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上海开埠后供外国侨民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极为有限，因此工部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根据上海外滩的地理环境，借由外滩改造计划拟建立一座供外国居民游憩赏玩的公园。

　　明代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口岸只设立在广州，但就上海的地理位置来说，其对于资本主义各国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曾向英国政府提议，要求开放上海以供其顺利地与中国内陆地区进行经贸往来。之后英国又几次派遣官员但都没能顺利进入上海，但几次潜入使得英国公司对上海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上海开埠的历史不难看出，上海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城市中贯穿而过的黄浦江和吴淞江联通了上海和临省市的经贸往来，上海港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一环就变得理所应当。而且上海从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近代都会，上海人长期以来的谋生手段就是海上贸易，因此其天然地具备了海洋性民族的性格特征，致使上海城市体现出了较强的包容性特征，能以开放的心态促进人口多元化、文化多样化发展，为开埠后上海城市的剧烈转变及租界的建立提供土壤。

　　随着租界制度日趋完善，公共租界行政管理的执行机构——工部局和公董局全面组建起警务与武装系统，对租界内外的中国居民和外国侨民进行行政管理，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了属于西方殖民者的“国中之国”。租界管理机构在城市管理过程中体现出的西方政治体制特点，反映出在不平等条约体制下，殖民主义列强带着战胜者的姿态，仰仗迫使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上海展开了一系列殖民统治。租界这个袖珍型的西方社会模本，在上海的土地上源源不断地灌输西方近代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西方文明由于有租界的存在得以在上海飞速地传播，对近代上海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着外国资本的初步投入，租界工部局和公董局也逐渐将西方的一套治理城市的管理方法和物质文明带进了上海。外资金融业在外滩的崛起直接导致了 19 世纪 60-70 年代外滩景观的变化。中外贸易之间的金融结算业务自上海开埠后便长期控制在各大洋行手中，他们将金融业务视作承袭而来的私有领域，因而对后来英商创办的银行加以抵制和打压，尽管如此，随着他们逐渐将业务拓展到其他通商口岸，中小资本仍然得以顺利地进入了上海。

　　银行家们在积累了一定资本后将目光转移到外滩，包括银行在内的各大商行纷纷在外滩置地建行，从南京路至九江路一带建成的金融街成为了 19 世纪 70-90年代外滩景观的亮点。然而这种亮点草创时期便造成了外滩公共空间的严重缺乏，土地资源几乎被英美洋行分割殆尽，不仅如此，洋行设置的私家码头及栈桥一直延伸到黄浦江江面上，严重妨碍了船只在黄浦江航道的正常通行。这种局面在上海外国居民社会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为外滩沿江地区公共空间的规划和公共花园的修建奠定了基础。

　　公共花园位于苏州河口，其地基在建成以前是一处浅滩。1863 年 9 月公共租界工部局计划对外滩的交通动线和沿岸进行改造，工程主要包括扩大滩地面积、修整外滩岸线、铺设人行道并种植行道树。工部局的工程师克拉克在工程规划过程中分别在 1864 年 9 月与 12 月申请治理外滩环境的同时修整苏州河口岸线。

　　报告里详细介绍了苏州河口地形的特殊性：退潮时苏州河和黄浦江的水流容易发生对撞，进而造成水流在河口外部形成漩涡，造成相对静止的水流处不断汇聚大量的泥沙，久而久之形成一片滩地，克拉克出于安全考虑，认为这片滩地不利于船只的安全航行和岸线形状的塑造，所以在报告中建议在外滩建堤，并改变苏州河口南侧浅滩的形状，将原本喇叭形的河口填土变为直筒形，改变苏州河的水流方向，使其与黄浦江的水流方向保持统一，防止以后在河口处再次出现旋涡堆积成新的滩地。工部局董事会通过了该报告，并且决定在河口南端的滩地改造完成后建造一座公园，即公共花园。

　　填滩造园的计划敲定后，工部局委派时任英国驻沪领事的巴夏礼和时任上海道台的丁日昌进行当面协商，1865 年 8 月 4 日工部局宣称丁日昌已经准许了他们的填滩造园计划，故而他们计划将外滩填土改造作业与疏浚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工程同步实施，以便于将疏浚洋泾浜得到的河泥用来填充滩地，建造公园。

　　公共花园最初的规划定位是一座以种植为主的花园，随着入园人数的增多，原有的功能已不能满足游人的需求，而且人数的激增给公共花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公园的管理和维护产生了很大的困难，公园改造迫在眉睫。

