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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上海的兴起，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最抢眼的历史事件。上海这座城市经历了哪些重要变化？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请听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武解读他眼中的“大上海的兴起”。

　　1843年以后，上海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迁，这些变迁大致可以概括为两次“跨越”和三次“转型”。

　　一是跨越苏州河。开埠之前的上海县城由城壕和城墙环绕，空间狭小局促；开埠以后，随着城北地带租界区域的兴起，上海城市空间快速推进到苏州河南岸，并开始跨越苏州河，一座座横跨苏州河两岸的桥梁由东向西次第兴建。

　　这场自19世纪中叶开始的“造桥运动”把苏州河南岸和北岸连成一体，苏州河因此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内河，城市空间向北大幅拓展。

　　二是跨越黄浦江。20世纪90年代开始，苏州河上的“造桥运动”移到了更宽阔的黄浦江上，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徐浦大桥、奉浦大桥以及外环隧道、延安东路隧道、人民路隧道、复兴东路隧道、打浦路隧道等10多条越江隧道，把黄浦江东西两岸连成一体，上海进入举世瞩目的浦东开发开放时期，城市空间再度大幅扩容。

　　来自世界各地的小朋友参观南浦大桥，这是上海市区第一座跨越黄浦江的大桥（上海市档案馆藏）。

　　大都市的兴起总伴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张运动，上述两次跨越基本上奠定了大上海的空间格局。在两次跨越的过程中，上海城市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

　　第一次转型始于1843年的被迫开埠，上海由原先的区域性港市转型为外贸主导的国际性巨埠。开埠前的上海已经相当繁盛，但这个繁盛是建立在埠际贸易基础上，主要靠内河航运发展起来。开埠以后，由埠际贸易转向对外贸易。

　　外贸主导与埠际贸易主导的城市完全不一样。当时，埠际贸易在江南城市中排第一位的是苏州，因此苏州是江南的中心，所有的物流包括上海的货物都要输入到苏州，然后由苏州再分散出去。为什么这样？因为苏州既是省会城市，又处于南北大动脉京杭大运河上，苏州的地位当然非常重要。而上海离运河相对较远，反而是松江离运河更近一些，因此松江是府城，上海是县城。

　　开埠之后，中外贸易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体制下，海运变得非常重要，进口的货物大量进入上海，再由上海往内地输送，而内地出口的货物也经由上海中转，然后再发往世界各地。在这个过程中，上海逐渐成为亚洲头号商埠，这是第一次重大转型。

　　第二次转型以甲午战争为起点，上海从比较纯粹的商业都市转型为商业与制造业并重的工商都市，1949年以后更进一步转型为共和国的工业基地。

　　此前的上海，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口岸和整个东亚的枢纽型商埠。在这个过程中，上海逐渐形成一种内驱力，需要就地生产，从贸易转向制造。但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不允许民间私人资本投资兴业，不能建立工厂、企业。

　　甲午战争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得了在中国条约口岸投资设厂的权利，按照“一体均沾”的原则，列强也都取得了这项权利，纷纷投资兴业。

　　在这种背景下，民间“商战”的呼声愈演愈烈，清政府开始调整经济政策，逐步开放和鼓励民间私人资本创办实业，上海由此进入“工业时代”。在当年的上海，只有苏州河和黄浦江沿岸那些毗邻租界的地方，能满足地价相对低廉和交通便利这两个工业用地的基本要求，于是上海率先在沪东（杨树浦一带）、沪北（闸北西区）、沪西、沪南形成了四大都市工业区。上海遂从贸易都市转变成制造业与商业并驾齐驱的工商都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要变农业大国为工业大国，而上海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和当时的“世界都市工业中心之一”，于是上海迅速变成了纯粹的生产型城市，进而转型成共和国的工业基地。

　　第三次重大转型是从对上海作为工业基地的单一功能进行反思开始的。作为工业基地的上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曾经创造了无数的全国第一，但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首先，上海地下没有矿藏，是资源非常有限的城市，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几乎全部要靠外地输送。其次，上海每年创造的绝大部分利润都上缴国库，能用于建设的资金所剩无几，城市基础设施常年得不到更新，变得破旧不堪。还有，上海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最典型的就是苏州河的污染。于是，“上海向何处去，建设什么样的上海”被尖锐地提了出来。

　　上海的第三次重大转型是从生产型城市转型为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大都市，恢复上海原有的多功能的都市中心地位。这个转型的过程到现在还在进行中，远没有完成。目前，上海的目标是全力推进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五个中心”的建设。

　　开埠前的上海已经不是“区区草县”。那时候，上海沙船业的规模非常可观，但上海主要是作为苏州的转运港而存在的，因而被称为“小苏州”，这个称呼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上海在当时江南城市格局中的位置。

　　开埠以后，上海迅速取代苏州，一跃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上海步入了超常规的发展阶段，发展速度超乎许多人的想象。上海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很多研究者都归因于开埠，但其实并不尽然。

　　实际上，开埠后的最初10年，上海并未出现显著的变化。除了外滩陆续建起一批洋行建筑外，自外滩往西依然是一派田园风光。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发生了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江南战事，这才是促成上海快速兴起的另一个原因。持续了17个月的小刀会起义，把上海县城及周边县的难民逼入租界。此前租界和华界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小刀会起义后，大量人口拥入被视为“避秦之桃源”的租界，租界原来只有500人，骤增至2万多人，“华洋分居”变成“华洋杂处”。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之后，富庶的江南成了两军对垒的沙场，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难民潮涌入租界。当年究竟有多少难民从苏浙逃到上海，有说50万的，也有说75万的，说明太平天国时期上海人口确实激增。

