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在广州，建设六马路是一条被誉为“不用出国即可吃遍全球”的美食街。在这条全长不过700米的马路上，汇集了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意大利等多家餐厅，海外美食一应俱全。这里是广东作为西方饮食登陆中国的入口的缩影之一。

　　广州是千年不衰的通商港口城市，舌尖上的文化成为岭南与世界中西互通的符号。饮食又是交流性极强，且兼具鲜明地方特色的矛盾统一体。晚清时期的广东人，首先从欧美商人的仆人或学徒开始做起，逐渐发展成为西餐师傅，随后流布国外和国内主要城市。在这个过程中，融合了西餐特色的粤菜也随之盛行全国、走向世界。

　　西餐东传的首站就在岭南。一般谈及广州西餐的起源，往往前溯自1860年太平馆的建立。而历史学家程美宝、刘志伟的研究表明，其实还应该更往前溯及外夷洋行和广州行商的帮厨侍仆——早在1769年，行商潘启官招呼外国客人时，便完全依英式菜谱和礼仪款客了。

　　从外文文献中，研究者发现，夷馆里的粤仆就做得出十分精美的西餐及点心、饮品。一位奥地利女士观察记录说：“所有菜都是英式做法——虽然厨子都是华人。”法国作家老尼克在《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中，述及19世纪30年代发生在广州夷馆奥地利商行的一次西餐宴会，其奢华程度是欧洲本土都难以企及的。仅是午餐就配备“一盘咖喱鸡、鸡蛋、油炸小点，还有几片没有配菜的冻肉、火腿和牛肉。”作家强调，这顿大餐中所有菜的原料——甚至烧菜的木炭——都来自欧洲。

　　在中国行商家庭的厨子，也很早就懂得炮制高水平的西菜。1844年10月，法国公使随员伊凡受当时最著名的行商之一潘仕成之邀，参访广州城，饷以西餐。法国人记述道：“他们用欧洲礼仪来招待我们——也就是说，一个中国仆人，学会做某些可怕的英式食物。”

　　潘家的餐后甜点给法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充分显示了当时广州人做西餐的水准。以精致生活闻名的法国人说：“我们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词语去描述它们有多么香甜。顺便说一下，汤做得更好。”

　　在洋人厨房里当学徒的广东人逐渐成长为师傅、老板。在洋行当厨的粤仆徐老高，在街边挑箩卖担地卖了一段时间煎牛排，赚足了开店的本钱后，于1860年在广州开设了第一家中国人的西餐馆：太平馆。

　　在“颇合广州人的胃口”的同时，太平馆其实更合外国人的胃口，甚至让他们自愧弗如。1861年2月22日《纽约时报》记者在新闻专稿《清国名城广州游历记》写道：“在这里，我们开始谈论一种最豪华的清式大餐，是用牛排做的。先前，我常听人说广州牛排如何如何美味，但从未有亲口尝过。”

　　是故，上海开埠后，西方人涌进上海，要觅西厨，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广东人。1862年7月《上海新报》的一则招聘广告就直说：“现拟招雇厨师一名，最好是广东人。”

　　在另一重要口岸天津，西厨也唯广东帮马首是瞻。1907年4月，天津广隆泰中西饭庄在《大公报》发布的广告称：“新添英法大菜，特由上海聘来广东头等精艺番厨。”

　　上海西餐以广东厨师为正宗。据文史学者周松芳考究，到1875年，上海才出现中国人开办的番菜（西餐）馆。其中最早的是坐落英租界的“一品香”，掌勺主理就是粤厨。

　　就连番菜的得名，沪上亦认为正源在广州。《晶报》刊文称：“广东人华夷之辨甚严，舶来之品恒以番字冠之，番菜之名始此。”

　　华夷之辨却不影响做生意。粤菜挺进京沪之初，多兼售番菜，声势互助。周松芳认为，西餐对“食在广州”在晚近的得名和传播，颇有助益。

　　1918年版的《上海商业名录》收录了80家菜馆，其中5家粤菜馆即兼营番菜。到了1920年代，粤菜在上海地位已经雄踞诸帮之上，傲立南京路的著名粤菜酒楼仍然兼营西餐。

　　在北京，最著名的醉琼林正是粤菜西菜合一，《顺天时报》1907年曾对其做过报道。直到1930年代，天津粤菜馆的特色仍是中西结合。国民作家王受生在《天津食谱：关于天津吃的种种》里记述，津门最好的饭馆当属“广东派”，而其特色是中西兼备。

　　广东人开的番菜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价廉物美，特别是抗战胜利后，更便宜过中餐。如著名的岭南楼的广告称：“全餐收银五毫，大餐收银壹圆。”比起当时的高档中餐酒楼一碗鱼翅动辄数十元来讲，可谓便宜至极。

　　除了早期中西并行之外，后来者对广州的饮食深刻印象，也多与西菜有关。周松芳认为，其中西式的红烧乳鸽最为典型。

　　梁实秋说：“吃鸽子的风气大概是以广东为最盛，烧烤店里常挂着一排排烤鸽子。”郭沫若1927年3月底到中山大学任文科学长，7月底参加北伐，离别的饮食记忆是“吃了荔枝，吃了龙眼蕉，吃了田鸡饭，吃了烧鸽”。

　　邵元冲和张默君这一对内著名的姐弟夫妻，几乎每次来广州，都会去太平馆吃烧鸽，仅日记中所记就达十三次。尤其是张默君，认为吃烧鸽才是居粤最值得纪念的事情，所以，临别之际，也是一定要去吃一次太平馆烧乳鸽的。

