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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云南与中原一直有着频繁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随着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涌入云南，更是改变了云南地区的文化状态。其中伴随着移民一起移植的明清俗曲在云南得到了大范围的传播，并与云南本地的音乐进行了融合，呈现出俗曲由雅变俗的发展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明清俗曲不断发展壮大，形式创新，内容丰富，成为了真正的富有旺盛生命力的民间艺术形式。

　　明清俗曲相对于明清时期的其他音乐形式来说是有所不同的，流行区域也仅限于华北和云南一带。因此云南的俗曲是随着从中原移居到云南的移民一起传入的。移民所经过的地方就有了俗曲的传播，相对于其他音乐形式的传播，这种依靠移民传播的形式是一种整体性的移植。与之相对应的明清俗曲在云南的群众基础也分为三个类别：以汉族为主的群众聚集群体、汉族与各个少数民族交叉的生活群体、较完整的保留了少数民族生活文化圈的聚集群体。与之相对应的就形成了摆脱文人士大夫的雅的云南俗曲。

　　明清时期从内地向云南的移民从未间断过，大量移民涌入云南，并在政治地位上和经济文化方面都要优于云南本地人民。因此移民带来的俗曲得以在云南得到完整的移植和持续发展。其中明代的移民主要集中分布在大理和永昌的一带，属于云南的腹地。据记载，明代移民入云南的汉族人已达300万，分别以驻军、为官、商业发展等形式移居云南。俗曲和器乐等音乐形式也主要盛行在这几个地方。例如“吴腔子夜歌”此时便传入云南昆明。

　　这种现象很鲜明的体现了俗曲移植性传播的特点：跟随移民整体性的迁移。例如大理从古至今都是云南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心，明代移民中的世家大族一般也会选择迁居于此，所以大理习俗也与内地相仿，有小江南的称号。俗曲在此也是大肆盛行，《洞经音乐》、花鼓调等俗曲被以李元阳，杨士云为代表的文人阶级大力推广。时至今日，莲花落、花灯等仍旧以俗曲为主要唱腔，对其影响深远。但是，由于明朝在制度上实行严格的土司制，社会等级分化鲜明，俗曲这类雅乐仍旧主要在上层阶级当中传播。

　　明代大规模的移民是政府政策引导的结果，而清代汉族向云南的移民则是自发性质的。清代封建社会得到持续发展，经济发达，造成内地尤其是江南地区人口过度密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云南则成为移民的首要选择。大批内地汉族移民来到云南开垦土地、安置产业、经商开矿等，清代自发移民总量其实与明代政策引领下移民总量是持平的。清代移民中江西民众占了绝大部分，江西的民间艺术尤其是俗曲也在云南广泛传播开来。

　　例如滇剧中的唱腔就是吸收了江西俗曲中的弋阳腔和二黄腔，胡琴腔的前身就是俗曲中的二黄腔，傩戏中的曲牌诸如【茉莉花】【浪淘沙】【豆叶黄】等都带有明清俗曲的韵味。至今在云南音乐创作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明清俗曲的身影。不仅如此，明清时期的俗曲还在湖广和秦晋等地盛行，因此湖南湖北和两地区的人民将俗曲中的襄阳唱腔带入云南，山西陕北的汉族移民，秦地风味的唱腔和江南移民的昆腔也都参与到了云南本地俗曲的形成过程中。

　　清代的汉族移民不仅是移居到了云南经济发达的地域，尚未开垦的偏僻地域也成为了他们移民创造新生活的目标。明代移民带入的明清俗曲传播范围主要集中在城镇等经济发达地区，而清代时期的俗曲已经传播到了云南的各个角落。有井水处便有俗曲的吟唱。例如花灯，作为明清时期流传广泛的俗曲，凡是有汉人活动的地方便有花灯曲的吟唱。不仅是昆明的花灯节中留有大量的明清俗曲腔调，而且花灯曲几乎遍布云南全省，也达到了凡有井水处，皆有花灯曲的吟唱。

