，用泥点支烧；后期逐渐流行刻划花装饰，器皿的形制及刻划花纹样技法明显地仿金银器风格”，并将其窑业技术与龙泉窑和耀州窑进行对比。此后，金祖明先生结合早期窑址调查资料对台州地区的窑业遗存的位置、产品构成、产品外运等方面问题进行了专题梳理。

　　20世纪90年代，相传在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先后出土了一批晚唐至北宋时期的青瓷碗、壶等器物标本，经相关学者鉴定认为系沙埠窑产品。为此，1992年国家文物局曾邀请日本、捷克等五国古陶瓷专家专程来黄岩考察沙埠青瓷窑址。

　　此外，当地文物工作者也曾对黄岩地区窑址进行过考古调查，并发表相关调查报告。

　　2018年9月至10月，为全面了解沙埠青瓷窑址的分布、产品构成及窑业技术与时代等信息，并制定《黄岩沙埠青瓷窑址2019年考古发掘与保护方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黄岩区博物馆联合对沙埠窑址群进行了主动性考古调查工作。

　　本次考古调查历时2个月，该区域共发现窑址点9处[表一]，分别为金家岙堂、窑坦、凤凰山、瓦瓷窑、下山头、下余、竹家岭、牌坊山和岙口窑址，其中牌坊山和岙口窑址为本次考古调查新发现窑址点，另外7处窑址点现已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体归入沙埠青瓷窑址〔图一〕。

　　调查资料显示，这一区域内窑业生产始于晚唐时期，窑址点有金家岙堂和窑坦两处，生产规模较小，产品类型单一，器物仅限于玉璧底碗等。五代至北宋早期的窑业遗存尚未发现。

　　至北宋中期，这一区域窑业生产达到鼎盛，上述9处窑址点均有烧造，产品器类丰富，可辨器形有碗、盘、执壶、钵、盏、杯、灯盏等，窑具可辨器形有M形匣钵、钵形匣钵、筒形匣钵、圆形垫圈和喇叭形垫圈等。胎釉质量较高，灰白色胎，青釉。器物内腹部及内心处饰粗刻划花卉纹，可辨纹样有蕉叶纹、水波纹等。

　　北宋晚期，该区域窑业生产仍然繁盛，除岙口窑址以外，上述其他8处窑址继续窑业生产，产品器类丰富，可辨器形有碗、盘、执壶、盏、杯、钵等，窑具可辨器形有M形匣钵、钵形匣钵、筒形匣钵、圆形垫圈和喇叭形垫圈等。胎釉质量较高，灰白色胎，青釉。碗类产品普遍流行双面刻划花工艺，外腹饰折扇纹，内腹篦划纹或篦点纹；盘类产品内腹及内心满饰花卉纹，间以篦点纹或篦划纹。从窑址现场调查情况来看，装烧工艺基本为单件烧、垫圈垫烧、匣钵装烧。

　　结合上述调查资料，我们认为，北宋中晚期应该是沙埠窑址群窑业面貌最为复杂，同时也是最具学术价值的时期。按照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来看，北宋中期沙埠窑址群的青瓷类产品可归为越窑系，该类产品的器形、纹样及装烧工艺，均与以慈溪上林湖为中心的越窑核心区的窑业面貌保持一致；酱釉类产品或与同时期定窑酱釉类器物（紫定）存在某种窑业技术交流。北宋晚期窑业面貌发生变化，青瓷类产品装烧工艺仍延续之前的垫圈支烧方式，但是装饰技法已演变为双面刻划花（外腹折扇纹，内腹篦划纹或篦点纹），而该类装饰技法为北宋晚期龙泉窑典型工艺。同时该类装饰纹样或与耀州窑也存在着某种窑业技术方面交流。

　　2019至202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北京大学等单位对沙埠窑址群内的竹家岭窑址、凤凰山窑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竹家岭窑址位于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沙埠镇青瓷村与廿四都村交界地区，是沙埠青瓷窑址群内最具代表性的窑址点之一。

　　为全面了解沙埠窑址青瓷的窑业生产历史与价值，并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学术支撑，经由国家文物局批准，201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和黄岩区博物馆联合对竹家岭窑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考执字2019年第198号）。2019年度的发掘区域主要集中于竹家岭窑址的窑炉区域和废品堆积区域〔图二〕。

