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说起上海，石库门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代表性符号。在这里，中国的伟大梦想得以启航；在这里，江南传统的二层楼民居样式与源自欧洲的联排布局和谐共存。

　　石库门兼具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特征，亦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所在。作为中国的诞生地，上海是中国人的初心所在、根脉所系；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和“文化大码头”，上海不断吸收、借鉴国内外优秀文化，滋养出独树一帜的海派文化；从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一路走来，吴越文化、长三角文化在这里接续传承，江南文化的“活水”始终流淌向前……

　　站在新的起点上，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这三种文化，如何汇入上海文化的“激流”之中？近日，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姜义华，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忻平，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仲富兰，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孙逊，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朱鸿召，就相关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解放周一：上海正变得日益都市化、国际化，却也似乎越来越远离“烟雨江南”的传统韵味。现代化的上海，还算真正的江南吗？

　　姜义华：今天的上海地区，包括清代松江府所属华亭、奉贤、金山、南汇、青浦、川沙等地，以及原苏州府所属、后改为太仓直隶州所属的嘉定、宝山、崇明等地，可谓吴越文化的重镇。

　　人们通常所说的上海文化，是伴随上海开埠和国际化大都市建设而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它在原先传统文化积淀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和融合世界各种新的文化成果，汇聚中国各地方、各门类的文化精华，全面推进传统向现代转型，努力在文化上进行独具特色的再创造。正是凭借这几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上海方才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新文化的中心和发源地。

　　仲富兰：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确实变得更加现代化，但这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上海原本是江南的一个镇、一个“壮县”。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崛起，离不开“应天十府”资金、人力、市场以及人文资源、地理环境的支撑和互动，上海绝不是江南之外的“飞地”。都市化的上海仍是“文化江南”的重要组成组分，是传统江南文化在新时代的深化与超越。

　　解放周一：“江南”原本与“江北”“中原”相对，泛指长江中游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与现今意义上的江南地域概念似乎有所出入？

　　仲富兰：很多学者对江南的地域概念，作过各种各样的阐释。《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说的：第一，江南是指江苏、安徽两省的南部和浙江省的北部；第二，江南泛指长江以南。但是，按照前一种解释，那扬州就基本被排除在外了，而扬州曾是江南文化的翘楚。按照后一种解释，是不是要将粤、闽等地纳入江南的范畴？

　　行政地理学的划来划去、变动不居是一种常态。但基于地形地貌、社会经济、文化特色等因素而形成的狭义江南概念，约出现于元明时期。一般认为，明清时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构成了江南核心区域。

　　仲富兰：古往今来，人们谈及江南，并不一味计较精准的地理限定，而更关注在一个大致区域内具有共通性的自然景观、社会形态和人文特征等。“杏花春雨”“粉墙黛瓦”“百桥千街水纵横”“一曲溪流一曲烟”……江南文化中蕴含的秀美山川和人文意象，始终是其真正的魅力所在。

　　要说有什么共通性，我认为可以归结为水。江南之胜，独在于水。水在江南拥有着别致的内容，那就是水的人文化：受水的限制，江南一带出行多靠舟楫，于是建房时也巧妙利用这一特征，形成了“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象。

　　其实，“江南水乡”一词，还隐含着一种对理想文化的体认与呼唤。这种文化，有别于都市喧嚣、市井生活，也不同于大漠孤烟，而是一种对富足心灵的追求。

　　解放周一：明代以来，商业的发展、市镇的兴起，对江南文化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助益？

　　仲富兰：明清以来，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和城市的繁荣，江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这一时期，发达的商品流通、巧技百出的手工艺、文人雅士的荟萃、思想流派的迭出、戏曲和通俗文学的发达，共同激发了江南民众婉约细腻、好学善思、机智灵活的思维方式，以及崇尚礼仪、重节俗、好游历、讲究生活品位的风俗习惯。这些仿佛随意造就的洒脱，让江南文化传承飘飘洒洒地延续着，让江南文化得以蕴含传统的早慧、现代的广收。

　　特别是，有了吴越文化“打底”，江南文化又接纳了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徽派文化、岭南文化、齐鲁文化、秦晋文化等。这种文化传统在上海开埠后与近代西方文化对接，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海派文化。

