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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14日，“口述历史与上海城市精神——上海市文史馆口述历史丛书研讨会”在上海市政协召开，此次会议为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十三届学术活动月系列活动之一，由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与上海市文史资料研究会主办。近日，《阮仪三口述历史》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也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4年内连续推出的第18种口述历史专著。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建馆于1953年，馆员从事的行业遍及文化历史、金石书画、新闻出版、教育学术、戏剧电影、医学体育等多个领域，他们多为专业翘楚乃至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之士。为了保存历史记忆，发掘这一群体本身特有的故事，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学家姜义华和熊月之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编撰项目。从2015年10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第一辑以来，基本保持每年一辑、每辑4-5种新书的频率，目前已经面世的四辑18种。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18位口述者中，或为名门之后，如杨杏佛哲嗣杨小佛、丰子恺之女丰一吟、小校经阁主人刘晦之之孙刘耋龄、杜月笙之子杜维善；或为学界翘楚，如邓伟志、陈绛、邹逸麟、姜义华、林丙义、阮仪三；或为艺坛名家如颜梅华、汪观清、胡振郎、吴彤章、高云龙，还有一代名伶童祥苓、资深影人沈寂和宗教领袖曹圣洁。他们斑斓多彩的人生经历，加之撰稿人本身的学养，使得丛书内容既有史料价值，又兼具可读性。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沈飞德首先发言，他对文史馆的文史资料工作做了介绍和回顾。1953年6月，文史馆成立，其中一项基本的工作，就是要请老先生们撰写回忆录。上海文史馆库存有将近3000人的回忆，目前出版的仅仅是一小部分。沈飞德表示，口述历史为近现代和当代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有着档案文献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文史馆荟萃了社会各界的名流，馆员们阅历丰富，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而很多年长的馆员都经历了抗战、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各个时期，他们的记忆是民族记忆的组成部分，唤醒并抢救他们的记忆，是文史馆重要的使命。

　　原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沈祖炜随后发言，他认为，口述工作一定要坚持“亲历、亲见、亲闻”的原则，对于口述回忆的编撰，第一要选对口述者，也要选对写作者。他以著名京剧演员童祥苓先生的回忆录为例：童先生是京剧大师，所思所想很多都和京剧相关，聊天中有很多都是京剧术语，这就要求写作者对于京剧有足够的了解。作为撰稿人的冯绍霆恰好是京剧票友，因此与童先生的沟通十分顺畅，写出来的文字也充分保留了童先生的语言风格。第二，如何把握实事求是与政治方向的统一。第三，既要突出个人经历，但也不能完全变成一个人的学术或是艺术自传。口述历史不是树碑立传，而是记录大时代下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比如说把口述者的长篇论文都放到书里，这就是不合适的，一定要从个人经历里反映出时代变迁。

　　京剧表演艺术家童祥苓先生和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先生作为口述者，也先后发言，二人均认为文史馆编撰的这套口述回忆，对各自的人生有很好的回顾，可以通过他们的人生看到时代的变迁，各自领域里的今昔对比等等。

　　上海市档案馆副馆长邢建榕先生认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有四点特色值得一提：首先是原创性，绝大多数的口述者，之前并没有关于他们的相关传记和回忆录；第二是规模性，该系列一共18本，后面还有2本要出，已经形成一个规模效应；第三是文化性，文史馆都是文化老人，对于我们去理解整个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很有帮助；第四是史料性，口述回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活生生的史料，比档案文献更生动，细节也更多。

　　邢建榕谈到，口述史作为一项专门的史学技艺，对写作者来说，首先要在交谈中对口述者有一定的引导；其次要具备相关领域的知识，能看出哪些是口述者的记忆或表述错误并予以纠正；最后还要能够对口述者未曾谈到，但相关的内容予以补充。邢建榕以《杜维善口述回忆》为例，其中提到杜月笙曾经资助《西行漫记》的出版，并在书上敲章赠送给诸多好友。但邢建榕以自己掌握的资料来判断，认为这似乎并无可能。

　　邢建榕还特别强调，做口述历史，不光要动笔，更要动脚，一定要尽可能地去实地考察，否则细节也很容易出纰漏。比如他带过的一些学生，写上海的银行，因为并没有到原址参观过，一写出来就是“金碧辉煌，富丽堂皇”这样的表述，根本无法让读者也有身临其境之感。

　　上海市文史资料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对本套丛书的出版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本套丛书非常好地体现了上海的城市精神，是关于上海不可多得的文史资料。同时选题丰富，涵盖的行业也很广泛。苏智良表示，文史馆过去书画大家特别多，但如果只是写书画大家，那就不能反映时代的全貌。苏智良特别提到了阮仪三先生的口述，阮先生为古建筑的保护倾注了毕生心血，而如今古街、古镇、古村还在加速地消失，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阮仪三先生的回忆，对于当下的古建筑保护，想必有极大的启发。

　　苏智良也对丛书今后的编辑工作提了一些建议，首先是在选择口述者的过程中，应该更加做到好中选优。其次是可以做一些注释，比如某段回忆，是否符合或者与相应的档案资料相冲突，适当加一些编者注，也可以让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去探索。最后一点是语言风格，口述历史一定要有趣味性和可读性，如果写成论文的体例，那就索然无味了。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章清教授表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口述历史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一套丛书。但最后的成果，其实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是这项工作的冰山一角。无论是被访谈者还是访谈者，事先都需要做大量的准备，比如顾维钧的回忆录，事实上为了这项工作留下来的资料有几十箱，可以看出围绕口述所做的准备工作是大量的。对于这些最终没有被收录在书里的相关资料，比如被访者的日记、书信等等，能否妥善地保存下来，做成一个数据库，方便后人再去整理和编辑，这也是他个人的一个期望。

　　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齐书深对该系列丛书的编辑和出版情况作了介绍。他指出，上海文史馆口述历史丛书策划伊始，即恪守口述历史征集途径和开展过程的规范性。凡列选书目，皆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先根据相关原则选取访谈对象。征得同意后，由中心约聘的撰稿人拟定采访提纲，经中心审议和口述者认同后付诸实施。访谈结束后，由撰稿人在文字笔录上对比录音、影像，随后才整理成文，最终由口述者本人修订定稿，因此丛书独特的史料价值得到业界高度认可。

　　上海市文史资料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祝君波先生最后对以上发言做了小结。他认为，个人史最重要的是要写出时代，写个体的奋斗史意义不大。一定要折射出历史大背景，个人奋斗是一条线，以个人在特殊年代为什么做这个事情那个事情，这是要回答的问题。比如童祥苓先生的口述，有的涉及到民国，写了民国时代的戏班子是什么样的，新中国改造以后的戏班子怎么样，改革开放以后的戏班子怎么样，还有段时间让个人承包这个京剧院，像农民承包土地一样，一下子就把时代性写出来了。

　　口述回忆中新史料的披露，也很重要，比如杜维善的口述回忆里，谈到戴笠怎么死的，之前一直有一种说法是蒋介石杀的，他从自己了解到的信息，彻底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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