　　云南虽然处于我国的边境，但也是处于各种文化交汇的地带，接受了从西方传教过来的佛教影响，藏族文化也顺着长江传入云南，加上移民带来的汉民族文化的移植以及云南本地文化的发展，令云南文化具有了边缘文化的特征。依照云南各个文化的地域分布和明清俗曲的流传态势，可以将明清俗区的分布划分为三个文化圈：汉族群众聚集地区、汉族与当地民族杂居聚集区、当地群众聚集区。这三个文化圈汉文化的影响力呈现递减的态势，明清俗曲的流传也呈递减态势。

　　首先，汉族群众聚集地区主要分布在现今的昆明、大理和玉溪等地，也是古时云南的城市分布区。这里的汉民主要以戍守的形式聚集在一起，人口数量超过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明清俗曲的文化形式在这些地区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例如玉溪的汉族花灯舞就非常盛行，不仅仅是汉人，很多彝族人也会唱跳，甚至形成了当地人在送葬的时候会用【凤阳花鼓】等花灯俗语来表达对逝者的哀思。

　　这一时期的当地民谣、乐谱、和戏剧中也有大量的明清俗曲参与的痕迹，民谣中的【孟姜女调】【闹五更】的前身便是明清俗曲，这一地区的花灯曲调的唱腔也与明清俗曲是一类，选用的都是明清俗曲中较为古老的曲调，诸如【寄生草】【花鼓调】【绣荷包】等，有些曲调至今仍然在云南传唱，也是云南传统戏剧中比较经典的章目。不仅是民谣，扬琴、渔鼓、唱书等各种音乐艺术形式中都有明清俗曲的身影。其中以《洞经音乐》流传的范围最广，时间最悠久。

　　各民族杂居地区主要以丽江为中心辐射到文山和红河地区，丽江以少数民族纳西族文化为主流文化，文山和红河则以壮族文化和彝族文化为主题文化。汉族大量的移民冲击了当地文化，事实上汉族主要居住在当地的城市当中，偏远地区则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双方的总人口的数量基本上保持的对半的比例。当地民谣中的明清俗曲也依然存在，只是在吸取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之后曲调名称和乐曲乐律都有了相应的改变。呈现了明清俗曲的音韵与少数民族音韵互相影响开始融合的趋势。

　　以花灯唱腔的变化为例，红河地区彝族和汉族杂居地区的花灯唱腔音乐，诸如【茉莉花】【金银调】【闹五更】【打草歌】明清俗曲等都融合了彝族当地的音乐特质。汉族和彝族的杂居，造成了明清俗曲和彝族当地的民谣进行传唱的形式，互相影响最终融合。由于民族杂居地区汉民族居住在城市和平坝地区，仍旧占据着主导地位，以汉民族文化为中心对少数民族文化兼收并蓄，这种改变也具有了必然性。

　　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并不意味着没有汉族人民活动的轨迹，是指这个地区汉族的总人口数要少于少数民族总人口数，以西双版纳和德宏地区为代表。明清俗曲主要是在汉族活动区域传播流行，随着当地汉族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交往也有不同程度的传播，主要表现为与周边民族地区的音乐有着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是从宏观角度来说，以明清俗曲为代表的汉民族文化不是这些地区的主流文化。

　　德宏地区的汉族聚集区流传的明清俗曲大致分为宗教仪式题材、爱情题材、劳动题材几类。至今仍旧流传下来，为人传唱的有【求亲调】【打孝歌】【采茶调】【送妹调】等，分别用于结婚、丧仪、采茶、求爱等场合。这些歌曲旋律相对有规律，讲究音韵美感，具有汉民族音乐文化的特质。其他地区诸如普洱地区的花灯曲调【夫妻花鼓】【叠落金钱】【老十杯酒】等和迪庆地区的【高山滴水】【小桃红】等也都呈现出相类似的特点。