　　姜义华：海派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在于上海以开放的心态同世界建立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联系。由此，我们得以凭借中外各种资本、资源、人力、技术、信息的高度集聚和集中，建立起完整密集的文化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依靠高水准的教育、新闻出版、文娱活动乃至科技研究，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近代文化。

　　洋务运动中、戊戌维新运动中、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革命思想宣传运动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上海能够执新思想、新文化之牛耳，即源于此；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创立于上海，一定程度上也与此紧密相关。如果缺少或削弱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会使海派文化、上海文化的发展元气大伤，从而动摇上海的文化地位和影响力。

　　孙逊：近代上海的崛起，使得海派文化迅速上升为辐射、引领整个江南文化乃至全国文化的核心源之一。它的宝贵之处在于，为国人提供了新的价值理念。

　　首先，近代上海因特殊的地位和条件，在很多方面得风气之先、开风气之先。例如，在戏曲改革、新闻报刊、话剧电影、印刷出版、新式学堂和医院以及各种公共文化设施上，上海要么是发祥地，要么是主要的集散地。

　　其次，人们对海派文化可能有多种提炼和概括，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犹如千条江河汇入大海，各种文化进进出出、相继登岸、相互激荡，最终赋予了海派文化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以“海派京剧”为例：其对传统程式的改造、对舞台艺术效果的追求，乃至对西洋音乐和声原理、多声部演唱法则的借鉴，典型地体现了海派文化的多元包容。

　　再次，上海是一座通商口岸和商业都会，商业意识深深浸染着海派文化的各个方面。鲁迅有关海派“近商”的论述，一定程度上可谓揭示了海派文化的特性。

　　最后，海派文化具有深厚的市民趣味，包括鲜艳、明快、华丽及雅俗共赏等审美特征。为了适应近代上海的市民需求，“海派京剧”大胆进行改革，以“新颖之剧目、精进之唱段、华丽之服装、鲜明之伴奏”与本地剧种争长，收获了不少爱好者。

　　解放周一：说到近代上海，红色可谓这座城市的底色。红色文化为何得以在上海萌芽、发展和传播？

　　朱鸿召：在近代上海，越是与外国人有交往，越是切身感受到国家独立主权意味着什么。无法独立自主，腰杆子就挺不起来。而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前提，就是中国人民组织起来，由“中国人”变成“中国人民”。在这个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的组织者、领导者就是中国。

　　如果说，近代上海“一市三治”、五方杂处的特殊格局，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传播提供了客观物质条件；那么，向往社会公平正义、建立独立自主国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红色文化在上海萌芽、发展和传播的精神条件。

　　解放周一：有人认为，中国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诞生，是偶然的、随机的。您怎么看？

　　忻平：这个看法必须予以批驳。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上海是主要的散播地。红色种子在上海找到了合适的土壤，从此就一发不可收，逐渐在中国生根开花、枝繁叶茂。

　　例如，上海是思想舆论传播的重镇。早期的维新派、改良派、革命派主张及其后的民粹主义、第二国际主义、各种无政府主义等相继在上海风行一时。以《新青年》为核心，上海成为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中心。中共早期的革命领袖和骨干，几乎无一不是受到《新青年》感召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又如，近代上海是一个以陌生人为主的移民社会和商业都市。移民文化本身内蕴着竞争和创新的动力，而海派文化又有着求新求变的传统。同时，城市的商业性质塑造着城市人，重能力、重契约、重规则、重理性，一切成败取决于个人奋斗。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当时占全国1/4、占上海人口1/5的51万工人阶级觉悟高、能力强、纪律性强，渴望组织起来。由此，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在上海这个工人阶级大本营诞生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此外，新式教育还培养出一大批新式人才。他们追求新知、期望变革，这在当时中国其他地方是少见的。1920年，以律师、医师、建筑师、会计师、工程师等为代表的上海职员达20万人。他们具有爱国心、追求新思想，积极参加“三罢”活动，成为仅次于工人的第二大社会阶层。

　　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代表来华考察后发现，上海有着与众不同的宽松的文化氛围，是中国出版事业的中心和中国社会主义者活动的中心。由此，他们判断：“这是中国建立组织最合适的地方。”

　　忻平：地下党是上海红色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时间最长、最具特点。但是，红色文化绝不限于地下党文化。实际上，上海的红色文化具有丰富深厚的内涵。