　　这么多人拥入租界，对上海来讲意味着什么？首先当然是混乱和无序。与此同时，一拨又一拨的难民潮涌入上海，也使财富和劳动力不断集聚上海。它至少给上海带来了3样东西：一是资本。江南地区不少殷实人家逃到上海，也把财富转移到上海。二是庞大的消费需求。大批难民拥入上海，衣食住行成为大问题，上海典型的民居形式——石库门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成片开发的，这为上海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三是廉价的劳动力大军。所有这些都为上海的快速兴起提供了动力。

　　从那以后，无数人怀抱着各自的梦想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上海，因为上海有着其他地方不具备的相对自由、安全的环境，有足以让他们立足和发展的空间。

　　上海还有一个特殊的优势。那时候在中外贸易中，中国出口的最大宗商品是丝绸和茶叶，而上海临近丝和茶的产地。上海开埠之后，全国各地产的各种丝绸90%是从上海出口的。茶叶的情况比较复杂，武夷的茶通过福州口岸出口，苏浙的茶通过上海出口，两湖的茶则通过汉口出口。

　　大上海的兴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与早期全球化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西贸易交流的早期历史中，茶、丝和瓷器曾是最受西方青睐且具标志意义的中国商品，这些出口商品和进口货物一样，大都要从上海周转。其实不仅仅是物流，上海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是一个枢纽港，在中西接触和交涉的历史中占据枢纽性地位。凡是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多半都在上海住过，他们留下的笔记里也有不少都记载着他们看到的上海。

　　到19世纪后期，以租界为中心的上海已发展为亚洲最繁华的通商巨埠。1881年，有人在《申报》上发表文章，称“上海之地不啻海外之巴黎斯”，这大概是上海被称为“东方巴黎”的最早记录。

　　首先，它创造了一种非常特别的都市类型。在它兴起之前，中国的城市基本上是行政中心，城市的规模、地位与城市的行政等级相对应，依次是都城、省城、府城、县城，都城比省城重要，省城比府城重要，府城比县城重要。中国古代80%以上的城市都是行政中心或者政治中心，上海的兴起则完全跳脱了这样一种模式，这座城市不靠皇帝、不靠官吏，而靠买卖发展起来，买卖是它的灵魂，所以它与中国传统城市类型非常不一样。

　　大上海的兴起不仅创造了一种都市类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中国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历史大格局。近代之前，中国的历史是以帝都为中心的历史。大上海兴起之后，在帝都之外形成了另外一个中心，这是非常不同的。相对帝都而言，上海本是非常边缘的滨海县城，它能够从边缘走向中心，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大格局中另创一个中心，其意义非比寻常。

　　上海，这个靠近大海、以海命名的城市，对现代中国的重要性，甚至比伦敦之于英国、纽约之于美国、巴黎之于法国、柏林之于德国更为显著，是任何其他中国城市所无法替代的。它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产物，又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肇始者和推进器，在近代以来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譬如工业，上海是率先步入工业时代，并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和工厂制度的大都市，也是率先建立现代都市工业区的“工商都市”，沪东、沪北、沪西和沪南工业区陆续形成，成为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摇篮，绝大多数现代工业门类都是在这些工业区孕育发展起来的。中国其他城市无论是青岛、天津、汉口、无锡，还是大西北，最初都是从借鉴上海经验开始，然后慢慢发展起来。

　　上海从一个滨海县城衍变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每一步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研发、创新与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转化、应用和推广。开埠以来，上海不但是中国接触、介绍、传播、接受、消化西方科学技术最为集中的地方，而且是中国科学技术研发、转化和推广的中心。上海的现代性和优势地位的确立，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全国领先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的。上海是中国最早引进、使用和推广电话、电报、电灯、汽车、自来水、煤气等公用设备和技术的城市，在工业技术、通信技术、建筑技术、工程技术、河道疏浚技术及交通技术的引进与研发上，也都走在全国前列。

　　就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变迁而言，上海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上海不仅是通商的大码头，也是新知识的码头、新思想的码头、新文化的码头。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思潮、新学术、新文化最早都是在上海登陆，并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光绪帝的阅读书目，这个书目中除5种由政治官报局刊印外，其余34种全部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其实，光绪帝开出这个书目并不奇怪，晚清时期绝大部分新式读物都来自上海，上海不但是内地新知新学的主要来源地，也是庙堂新知新学的主要来源地。当上海的出版物成为庙堂读物的时候，它冲击和改变的绝不仅仅是一时一地的读书人的知识架构，而是整个国家的朝政。

　　另外一个例子是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最初的主业是印刷，所以叫“印书馆”。1903年初，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后，即着手组建编译所，并按朝廷颁布的新学制编纂新式教科书以“扶助教育”，随即推出《最新国文教科书》，大获成功。以此为起点，商务印书馆在书业林立的上海迅速崛起，成为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重地，在教科书、西学传播、国粹保存、原著出版、辞书编纂、期刊发行、印刷技术等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和引领性的贡献。其出版、发行总量一直雄踞中国现代出版业的首位，业绩惊人。据说抗战前，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占全国出版物总量的一半。

　　当年的上海与中国其他城市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国际化和全球性。可以说，上海本身就是中西两种文明交汇融合的产物。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这样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成长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也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这样在中西文明的交汇融合中发挥了如此关键的作用。

　　因此，我认为，要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变迁，不能不研究上海；要了解中西接触与交涉的历史，亦不能不研究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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