　　另一对“最高级别”的夫妇——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之嗜食乳鸽，舆论皆知。1946年杂志《凌霄》刊文《主席爱吃烧鸽太平》称，蒋介石平日最喜吃烧乳鸽，在黄埔军校任校长时，常独赴太平馆中吃豉烧乳鸽。

　　北伐后，蒋回粤视察时仍微服去饱餐一顿。1936年7月，蒋介石到广州来太平馆吃乳鸽，警卫人员化装成食客，占据各处通道和要津，门前宪兵警察成群，陪同的有钱大钧、唐海安等。

　　红烧乳鸽逐渐从西餐馆的代表菜，变成了粤菜的代表菜。1939年《晶报》则以“宋美龄喜食烧乳鸽”为题，介绍宋氏所喜爱的西菜“红烧乳鸽”是广东特色，原因乃是乳鸽为粤中家禽独有珍品，“他处所产，远不及其肥美”。

　　上世纪20年代，西餐渐成近代饮食一大时尚，广州西餐馆得以长足发展，不少从之前的矮楼木屋搬到高楼大厦。稍有名望者，其席位多为军政界、工商企业界人士以及教授、学者、华侨等“高等顾客”占领。其中，广州太平馆俨然国民政府指定餐厅。

　　1928年到1935年，南粤王陈济棠经常到太平馆订餐，从几桌到十几桌都有；1936年，“国府主席”林森前往罗浮山参拜三天，安排中餐大三元，西餐太平馆现场煮食；1947年，著名学者晏阳初做客广州，他的留美同学、时任广东建设厅厅长谢文龙在财厅前太平馆为其设宴洗尘。

　　更具历史意义的是，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南关太平馆把一万份点心送往东校场；1929年1月15日中山纪念堂落成，宴开1200多席，太平馆竟能揽下，堪称西餐馆发展史上的奇迹。

　　后来，日本人一把火烧掉太平沙的馆子，永汉路的太平馆由老职工凑钱重新开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周恩来还特意故地重游，向老职工郭良问好。

　　此外，沙面、恵爱路与永汉路均云集西餐馆。在抗日期间、广州沦陷前代表中共在沙面的经济西餐厅开记者招待会。

　　专程到沙面吃西餐的，还有陈寅恪。上世纪60年代，已经目盲的陈寅恪与刚调任广州的侄子陈封怀，相聚在广州沙面的西餐馆。陈寅恪在国外生活多年，饮食习惯趋同西方，早餐爱吃牛奶面包。

　　西餐馆见证了不少陈寅恪与同仁的交往。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中山大学流传的逸闻。陈寅恪与陈序经同席吃饭，喜欢西餐的陈寅恪对喜欢中餐的陈序经说：陈校长的“全盘西化”是假的，我的全“盘”西化才是真的。

　　近代学人与西餐的渊源自然不仅在“吃”。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设有全美最早的研究和讲授中国的东亚学系，培养了胡适、冯友兰、徐志摩、陶行知等一批名人大家。东亚学系最初的设立则源自一位广东台山的华仆厨师的捐助与倡议——1901年，“猪仔”丁龙在结束数十年服务生涯后，请求雇主卡朋蒂埃出面，把他终生积攒的血汗钱，共一万二千美元，捐献给一所有名的美国大学，建立一个汉学系，来研究他祖国的文化。

　　感动之下，卡朋蒂埃找到了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并加捐了十万美元巨款，更要求以“丁龙汉学”为讲席教授命名。如今，在该校东亚语言和文化学院内，仍悬挂着丁龙的巨幅画像。

　　羊城晚报：广东人从西餐的学徒到能自创，如何评价广东在近代中国饮食文化中的影响力？

　　王美怡：西餐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广东是起源地，广东人是首要功臣。正是他们，将西餐饮食习惯和文化带到了全国各地，并经过苦心经营，让西餐在中国传统饮食界站稳了脚跟。

　　此外，借由西餐名声日渐盛隆，融合了西餐的粤菜亦获得好评，“食在广州”自此驰名中外。可以说，广东不仅传播了西餐，并将融合了西餐的粤菜发扬光大，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领头羊和金字招牌之一。

　　羊城晚报：西餐在近代成为新生活方式的代表，这对于当下发展粤菜文化有何启示？

　　王美怡：西餐在近代成为新生活方式的代表，主要还是因为广东是中外交流的主要汇聚地，西式饮食习惯和文化经外国人而带入本地，粤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从学徒成长为师傅，亦将西餐文化传播开来，并针对不同人群进行改良，形塑了广东独特的饮食文化。

　　西餐在近代的传播和融合，对当下粤菜文化的发展有以下几点启示：一是在装潢上呈现特色，独具风格，不能千篇一律；二是在菜肴上各显神通，针对不同顾客群推陈出新；三是增强娱乐性，不仅让餐馆成为享受美食之地，而且能让客人饭余跳舞、唱歌、听粤曲、看粤剧，等等，物质与精神双重享受，流连忘返；四是根据不同节日，推出特色菜肴和娱乐活动，让具有超强包容性的粤文化出新出彩。

　　1866年，一位南浸礼传教士的妻子马莎·克劳福德出版了一本教做西餐的书，名为《造洋饭书》。该书前言说明了它的阅读对象是在外国人家庭工作的中国厨子。

　　和中国传统的食谱与食经不同。书目为首是“厨房条例”，特别强调做厨子的，有三件事应该留心：第一，要将各样器具、食物摆好，不可错乱；第二，要按着时刻，该做什么就做，不可乱做，慌忙无主意；第三，要将各样器具刷洗干净。书中要求，在厨子入厨做羹汤之前，先教导厨子如何维持厨房的整洁和秩序，这是当时一般华人家庭和厨师所没有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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