　　从内容上看，上海的红色文化包括革命文化乃至近现代以来的进步文化。从时间上看，上海是近代以来革命史体现较为集中的地方。

　　上海不是政治中心，但晚清以来的革命大事几乎都在上海发生。秋瑾、康有为在上海反清；孙中山长期在上海策划和领导革命，他讲过“上海对革命贡献最大”；陈独秀对上海罢工事件中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趋向进步的市民寄予极大希望。

　　忻平：是的。作为党史、国史以及改革开放史的缩影和典型，红色文化贯穿于上海的发展全过程。红色文化的历史完整性，成为上海文化的一大特色。

　　第一，上海是中国的诞生地，中共中央在上海领导中国革命12年。第二，上海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发生地和重要根据地。第三，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积极支援全国建设，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第四，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努力践行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使命，凸显红色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

　　朱鸿召：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红色文化的基因，始终澎湃在上海人的血脉里，并化为对国家富强、个体尊严的不懈追求，形成了上海人崇洋不媚外、反侵略不反科学的开放情怀，培养了上海人刚柔兼济、柔韧刚毅的性格特征。它不断提升着上海城市精神的高度和宽度、厚度和温度。

　　解放周一：近代上海，曾被一些人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又被海外舆论赞为“创新乐园”。两个“乐园”，诉说着怎样的时代变迁？

　　朱鸿召：“冒险家的乐园”实质上是资本的狂欢；“创新乐园”则是上海打造卓越全球城市的重要基础。后者体现了共创共享未来的情怀。从“冒险家乐园”到“创新乐园”，折射了上海城市文化观的改变。

　　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江南文化、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之“肉身”，江南文化是上海文化之“中国心”，红色文化是上海文化之“灵魂”。同时，上海文化也是中华优秀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交融汇通，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

　　解放周一：但是，也有一些文艺作品把上海文化跟所谓“小时代”画等号；还有观点认为，外来的文化愈热闹，自家的文化就愈苍白。

　　朱鸿召：这些都是有意无意地在消解乃至妖魔化上海文化。就当代上海文化建设而言，我们需要优质“食材”和“厨房”，需要大力提倡有“厚重感”的江南文化、有“精气神”的红色文化、有“大时代”意义的海派文化。

　　坦率地讲，文艺作品存在艺术情怀大小之分、审美境界高低之别、价值取向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不同。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需要文艺创作的慧眼去发现、去审美地表现，进而给人以温暖、希望和榜样。

　　应当看到，没有新鲜的审美表达，即便是重大主旋律题材，也可能搞成平庸之作。我们万万不可辜负这个新时代。事实上，上海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窗口，每一个世纪工程、每一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背后都有着精彩的中国故事，值得挖掘和表现。

　　解放周一：上海也是一块蕴藏丰富红色文化资源的宝地。除了一大会址外，是否还可以深入发掘其他“红色记忆”？

　　忻平：上海与井冈山、瑞金、延安、西柏坡一起，组成了中国红色文化的历史主脉，值得深入挖掘、整理、保护和开发。

　　目前，比较紧要的是研究和挖掘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红色资源。例如，体现航天精神的上海航天事业的红色资源以及体现改革开放精神的浦东改革开放历史文物和历史遗迹，等等。

　　解放周一：除了“吸收外来”与“不忘本来”，上海文化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更好地“面向未来”？

　　孙逊：新时代，要擦亮“上海文化”品牌，可以从四个方面予以展开：要具备“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要凸显“敢为天下先”的开创精神；要重振国际文化大都市的雄风；要引入文化建设多元主体，重建“文化大码头”的生态环境，使各类文化人才在上海都能找到发展空间。

　　姜义华：上海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源于其在海纳百川的基础上，一直在追求卓越，因而勇于变革、勇于创新。而这又和它始终不渝地坚持面向实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分不开。

　　上海文化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的发展。上海文化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第一。

　　上海是中国的上海，也是世界的上海。面向世界，就要充分了解世界所发生的全局性变化，充分了解中国在全球化总格局中地位的变迁和所应承担的责任；就要勇于利用世界上的各种资源，尤其是思想、文化、科学、教育资源，经过自己的消化、融合和再创造，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

　　上海文化还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它拒绝固步自封、人云亦云和随波逐流，而珍视察人所未察、发人所未发。从中华文明和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正在创建一种新的文明。这个新的文明融新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生态文明为一体，生机空前蓬勃，创造力空前旺盛。上海文化所面对的未来，正是这样一个未来。

