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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毓英主政西南期间，努力振兴地方文化教育事业。他通过恢复学校、开科取士、增加中举名额以激励士子；他还尽己所能将战乱中被毁坏的文化设施如文庙、书院、祠宇、寺观、牌坊等一一修复。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把战乱之余的民众团结起来，凝聚人心，重新竖立云南地方精神，为其治滇的一大特色。

　　当云南的形势逐渐趋于稳定时，岑毓英便开始了云南恢复和建设工作，其中尤为重视社会文化教育的恢复建设，大胆提出“兵燹之后教养宜先”的主张，为岑毓英治滇思想的一大特色。主要举措有开科取士、恢复学宫书院、重建寺观祠堂等几方面。

　　同治九年二月，岑毓英上奏清廷，认为云南的军务渐次肃清，应该按期举行乡试。事实上当时滇西、滇南激战犹酣，滇东与龄西也不安定，朝廷派遣的主考官，只有绕道四川才能进入云南，然岑毓英仍坚持进行，认为在这个时候开科取士有“作士气而振人心”的作用，可知其将此项举措当成云南恢复和重建的首要步骤。

　　同年九月，岑毓英向清廷请示后离开战事正紧的澄江前线，返回省城昆明的贡院入闱监临，为保证本届乡试的顺利举行，岑毓英还声明：“所有臣署曰行文件，仍俟启门之日送闱核办，以昭慎重！”在当时全省许多地方还处于战乱状态的云南，他对此次举办乡试的重视程度，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岑毓英之所以这样重视科举取士的作用，源于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刻认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岑毓英本人就出自社会下层，也曾经历过“產粥其食，缯布其衣”的艰苦读书生涯，他“刻苦淬励，抗希古人”，希望通过读书博取功名，以求出人头地，进而实现人生理想。

　　只是晚清社会的激烈动荡，断了其读书考试进入仕途的念头，在十八岁时回乡随父办团练，开始在人生另外一条道路上崭露头角。正是这样的人生经历，使岑毓英对科举取士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起到的笼络人心和安抚士民的作用，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

　　岑毓英在如此紧张的时期里，仍要克服重重困难来举行乡试的目的，在逐步控制云南全省局势的同时，通过以中央王朝的名义来举行地方科举考试，除了笼络人心和振作土气外，还强化了以岑毓英为首的云南省政府在地方统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重塑地方政府统治的向心力，为岑硫英在战后云南地方社会的恢复与建设关键的一步。

　　岑毓英坚持在动乱未靖的云南举行乡试，有其政治上的意图，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地方民意。战乱之后的云南，以省城昆明为中心，各类学校逐步恢复，形成了较好的文化教育氛围，带动了云南全省文化教育的复兴。

　　同治十三年底，当云南局势渐趋安定之后，岑毓英上奏请朝廷，请以历年滇省绅民的捐输数目来增加中、学额，努力为边疆地区的学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所谓中额，就是乡试中的录取名额，而学额就是每次童生试录取成生员的定额。

　　中额和学额的关系是相辅相承的，学额多则基础广，好中选优，可以让更多的生员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在乡试中脱颖而出，一个地方进入官学读书的学生比较多的话，对促进地方的文化教育的兴盛无疑有积极作用，中、学额是清朝发展地方文化教育的基本政策，可以说是关乎一地文明的兴衰。

　　由于形势紧张和前任官员的不作为，云南地方百姓在咸同年间捐输了巨额的银两，却没有得到通过增广中、学额来振兴地方教育的机会。岑毓英同治七年四月任云南巡抚，当时云南省城被围，到次年下半年形势才有所好转，己错过申请增广的最好时机。滇省恢复稳定之后，岑毓英决定尽己所能，为云南争取到己被清廷取消的教育优惠政策。

　　虽然岑毓英屡屡受挫，但坚持不懈的他最终为云南争取到了“文武乡试各加永远中额十名，以示加惠士林之意”。或许是考虑到云南地方经济文化与内地尚存有较大差距，基础教育的兴办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清政府对岑毓英增加学额的要求避而不谈，岑毓英也把注意力集中在更为关键的增乡试中举名额一事上。

　　光绪五年，清政府才开始着手添设安平等16厅、县的学额。此后“数年来举行童试、乡试暨补行历届乡试，皆取中如额。复仰沐皇恩，加广学额及永远中额，士子感激奋兴，来省肄业者更多。”云南地方的文化教育事业不断复兴。

　　在举行科举考试之后，岑毓英又乘势而进，积极修复滇省各级书院，增加各级书院的经费，选拔品学兼优而又深孚众望的士人担任院长、主讲、教职，吸引省内优秀的学子到昆明就读，成功营造出良好的社会文化教育氛围。其中对于学宫、书院及义学的恢复建设范围广，效果明显。

