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有一份老百姓最喜欢的平民报纸——《新天津报》。该报以内容贴近生活，语言通俗，敢为老百姓说话而著称。其创办人刘髯公豪爽侠义，以痛骂军阀打开报纸销路，尤其是1937年天津沦陷后，他积极宣传抗日，拒绝出任伪职，坚决不与日伪政权合作办报，因而被日本特务逮捕，关押于日本宪兵队。在押期间，面对各种酷刑，刘髯公宁死不屈，狂歌谩骂，在保释出狱后不久，饮恨而死。

　　刘髯公，原名刘学庸，字仲儒，笔名髯公，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生于天津武清县杨村镇，回族。其父经营小粮店，因蚀本关闭。此后，家境困难。读过几年私塾的刘髯公，十几岁便开始独立闯荡世界。一个偶然的机会，经法国驻华领事馆的厨师姚奇山介绍，进入领事馆做了一名录事。凭借天生的灵性和多年混迹社会的经验，他的工作得到了法国领事馆的赏识。1900年调任天津法租界工部局侦探长。在任期间，他在天津车站、码头、警察局、法院及各机关广交朋友。不久，他就在津娶妻生子，开设明星自行车行，逐渐在天津法租界站稳脚跟，取得了较高声望。

　　在列强瓜分租界地的天津之时，刘髯公深感民不聊生的痛苦，决心创办一份平民化的报纸，替老百姓说话，畅所欲言，大抒中国人民的志气。他聘请擅长绘画、书法、粗通外文的薛月楼为主笔，段松波任副经理，自任社长，创办《新天津报》。该报于1923年8月正式发刊，初为四开小报，日发行量仅500份。内容以面向平民大众为主，不登桃色新闻。刊登大众关心的新闻，突出真实性、通俗性。刘髯公为《新天津报》制定的训词是：“大公对外，忠实服务，倘有陨越，上帝临汝”。他把训词制成镜框，悬于报馆墙上，每逢节日，他还要对全体员工训示一遍。后又陆续创办《新天津晚报》《文艺报》《新天津画报》《新月刊》等六种报刊，扩充报社，设立私家电台，办新闻函授学校。几年后，《新天津报》日发行量增至5万份，在全国报刊界颇具影响。

　　刘髯公喜京剧，攻老生唱腔，演唱水平出众。曾多次与京剧名角章遏云等在法租界的春和大戏院同台演出，被誉为津门名票。

　　他关心家乡教育，热心公益，扶危济困。20世纪20年代末，他在杨村七街庆德胡同内的自己宅院里兴办了杨村回民小学，出资举办杨村全镇学生演讲比赛会，奖励优秀学生。杨村清线年遭雷击后殿烧毁，刘髯公同七街回民官绅穆文善团长领头出巨资，并向全国和杨村回汉乡亲募捐集资，使清真大寺修复如初。当年回汉民耕种的田地有很多在夹道洼里，几乎年年沥涝成灾，水排不出去，刘髯公出资及募捐六万现大洋在夹道村南北运河大堤上修涵洞一座，让洼淀里的积水能及时排出。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大片国土沦丧，刘髯公义愤填膺，他通过《新天津报》宣传抗日救国，积极报道抗日英雄马占山、冯占海、上海十九路军蔡廷铠，痛斥不抵抗主义，深得民众欢迎。

　　1937年7月29日天津沦陷前夕，《新天津报》宣告停刊，刘髯公亲自撰写《新天津报》社论，向广大读者告别，文词慷慨悲壮。日本侵略者大为恼火，他们对刘髯公采取利诱和威胁的手段，让《新天津报》复刊。日伪政府请他参加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筹备会，刘髯公拒不赴会，还把送通知的人骂了出去。日本特务想对他实施武力，但因他住在法租界，又不便下手。

　　同年8月2日，津城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有从外面回来的家人说，法租界外不远的特三区东天仙戏院门前有千余人正在雨里浇着，进值初秋，露宿街头的妇女儿童啼饥号寒，惨不忍睹。刘髯公听闻，不顾家人阻拦，披上雨衣，出了法租界，来到东天仙戏院前。他想用汽车将他们送到意租界的报馆，但被意租界当局阻拦。他又给戏院的产权人法国仪品公司董事长打电话，提出让难民在戏院里暂住，戏院租赁费由刘髯公来付。经过一番交涉，难民终于住进戏院对面铺房，使得难民都有了栖身之所。刘髯公回家后仍不放心，又先后给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雍剑秋和《天津晚报》负责人常小川打电话，约定次日共商救济难民事宜。岂料，翌日刘髯公竟遭不测。

　　8月3日上午，刘髯公像长夜往常一样乘汽车上班，车行至万国桥（今解放桥），日本宪兵队令车上的人下车检查。刘髯公刚一下车，即被几个日本特务逮捕，押送日本宪兵队。刘髯公在当时是有社会地位的人，深受拥戴，哪里受过这种待遇，一进宪兵队后，他毫无惧色，破口大骂。

　　在押期间，在刑讯室他以训斥和咒骂回答敌人的审问，用悲壮高亢的京剧唱腔倾诉他一腔怒火，日寇残忍地用皮鞭抽打、轧杠子、上电刑，他强忍着疼痛不停地叫、骂、唱。第二天日本宪兵队长请他到客厅吃茶、谈话，劝他与日本人合作，继续出版《新天津报》，以示“中日一家，共存共荣”，他仍以骂相对。遂被丢进水牢，浸泡在肮脏的污水中，受尽蚊虫叮咬。在此后的数次审问时，他不是痛斥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就是大骂他们丧失天伦，恣意蹂躏同胞。在牢里他高唱《宁武关》《骂毛延寿》等京剧唱段以及随意编唱的戏词儿，哼唱“我纵然为国家尽忠死……也落个青史名标万古美名传”。

　　此后，日本人又派汉奸向刘的家人转达“要想保住刘髯公，得让报纸复刊”之意。刘的弟弟等人面见刘髯公时，听他骂不绝口，哪里还敢提及报纸复刊之事。后经家人及亲友四处取保，天津各清真大寺的阿訇联名具保，家属瞒着他接受了日方的复刊条件，刘髯公才得于10月26日获释。

　　回到家中，刘髯公对前来看他的报馆同仁们说：“《新天津报》决不再出版了，大家另觅出路吧！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因受酷刑，伤及内脏，呼吸困难，身体不能活动，每日躺在病床上唱着自编的戏词，度过了最后的几个月。临终前，刘髯公只剩下了一把骨头，仍嘱咐家人不要把《新天津报》拱手送给日本人，用尽最后一口气力唱出：“我为国家尽忠死，落个青史传美名！”唱罢闭上双眼，愤然辞世，时年仅45岁。

　　刘髯公故居坐落在河北区建国道66号，建于民国时期，整座故居为砖木结构二层楼房，意式建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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