　　公共花园建成以后，临江位置又新增了一部分淤滩，工部局不满足于公园当时的面积，从 1902 年开始便多次与上海政府磋商，想要填滩扩园，并要求将新增的那部分滩地纳入公共花园扩建的范畴。之后清政府的理船厅向工部局提出了条件，工部局要在外白渡桥处建造或者投资建造一条使大潮流经的通路，并且负担建成后的日常清理工作和疏浚工作以保障通路的畅通。

　　工部局董事会原本计划在上海浚浦局成立之前着手进行扩建，但理船厅提出的要求耗资巨大难以满足，于是致信上海道台要求地方政府在疏浚工程中承担 6-8 万两白银的工程款，并且英国领事亲自就此事与上海道台面谈。上海道台为了避免在疏浚通路的工程中承担费用，在 1904 年 10 月允许了工部局在公共花园及周边地区实施填滩扩建工程的计划。工程主要包括移植沿滩的乔木和灌木、填滩筑堤、安装护栏等项目，于 1905 年夏季正式竣工。

　　公共花园作为公共租界内第一座供居民休闲娱乐的近代公园，对置于其中的居民来说意义重大，从此在夏夜便有了纳凉和观赏江景的绝佳去处，然而正因为这种空间上的独特性，闹中取静的公共花园在 20 世纪初期面临着游客居高不下的难题，公园面积此时已经不足以承载纷至沓来的游园人群。

　　1915 年以后游园人群数量日益增加，公共花园白天是儿童的游乐场、傍晚是成人纳凉听音乐会的场所、半夜则成了流民聚集的天堂，公共花园昼夜无休的运转，被各个阶层、不同身份的外国侨民超负荷地使用着，对公园内部基础设施的维护和绿地种植的养护造成了极大困难，迫使其增加基础设施的数量、合理规划公园的功能分区、限制游园人群的数量和游园时间。

　　公共花园是填滩建立起来的，作为城市公园来说面积并不算大，因此在经常人满为患的环境下很难保证游园的秩序性和景观的完整性，最大的问题就是公园内由于过度使用经常会出现踩踏绿地、折枝摘叶等不文明行为，公园管理部门只能用铁链或者围栏将绿地、花坛围合起来，防止人们肆意进出破坏植物，并且定期更换植被灌木等，在一定范围内减轻了公园的破坏程度。尽管公共花园内的植被作物相较于之后的租界公园都更为丰富，但是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总体效果却不佳。

　　受天气的影响，1918 年早春上海的霜冻使公园内的常绿植被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夹竹桃几乎全军覆没，园内的景观大受影响；受游园人群的影响，公园内的树木经常被儿童折断或破坏，严重的甚至难以恢复，种植和绿地的损毁使公园整体面貌远不如前；受外滩货运码头空气污染的影响，公园内的植被不能健康生长，花坛的景观也每况愈下。

　　尽管从开放以来公共花园在景观布局和设施功能上进行过多次的调整和整修，但对于还在逐年上升的游园人数以及环境问题的日益显现，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初公共花园依旧不能满足居民的客观需要，更大力度的整修已经在所难免。

　　1920 年工部局针对外白渡桥处交通拥挤等问题，决定对外白渡桥桥面和公共花园外部道路进行拓宽。改造方案和工程预算经上海浚浦局和纳税人会议批准后，改造计划正式展开。但准备过程中需要占用公共花园的一部分土地，因此引发了关于改善交通与损害公园的一系列的争议，支持或反对的人组成联盟，联名向工部局董事会发起申诉，改造计划被迫暂停。

　　园地监督考察后表示项目对公园面积的占用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可以予以超额的补偿，所以最终公园的面积只增不减。公园委员会和工部局也认为此次改造项目不会对公共花园造成较大破坏并且道路拓宽迫在眉睫，所以决定仍然按照原计划进行。

　　同时进行的还有公共花园的改造，改造项目的设计师为时任公共租界园地监督的麦克利，在他看来，空气质量在日渐下降。公共花园中已经不再适合种植原本栽培的品种各异的花卉绿植，而且基于对公园开放以来参观人群的行为分析，大量的游客并不是为了来公共花园赏花，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休憩游乐。

　　公共花园作为近代上海的新型公共空间，充分体现了开埠后西方侵略者强加在上海人民身上的殖民主张，从规划到建立再到开放，无不宣扬着殖民主义的统治权威，但同时也将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甚至不同政治主张的人聚集在一起，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奋起反抗，成为了传统上海城市市民产生民主、自治意识的标志，也是近代上海城市产生现代化因子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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