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在天津现代化的过程中，吴调卿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由于从英商汇丰银行买办起家，人们习惯将他与太古洋行郑翼之、怡和洋行梁炎卿、道胜银行王铭槐合称“四大买办”。其实吴调卿是一名“红顶商人”，曾任关内外铁路总局督办、京师农工商总局督办大臣。为官的同时，还创办铁路学堂，开办中国早期的火柴、织绒、硝皮工厂，对天津迈向现代化作出了贡献。吴调卿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多种角色，透过他的一生，我们不仅可以看清一个历史人物的发迹历程，而且还能了解到那个时代发生的许多故事。

　　吴调卿（1850—1928）名懋鼎，又名荫伯，成年后以字行。吴氏生于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省）一个商人之家，8岁时，为避太平天国战乱，随母投奔在苏州经商的父亲吴济泉。吴氏一边在父亲的二妙堂笔庄学生意，一边在当地私塾求学。后考取了监生，却未走上科举求仕之路。家人发现他有经商才能，在他17岁时，托人推荐给上海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之后他在银行充作杂役。由于私下自学英语，后转为银师接触银行基本业务，很快坐上副办的位置。1880年，由上海到天津开始筹办汇丰银行，并成为天津分行首席买办。英国汇丰银行是当时在中国实力最强的银行，也是第一家来到天津的外资银行。

　　汇丰天津分行最初在英租界宝士徒道（今营口道）天津海关对面的一座小楼。门面虽小，坐镇天津的负责人却有着总行代表的权力。吴调卿初到天津，随汇丰银行洋东马根道和英国驻津领事拜会李鸿章。吴氏擅长官场交往，再加上与李鸿章为安徽同乡，很快得到器重。马根道也将与清廷、北洋接洽之事交他办理。

　　1860年天津开埠后，对外贸易逐步开展，但规模有限，只对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直接出口，其他大都是以上海为中转的间接贸易。汇丰天津分行成立后，吴调卿发挥了重要作用。时逢以天津为基地的北方洋务运动兴起，汇丰银行开展了一系列业务，促进天津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此前，给清政府的贷款前后不超过四笔，总额仅有1200两白银。分行成立后，对清政府的贷款越来越多，数目越来越大。1880年到1927年的47年间，贷款78笔，累计3.384亿两白银。清政府的贷款以关税和盐税作担保，于是汇丰银行获取了两大中央税收的存管权。

　　汇兑是汇丰银行的重点业务，用于国际汇兑的资金，一般占其流动资金的三分之一以上，有些年份高达二分之一以上，基本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天津开埠之初，国际汇兑都是按汇丰银行牌价在上海进行结算的。天津分行成立后，天津的外汇市价就以汇丰银行挂牌为准。在吴调卿的努力下，汇丰银行利用其对中国国际汇兑业务的垄断地位，令汇价时而变化，从中渔利。

　　汇丰天津分行成立不到三年，天津进出口贸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883年英国驻津总领事根据当时的情况说：“汇丰银行在这个港口有一个营业鼎盛的分行，使得天津的洋行在金融周转方面得以享受和上海洋行同样的便利，能够直接进口，节省了上海转运的费用，从而得以较低的价格把货物运到天津。”

　　吴调卿虽在商场，却仍有做官的欲望。在担任上海汇丰银行副办后，即由监生报捐通判之职，分到江苏省试用。他担任天津汇丰银行首席买办后，由于与李鸿章的密切关系，充任淮军银钱所总办，积极参与洋务运动，身份也由买办逐步向官绅过渡。由于协助进口军火装备，并为创办北洋电报出过力，经李鸿章保荐以直隶州知州，归原省补用。

　　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国侵略军封锁台湾，刘铭传部队被困于台北，粮饷枪弹将绝，多次告急。李鸿章指派吴调卿向英商怡和洋行租用六艘外国商船，将军火粮饷运抵台湾，使形势转危为安。事后，吴调卿经台湾巡抚刘铭传保荐为知府衔。此后，由于在河南河工及赈灾方面的贡献，又被河南巡抚倪文蔚保荐道员，加二品衔。

　　李鸿章在北方开展洋务运动，修铁路是主要内容之一。由于修铁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吴调卿凭借其特殊地位，在铁路筹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81年唐胥铁路建成后，初设开平铁路公司，铁路延展到天津后，改名津沽铁路公司。后清廷批准唐津铁路经山海关、沈阳到达吉林的方案，修筑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线年清政府批准，在山海关成立北洋官铁路局，这是中国最早的官办铁路。1894年，经李鸿章保举，吴调卿任北洋官铁路局总办。1896年，津榆、津芦铁路合并为关内外铁路。津芦铁路总办胡燏芬为关内外铁路督办大臣，吴调卿为总办。