　　俗曲的前身是元代民间散曲，后来被文人发掘才成为上层阶级的主流音乐形式。明清俗曲的发展离不开文人的参与创作，文人的创作过程中将自身追求的意境和雅融入到俗曲当中，体现在作品中便是用词艰深难懂，曲调高深难以应和。但是这种创作方式不利于俗曲在民间流传，所以文人逐渐退出了俗曲在民间传播的进程。失去了活力的俗曲最终也退出了士大夫阶级的音乐审美范围，惨淡落幕。这是音乐发展的自然选择历程，俗曲源于民间最终也回归民间，文人阶级的俗曲落幕并不意味着民间俗曲的创作停滞不前。

　　依据事物的发展规律，流传到云南的明清俗曲也发生了相类似的情况。例如明清俗曲中著名的曲调《打枣竿》，曾被诸多文人作为经典曲调进行仿作，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乐曲表演章目。但是文人们的改造将民间俗曲《打枣竿》注入了过多雅的元素，曲调节奏冗长，词语晦涩，内容脱离世俗生活，最终导致了有关《打枣竿》的俗曲消亡散轶，连完整的演唱章目都没有流传下来，至今我们只能从只言片语中感受曾经《打枣竿》的艺术魅力。

　　从传承的角度来讲，文人创作的明清俗曲在传承上也是比较困难的。一首完整的文人创作明清俗曲需要乐曲师傅教导几年的时间，只有专门从事音乐的乐人才能具有足够的基本功和经验将俗曲所表达的意境和韵味完全体现出来。如果是天资不甚如意的学生，可能几年时间也学不好一首俗曲。相对于民间口口相传的俗曲来说，传承上几乎不占据任何优势。而且抽象的表演形式没有办法对于乐曲的演唱进行保存，也是不利于后世的传承的。

　　明清曲调中的由文人创作的俗曲并不是全都没有流传下来，云南传统花灯唱腔中还是有类似曲调的出现，例如《挂枝儿》《金纽丝》。但是这种流传是有选择性质的传播，这类文人创作的俗曲在节奏上摆脱了冗拖沓的韵律，节奏更加明快。歌词也剥离了那些比较艰深晦涩的词语变得通俗易懂。《倒扳浆》俗曲在云南的传播过程中就将整体的演唱章节划分为多个音乐片段，采用分节演唱的形式，语言也是通俗易懂的口语，旋律简洁明快。

　　与文人创作的俗曲传播呈现相反态势的是明清民间俗曲创作的传播。各种节奏简明紧凑，语言直白的民间俗曲得到了云南少数民族的喜爱大肆流传。《虞美人》《孟姜女调》等诸如此类的俗曲在各地的花灯唱腔中都有普遍的受众，彝族、壮族等少数民族都很喜爱还做了相关的模仿创作。将俗曲中的一些音韵融合本地音乐当中，赋予了俗曲长久的艺术生命力。例如云南本地民族乐曲《唠喂歌》的前身便是明清俗曲《采茶调》。

　　可见明清俗曲在云南的传播过程中整体上呈现了一种由雅转俗的过程，其实这种转变不仅体现明清俗曲在云南的传播过程中，全国各地的音乐形式其实都出现了类似的转变过程。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与当时政府采取了废除乐籍制度有着很深的关系。废除乐籍制度乐人的身份变为普通民众回归民间，乐人创作乐曲的受众变为了普通民众，消遣娱乐成为了欣赏的主要目的，创作也不可避免地开始迎合普通民众的审美需求。

　　结语：云南自古以来就与中原地区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跟随汉族移民一起移植的明清俗曲在云南地区的传播保留了明清音乐艺术最本质的内涵，可以堪称中国传统音乐的“活化石”。不仅保留了汉民族俗曲的艺术价值，也促进了云南多民族音乐文化的繁荣发展。增强了云南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促进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的多元化进程，彰显了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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