　　窑炉区域揭露出规模庞大的龙窑窑炉，为浙江地区目前已发掘的两宋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结构最为清晰的窑炉遗迹。

　　窑炉编号Y1，为依山而建的龙窑〔图三〕。除火膛部分为砖砌，整体为匣钵交错叠砌而成，窑墙砖与砖、匣钵与匣钵之间均有黏土粘牢，匣钵内均有粘土及匣钵片填实。保存较好，现存窑前操作间〔图四〕、火门、火膛〔图五〕、窑室、窑门〔图六，图七〕、排烟室〔图八〕及窑床两侧的柱础石、护墙等组成。窑门均开于窑炉东壁。窑顶以砖块砌成，已坍塌〔图九〕。炉体斜长72.32米，水平长约70.66米，坡度大小前后段不等，前段约11°，中部11-14°，后段约13°。炉体近火膛处宽1.16米，往后逐渐加宽，中段最宽约2.22米，此后又略窄，至后壁变成1.28米。残高0.82米。窑床上残留大量窑具〔图十〕，部分匣钵内还残留有少量瓷器。

　　废品堆积区揭露出丰厚的地层堆积，出土了大量瓷器和窑具标本，为探索沙埠窑址窑业生产技术提供了充分资料。结合废品堆积区〔图十一，图十二〕两个探方的发掘，竹家岭窑址窑业生产始于北宋中期末段，终于南宋早期。器物产品以青瓷为主，另有少量酱釉和釉下褐彩瓷器。

　　结合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排比，我们大致可以将竹家岭窑址窑业生产历史分为五期[表二]，年代分别对应为北宋中期末段、北宋中期末段至北宋晚期前段、北宋晚期后段、北宋末期至南宋初和南宋早期。

　　第一期，青瓷产品面貌，部分与同时期的越窑相似，也具有自身特色，器类主要为碗〔图十三〕、盘、执壶、折沿盆、罐、盒〔图十四〕等。普遍流行内腹单面刻划花，纹样类型丰富，刻划精细，以婴戏纹〔图十五，图十六〕、凤凰纹〔图十七，图十八〕、鹦鹉纹〔图十九〕最为精彩，装烧工艺表现为匣钵装烧、一匣一器〔图二十〕及垫圈垫烧。

　　第二期，青瓷产品器类有碗、盘、执壶〔图二十一〕、夹层碗〔图二十二〕、罐、盏等。绝大部分仍延续第一期风格，但装饰方面也开始出现双面刻划花器物〔图二十三，图二十四〕，其中外腹折扇纹，布局规则舒朗，内腹刻划花，填以篦纹，装烧工艺与第一期相同，仍为匣钵装烧、一匣一器〔图二十五〕及垫圈垫烧。

　　第三期，青瓷产品器类有碗、盘、夹层碗〔图二十六〕、熏炉、多管形器等。装饰技法普遍流行双面刻划花工艺〔图二十七，图二十八〕，特征与第二期相同，外腹折扇纹，布局规则舒朗，内腹刻划花，填以篦纹，装烧工艺延续上一期。

　　第四期，青瓷产品器类单一，主要为碗〔图二十九至图三十一〕和盘。装饰技法仍流行双面刻划花，但外腹折扇纹已发生变化，转变为四至六道为一组，对称分布，装烧工艺仍延续上一期。

　　第五期，青瓷产品器类单一，主要为碗〔图三十二，图三十三〕。流行内腹单面刻划花，主要菊瓣纹，装烧工艺仍为匣钵装烧、一匣一器、垫圈垫烧。

　　除上述青瓷产品以外，还发现有少量酱釉瓷器和釉下褐彩瓷器。其中，酱釉瓷器，器类较丰富，以碗〔图三十四，图三十五〕为主，另有盒、罐、炉〔图三十六〕、瓶〔图三十七，图三十八〕、执壶等，胎体轻薄，制作精致。酱釉瓷器第一期就已少量出现，一直延续至第五期。