　　在修筑津芦铁路时，清政府通过吴调卿向汇丰银行借款30万两银。后来修建津榆铁路、关内外铁路时又通过吴调卿的双重地位向汇丰银行借款。特别是修建关外铁路时，由于吴调卿主持关内外铁路管理，资金由汇丰银行借款，推荐了英国人金达担任铁路总工程师。这令当时盘踞在东北的俄国势力十分惶恐，他们担心英国的势力范围将扩至东北，便由俄国驻华代理公使向总理事务衙门提出撤去金达的职务，清廷不得以铁路作押还修路借款。遂引发一场英、俄瓜分关内外铁路之争。

　　吴调卿在修建关内外铁路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修路的款项大部分是由汇丰银行借贷，铁路路轨、机车器材也是由英商洋行购买。其名义上是一名朝廷任命的官员，而实际上起到了多头买办的作用，在修建和管理铁路上为英国人获取了许多利益，自己也得到不少实惠。但从另一方面看，他在修建铁路方面所做的努力，也推动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吴调卿在修路的具体工作中也做出一些成绩，尤其是山海关至沟帮子一段铁路，克服资金和工程本身的困难，亲自指挥修成。他自1894年上任至1897年卸任，“办事干练，卸任时甚为铁路局洋员工程师所称道”。

　　铁路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批铁路建设人才。关内外铁路局总工程师金达率先提出在中国建立铁路学堂的设想。他曾两次上书建议设立铁路学堂，1893年9月，第一次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以经费困难为由，未予采纳。1896年5月，第二次上书关内外铁路督办大臣胡燏棻，提出了具体办法，拟定了《在华学成之铁路工程司章程》，指出当前中国急需的，首先是培养人才，“今朝廷业经定意推广铁路，核计目下人才虽修路六百里亦不敷用。既乏人才，仅靠外国员司办理诚非得计，而办工撙节，成路迅速，实难专靠洋工程师数人”。金达的呈文得到胡燏棻的重视，随即转呈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王文韶。不久，批准创设北洋铁路官学堂，并责成胡燏棻会同总办吴调卿具体规划筹办。

　　1896年11月初，吴调卿拟定学堂开办计划、经费筹措办法以及《铁路学堂章程》，上书王文韶，请求奏明清政府予以立案。吴调卿在呈文中说：中国创办铁路以来，自“开平”到“津榆”，已经十余年，扩大贸易，方便百姓，已见成效。“惟是各工程师届借资泰西各国，舍己求人，恐非久计”，“拟请专设学堂，招额生80名，以洋、汉文正副教习各一人，分班教授，三年学满，量才器使”。吴调卿提出的《铁路学堂章程》共20条，是北洋铁路官学堂的第一个学堂章程。不久，清政府正式批准，并任命吴调卿以关内外铁路局总办的身份兼任铁路学堂第一任总办。此后，吴氏认线日，关内外铁路局在上海《申报》刊登《铁路学堂告白》，正式开始招生。

　　铁路学堂原定于设在山海关铁路工程分局旧址，但临近开学，房屋未能腾空修缮。为争取时间，铁路局与天津北洋大学堂商定，暂借该校校舍上课，同时利用北洋大学堂的教师、图书、仪器开展教学。开学不久，两校学生发生摩擦，督办大臣胡燏棻关注此事，“拟将学堂移至山海关，或在北戴河另建堂舍”。据1897年11月15日《国闻报·学堂移关》载：“津榆铁路学堂（北洋铁路官学堂）仍移至山海关工程局居住，本馆已志缘起，兹系该堂学生由洋文工程教习施普类甄别。铁路局总办暨大学堂总办已先后出示晓谕各生，于本月二十二日，齐集火车站听后点名结票，前往榆关，已派罗仙桥太守为学堂监督办理堂务云。”此后，铁路学堂由天津回迁山海关，以山海关铁路工程分局为校舍。

　　吴调卿任北洋铁路官学堂总办达四年之久。1900年因为八国联军入侵，学堂被俄军占据而被迫停课。1905年后，学堂在唐山复校，仍沿用原名。1908年，该校改隶属于清廷邮传部。后来几经变迁，1969年迁至成都。

　　戊戌变法，是中国维新派通过光绪帝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业、工业、商业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吴调卿在提倡科学，发展农工商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此前，吴调卿在天津创办了一些北洋实业，认识到发展民族工业的重要性。1898年7月12日，他上书建议在各省设立商务局，这条建议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认同。7月14日，光绪皇帝谕旨，将吴调卿的条陈交军机大臣酌拟办法，并寄当时的直隶总督荣禄。光绪谕旨称，“振兴商务为富强之计，必须讲求工艺。设厂制造，使足以保我利权”，对吴调卿的筹办北洋织绒厂、制造呢绒羽毯等建议表示认同。

　　8月21日，康有为上书，建议在北京成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分局。不久，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京师农工商总局正式成立，任命端方为直隶霸昌道、徐建寅为候补道，由吴调卿督理。当时三人分工，端方负责农业，徐建寅负责工业，吴调卿负责商业。徐建寅忙于福州船政局未尽事宜，实际未到任，而端方为一权贵，实际通晓农工商的为吴调卿。