　　长达18年的动乱，使云南地方的文化教育遭到严重的破坏。对云南各地遭到破坏的学宫、书院进行与重修重建，并扶持地方兴办义学，是岑毓英在云南恢复重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同治六年至光绪十年，前后十八年，其为重振云南地方的文化教育，可谓是殚精竭虑，矢志不渝。

　　岑毓英这种通过修复重建学宫书院及及义学来振兴云南的文化教育的思想，较为集中地反映在其撰写的《改建大理太和学宫碑记》当中，他说“乱离之后，非轻徭薄赋不足以厚民生；兵焚之余，非偃武修文不足以正民德。”而如何修文以下民德呢？当然是重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载体文庙，他声称：“善后之道，莫先于此”。

　　作为云南地方的主政者，他在重振地方文化教育方面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这种榜样的效应是巨大的。这种热情显然也感染了其僚属，上行下效，在同治光绪年间，云南地方政府的各级官员对兴修学宫书院表现出巨大的热情。

　　云南是一个民族众多的省份，其中有世居民族，也有从祖国各地进入云南定居的民族，再加上南亚、东南亚文化的影响，使云南的地方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点，在云南各地进行的社会文化活动，可分为官方和民间两大类，有分别不同的活动形式及场所。

　　多年的战乱，使这些承载地方多元文化的场所，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对这些祠坛寺观的修复，也是岑毓英重建地方文化的重点。云南作为一个多民族省份，各族人民历来有和睦共处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然而咸同军兴一十八年，不仅对地方经济文化造成巨大破坏，还带来地方社会各阶层矛盾尖锐和各民族关系紧张的不良影响。

　　而岑毓英重建地历史文化建筑一塔三坊，起到了缓和阶级关系增进民族互信以及团结民众凝聚民心的作用，“回教客商能够解囊，虽是数目不多，但也是民族亲睦的例证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岑毓英在云南恢复和建设文化教育的举措意义重大。

　　岑毓英在主政云南的期间，曾经两次主动上奏清廷，言明在云南任内济困助学及求助孤寡的相关举措，并附上自己制订的确保行之久远的规章制度。岑毓英第一次上奏这样的内容是在其因马嘉理案行将离任之前，第二次则是因病体难支而自感时日无多，这应该不是巧合。

　　这些事迹反映了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官僚的岑毓英，在治滇过程中有一种精神道德上的追求。中国传统社会里，官僚阶层在为官的道德上，有特定的标准来要求，这方面的内容集中体现在所谓的“官箴”上。

　　官箴就是为官的格言，滥觞于秦汉，形成于宋代，大盛于清朝，并有记录其内容的官箴书，主要是为官的道德及行政经验的总结，其中为官的道德犹为人们重视，官僚上任时必须要求熟知，其核心为“‘为民’、‘敬民’、‘爱民’等堪称为中国行政精神的优秀传统。

　　岑毓英作为一名中国传统社会的行政官僚，就其在咸同后的云南地方社会恢复与建设中的事迹而言，基本上是遵循了传统社会里为官的道德标准，因此可以说是一名传统官僚道德的践行者。

　　中云南咸同年间长达18年的动乱中，对地方社会文化教育方面破坏，可以用惨重二字来形容，各地的教育设施及文化场所，无论是各府、州、县的庙学还是各地的义学、书院；也无论是佛、道的庙观还是伊斯兰的清真寺，以及各乡镇的宗庙祠堂，多遭到严重损毁产并被长久废弃。

　　受此影响，云南地方社会当中的各种文化教育活动也不能正常进行，岑毓英在主政云南期间，努力修复地方的文化教育设施，恢复正常的文化教育活动，他首先重开科举取士，通过恢复中国传统社会中最为重要的文化教育活动，起到激励士子振作民心作用，同时尽己所能一一修复地方的文化教育设施。

　　随着一座座书院庙学及寺观祠堂的重建，相关的文化教育制度也一一得到恢复，云南各族人民的文化和精神也得到了凝聚和重竖。

　　岑毓英治滇过程中对地方文化教育的设施及制度重建与恢复，向我们生动地表明，文化和思想虽然是无形的，但可以通过有形的建筑和无形的制度来表达和凝聚。

　　岑毓英正是通过此项工作把战乱之后离散的云南地方民众重新团结在一起，在赢得地方民众支持的同时，也强化了他代表的清政府在云南地方统治的正统性。

　　咸同军兴之后，岑毓英通过这些举措达到了团结民众、振作民心、重新竖立云南地方精神的目的，是岑毓英治滇历史中的一大亮点，值得人们总结昔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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