　　在过去数十年中，上海创造了许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亮点和文化品牌。譬如，上海译制片厂推出的众多译制片，上海辞海编纂处推出的《辞海》，上海作协主办的《收获》杂志，等等。这些文化品牌，有的不仅存在至今，而且仍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影响力。

　　我一直认为，文化的再中心化，文化的再现辉煌，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当前，上海要在文化建设上有所作为，要在全国乃至全球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需着力提升五种能力。

　　开埠以来，上海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一跃而成为文化中心，靠的主要是较强的文化生产能力。

　　以出版业为例，上海在传统雕版时代，应该说是毫无优势的。开埠以后，上海率先引进石印、铅印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创新发展出与欧美先进国家同步的文化工业。凭借这个基础，上海拥有了领先整个亚洲的文化生产能力，成为公认的文化中心。

　　据美国学者白鲁恂的研究，抗战前夕商务印书馆一年图书发行的总量，相当于整个美国全年图书发行总量。一家企业可以敌一国，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对一个文化中心而言，当然要有充分激发个体创造力、想象力的机制，要创造比其他地方更适宜文化人立足、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生态，但也要有整合本地、全国乃至全球文化资源、文化智慧的能力。

　　文化归根到底是一种表达。表达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话剧、电影、绘画是一种表达，诗词、小说、戏曲是一种表达，科学和人文是一种表达，建筑也是一种表达，甚至一切人造物都可以视为一种表达。只不过表达的内容因人因事因物而异。

　　表达有深浅、文野之别，但那些成功的表达或者说经典的表达，总是直指人心，是独创的、前沿的、精致的、富有震撼力的，既契合本土需求又具有世界视野。

　　自中西交冲以来，文化融汇能力日益关乎中国文化的存废，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只有融化新知，才能昌明国粹。

　　文化吸附能力，简单地说就是你有没有能力把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资源吸引过来，特别是把最优秀的一些文化资源争取过来，让它能够在这个地方生根发芽，进行新的创作。文化输出能力，不全指在全国乃至全球文化贸易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还包括文化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一种能够影响甚至主导雅俗的能力。

　　这五种能力，归根到底是吸引人才的能力。我想，上海什么时候真正成为全国乃至全球人才的向往之地，就是上海文化再现辉煌之时。

　　长期以来，各界对上海文化存在种种误解。比如，认为上海在开埠以前是一个小渔村，没有什么文化。这种认识忽略了上海文化的历史悠久性。还有一种隐蔽的误解是，认为上海只是个“文化码头”。

　　什么是码头？码头是江河湖海边上专供乘客上下与货物装卸的地方。码头最重要的功能是中转，而不是留驻与发展。仅说上海是“文化码头”，是不是暗示留不住精彩的文化，而只能敲锣打鼓地迎来送往？显然，“文化码头”的简单定位，既不能表达上海文化的历史，也不能准确描述上海文化的现状，更不应成为上海文化建设的唯一目标。“文化码头”的误解，忽略了上海文化强大的创造能力和吸引力，抹杀了上海文化的原生性和根基性。

　　根据规划，到2035年，上海将建成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所谓的人文之城，绝不只是一个“码头”，而应该是文化发生、发展的“大基地”“大本营”。

　　海派文化从一开始所走的发展路线，讲究的就是包罗万象、海纳百川。这在一些人看来，难免会觉得驳杂不纯。其实，海派文化胜就胜在大杂烩般融合在一起后，反而有了独特的灵魂。它既有中国古代文化传承下来的内在思想、精神，处事之道又受到现代契约精神和实用主义的影响。

　　上海文化的一个主流特征是务实，这在商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上海的写字楼里，人们不太喜欢说一堆有的没的，而常常是直奔主题。人们习惯于用中国人的思维来思考事情的价值，但落实的时候又会用现代契约精神来自我约束。

　　上海的年轻一代文化就更加多元了。他们对新的东西、新的思想接受得较快，更加灵活和包容。所以，很多人都会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如看演出、学茶道、练插花、逛书展“淘宝”等。

　　这就是上海，容纳各种各样的文化为己用，然后将其消化，增长见识、陶冶情操、丰富生活，进而焕发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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