　　吴调卿与端方具名连上七折，提出经济改革的具体主张。农工商事务门类繁多，他们顺承光绪的旨意，以农业入手，提出“以训农为通商惠工之本”，即普及农业科技知识，用先进的技术代替落后的耕作方法。还建议成立农业中学堂，创办农学专业报纸，引进国外先进农业机械，开办农业博物馆，创办农业试验场，聘请外国农艺师来华讲学等。蚕丝和茶叶是清朝对外出口的大宗产品，并占全国财政税收的50%以上，由于重视不够，不仅丢掉了一些丝茶的外国市场，还危及中国市场。为此建议对比西方等国经验，找出蚕丝和茶叶生产的不足，并根据情况，从种植、制造、行销等环节进行改良与整顿。建议购买缫丝、制茶的外国先进机器，推广先进的制茶方法，实行茶叶统一管理和国家专卖等。还提出凡中华物产“如吉林之红酒、口外之毛绒皮张，为外人所称许，皆当设法鼓舞，已尽其用”，凡华资企业，“苟有独设机厂，自制货物，尤当优予奖劝，力为保护”。还提出利用官帑成立国家银行的设想。这些奏折多多少少反映了上奏人具有现代经济思想。

　　吴调卿的举动，遭到一些保守派的反对，认为这些建议“不知废去国帑几万万矣”，并建议取消农工商局。1898年9月21日，发生戊戌政变。10月9日，京师农工商局撤销。三个大臣虽然不是康梁党人，但也受到牵连。不久，“谕吴懋鼎着撤销三品卿衔，毋庸管理农工商务总局事务”。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言：“吴懋鼎，直隶候补道，六月皇上新授三品衔督办农工商新政，今革职查抄家产。”戊戌变法失败后，吴调卿在汇丰银行的保护下，罢官归津。

　　吴调卿退出政坛后，专心致力于北洋实业。他是天津民族工业的开拓式人物。在天津近代史上，知名的早期民族资本企业有四家，即贻来牟机器磨房、天津自来火公司、北洋织绒厂、北洋硝皮厂，其中后三家皆为吴调卿投资创办，而且规模较大，揭开了天津民族工业的序幕。

　　19世纪末，火柴逐步进入中国的家庭，由于都是外国的产品，中国人称之为“洋火”“自来火”。吴调卿看准了这个具有发展潜力的大市场，1886年冬，禀请开办天津自来火公司，得到李鸿章的批准。1887年8月15日，天津自来火公司开工生产。集资人最初为吴调卿、杨宗濂及德国人穆鳞德，股本为一万数千两。杨宗濂为北洋武备学堂首任总办，穆麟德时任李鸿章的外交顾问。公司筹建之时，由杨宗濂出面，聘请德国人李曼负责管理（他还兼任北洋武备学堂教习）。李曼后因薪水与杨宗濂发生争执，不久穆鳞德撤股。吴、杨二人又邀盛军统领周盛波入股，集资18000两白银，继续经营。后来杨宗濂被参革职，公司实际由吴调卿主持。

　　吴调卿主管公司以后，打出国货的旗帜，开始雇用一些英国技师，培养技术人员。产品不仅在天津销售，还“运销河南诸郡”。但是，1891年5月21日公司临时工棚不慎起火，造成重大损失。同年8月，吴调卿联合英、俄商人，集资45000两白银，成立华北贸易公司，继续生产火柴。公司聘任俄国富商斯达尔采夫为总管，英国人米石艾为工程师。公司位于河西贺家口，占地面积64亩，除制作火柴的工人外，还培训附近村民糊制火柴盒，同时取得15年直隶火柴生产的专利权。

　　吴调卿在投资自来火公司的同时，于1898年禀请自筹资本，开办了北洋织绒（呢）厂，地址在广东道（今唐山道）西首。1900年庚子事变中，联军借用水塔作为观察，被清军炮火摧毁，厂房、机器等亦付之一炬。

　　1903年，吴调卿在河北贾家大桥开设北洋硝皮厂，这是天津第一家硝皮企业。产品有底革、面革、箱匣皮具以及军需品。开办不久获利甚丰，后因官方企图吞并而停工。1916年恢复生产，为军阀生产军需品。不久，又因经营不善，再度停工。1937年后，被日商收买，更名公大第一制革厂。

　　吴调卿早年就参与天津英租界公共事业的投资，1904年辞去汇丰银行买办后，被英商仁记洋行聘请，继续协助洋行投资英租界电灯房和自来水厂，后因经营顺畅，为英租界工部局收买。此外，吴氏还投资了中英门头沟通兴煤矿公司、天津汽灯公司等。

　　纵观吴调卿的人生历程，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历史人物。作为买办，他对洋人俯首听命；作为官绅，他为清政府摇旗呐喊。但是他还有另外一面，作为维新改良派，他主张经济改革，为国家兴亡奔走呼号；作为民族实业家，他致力于引入工业文明，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探索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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