　　为配合竹家岭龙窑遗迹（Y1）保护展示棚建设（文物保函2020第680号），同时为了完善沙埠窑业生产操作链，经由国家文物局批准，2021－2022年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和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联合对竹家岭窑址的保护棚建设区域和作坊区域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考执字2021第127号、考执字2022年第86号）。2021－2022年度的发掘区域主要集中于窑炉保护棚建设区域（Y1西侧）和作坊区域〔图四十〕。

　　窑炉保护棚排水沟建设区域位于Y1西侧，该区域新发掘揭露出龙窑窑炉1条，编号为Y2〔图四十一〕，位于Y1西侧，与Y1呈平行状。窑炉斜长52.4米，南北走向，保存状况较好，由窑前操作间、火膛、窑床、排烟室等部位组成。该窑炉形制较特殊，双侧开窑门。前部窑门开于西侧，共5个；后部窑门开于东侧，共4个。其上部叠压有厚约2米左右的废品堆积，结合地层中出土遗物判断，Y2的使用时间为北宋中期末段至北宋晚期后段。通过Y2的发掘，大致可以确定Y1的使用时间为北宋末期至南宋早期。

　　此外，Y2前部和西侧中部窑门区揭露出4道匣钵挡墙，均应为Y2窑炉烧造区和废品堆积区的范围界墙，墙体之间还有通道连接两个区域。

　　在以往浙江地区瓷窑遗址考古发掘中，年代不同的龙窑窑炉多集中于同一位置，采用不断修整、层层叠压的方式进行连续使用。而竹家岭龙窑窑炉出现的这类平行分布、早晚移位的方式，突破了以往的认识，为今后的窑址考古工作提供了新的经验。

　　作坊区域位于窑炉区域南部的平坦区域，该区域的考古发掘工作还在进行中。目前发现有淘洗池〔图四十二〕、辘轳坑、储泥坑、房址〔图四十三〕、工作面、窑场界墙〔图四十四〕等。作坊遗迹的发现有助于完善窑业生产操作链，对后续的整体研究和保护展示效果提供基础材料。

　　2020年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等单位联合对沙埠青瓷窑址群中的凤凰山窑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考执字2020第156号），发掘区域主要针对窑炉区域和废品堆积区域〔图四十五〕。

　　窑炉区域揭露出两条具有叠压关系的龙窑窑炉（编号为Y1、Y2），其中Y1斜长35.9米，Y2斜长50.4米〔图四十六〕。

　　此外，本次发掘明确了凤凰山窑场生产的四个阶段（范围），呈现出窑场范围不断缩小的趋势，揭示出窑场的动态生产过程，其中第三阶段的窑场界墙（北墙和东墙）保存较为完整，于东北部发现一处八字形缺口，应为当时窑场出入口。

　　废品堆积区揭露出较为理想的地层堆积〔图四十七〕，出土了包括瓷器〔图四十八〕、窑具等大量遗物，基本构建起北宋中期（早段和晚段）至北宋晚期的年代序列，尤其是细化了北宋中期的年代分期，地层上填补沙埠窑址北宋中期早、晚段的年代空白，为探索窑场烧造历史、产品结构及窑业技术等方面问题提供了详实资料。

　　〔图四十八〕 香炉残片 （外腹 “熙宁三月日” “弟子吴草” “支入宫口”）

　　通过近五年的系统性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目前我们已经基本构建起沙埠窑北宋中期至南宋早期的年代序列，初步构建起沙埠窑备料、成型、烧成、废弃的窑业生产操作链。从窑业技术交流与传播视角观察，北宋中晚期沙埠窑作为越窑瓷业技术南传、龙泉窑瓷业技术渊源，作为两大瓷业技术衔接与过渡的重要地带的学术价值日益凸显。从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来看，北宋中晚期的沙埠窑瓷业风格面貌复杂丰富，对于探索这一时期越窑、龙泉窑、定窑、耀州窑乃至瓯窑等瓷业技术交流模式与途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此外，通过对黄岩沙埠窑址的考古发掘，有助于深入对沙埠青瓷的整体认识，为日后对海内外出土沙埠窑青瓷的甄别与鉴定，构建沙埠窑生产、流通、消费的贸易网络，乃至考察“一带一路”提供丰富的基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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