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从1843年仲冬英国一名小军官作为商人和传教士的政治代表进入上海，并强占外滩土地作为“租界”起，便出现了两个上海。一个是旧貌不改的老上海，一个是模拟英法城市式样的“新”上海。

　　由战争造成的上海变化，首先凸显的是概念置换。19世纪60年代以后，华洋杂处的喧闹租界，已夺去了旧城的名称，被当作“上海”主体，而上海县城倒被看作“上海” 边缘的一个华人聚落，以至人们习惯地将它叫作“南市”。

　　概念无非是事实的表征。这个概念的置换，真实的内涵不仅是旧上海的式微和“新”上海的暴发，更在于体现了中世纪城市没落和近代化都市兴起的交替过程。

　　同传统的中世纪城市相对照，作为中国第一座近代化都市的上海，从形成起便具有若干不同的性状。

　　第一，它可说是一座没有原居民的新都市。初设租界时依据的“华洋分居”协定，首先排斥的是祖籍上海的居民。待到实现“华洋杂处”，大量涌入的华人中，既有原来城乡的土著，更多的是逃避战乱的江浙各地乃至皖赣湘鄂诸省的难民。不论来自何地，只要跨入租界居住，在这个已被外来鸤鸠强占的鹊巢中，反被当作外来人。就是说，这座城市的早期居民，无论华洋，一律都是“客籍”。

　　第二，它可说是一座人口流动性最强的都市。组成租界统治阶层的欧美人，作为群体是长期稳定的，作为个体则总在流动，很少有人准备终老异国。同样，当初涌入租界的华人，多半出于不得已，一旦战乱终止或无法苟活，便会主动或被迫离去。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长期定居于此的固然很多，但直到租界制度被废除，人口流动性强始终是它的一个特征。

　　第三，它可说是市民素质最早发生普遍变异的中国都市。租界定型以后，便成为清帝国“王法”所不及的化外都市。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称它“实际上是用强权移植在中国土地上的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仿制品”，那是不错的。这种“洋人管理华人”的仿制品，虽然极其拙劣，连西方作者也鄙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却首次在中国提供了不同于没落的中世纪城市的一种管理模式。成为租界居民的华人，不论原来的籍贯、出身、教养、职业、财产、信仰等等，差别有多大，但自踏入这个“国中之国”起，便似乎都消失了。衡量的尺度，只是本人的钱袋大小和能力强弱。尽管多数人只能为苟活而挣扎，但幸运之神似乎随时都会照应每个市民，使店伙变成巨富，穷士变成大班，小工变成老板，乃至使瘪三变成大亨，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因而中世纪统治赖以延续的命定论和学阶制，到了这里似乎都已失灵。毫不奇怪，久居于此的市民，养成了见钱眼开的丑恶心态，也形成了不耻言利的普遍习气。这正是资本关系创造过程中必有的现象。

　　第四，它可以说是率先突破中世纪社会关系规范的中国城市。以往的城市，首先是政治堡垒。帝国官员、地方士绅和驻军统领，组成统治权力的枢纽，城市社会的轴心。虽说钱能通神，发言权却取决于政治影响力的大小，其实是取决于真正掌握军事、行政（财政）、司法等权柄的个别人物。没有取得候补文官资格的诸生，介于有无政治发言权之间。而家族或个人都与官绅绝缘的商工农诸从业者，则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这样的社会关系规范，自晚明起已成为中国走出中世纪的最大障碍。清帝国更给它掺入了民族压迫和军事统治的内涵，使它变得更难以突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苏州、杭州等大城市后，取消了以满制汉的民族压迫形式，却更增强了军事统治色彩。于是，相形于清帝国和太平军统治下的两种中世纪城

　　市，上海在西方侵略者治理下出现的超越中世纪形态的城市社会关系规范，便格外刺目。这里的行政、立法、司法诸权力，全部由两大租界欧美小官僚和大商人操纵，华人居民不论贫富在政治上仍然处于无权地位。然而由于几个世纪以来居于中国城市权力中心的阶层突然失去决定权，在清帝国如此被看重的特权凭证，诸如举人进士之类资格，道府州县之类资历，学优致仕之类身价，带到租界内也突然失去固有的魅力。

　　这里的华人当然还有阶级和等级，然而衡量身份的第一尺度，已由功名改为财产，官绅资格改为个人能力。一名善投机懂外语的买办，在租界统治者眼里的价值，远胜于曾戴花翎穿补服的失意官员。一名精于八股而略有资产的贡士，在租界一般市民心中的地位，连瘪三出身的流氓小头目也不如。这表明，往日中国那种政治—消费型的中世纪城市，正被生产—消费型的近代化都市所代替。晚清的守旧人士，即感受到自己享有的中世纪特权行将丧失的那班缙绅之徒，说到上海社会关系，无不深恶痛绝，斥作见利忘义。他们所谓的义，从中世纪城市向近代化都市过渡的角度，也许不难作出另外的道德诠释。

　　第五，它也可以说是最早呈现与传统城市文化形态不同的近代中国都市。用不着比照北京、南京、苏州、杭州那些城市，只消看明清时代始终对外开放的唯一都市广州，比上海开放略晚而政治文化重要性在几百年间一直领先于上海的天津，从“新”上海形成后百年间，保存的中世纪城市文化传统从来浓于上海，便可了然。

　　大概地说，晚清上海的都市文化，到19世纪的最后十年，已趋于定型。尽管如此，倘想从文化史角度，说清楚那是个什么样的“型”，依然难得很。

　　可称作“海派文化”么？似失诸“不及”。的确，自从20 世纪初上海的中国画、京剧表演出现吸取西洋技法的动向以后，人们便将这种艺术风格谥之为海派。如已故的陈旭麓教授指出的，“在它出现之后，才为京派立名。京派是传统文化的正宗，海派是对传统文化的标新，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在很长时间里，海派被认为是一种恶谥。直到20 世纪80年代才有学者为它正名。但文化包括艺术，而艺术不等于文化。况且作为艺术流派之一的海派，也正如陈旭麓所说，已不限于指上海，而且它身上确有“不洁”的一面。

　　可称作“商人文化”么？也似失诸“过”。的确，当年鲁迅评论京派与海派之争，曾说过京派是“官”，海派是“商”。鲁迅在作这样的分疏时，是否以为京派代表封建主义，海派代表资本主义？谁也说不清楚。但鲁迅说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则是清楚的。至于他说帮忙帮闲终于两界合办，那是后话。但如果引用鲁迅的说法，称上海的都市文化为“商人文化”，也很难说符合历史实际。

　　不错，从泛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上海的居民在不同程度上染上了商人习气。包括人身在内，一切都当作商品来估量其价值，甚至知识和能力也商品化了。晚清的报刊和通俗小说，充斥着这种上海景观的描述。虽然哀叹或谴责的居多，但那都出于失去了传统晋身机会的文士学人的手笔。他们无法理解这种对旧道德旧事物的亵渎，正表明上海的商人习气已不同于中世纪那种商人作风。因而，假如将“商”定义为近代雇佣关系的一种体现形式，那末说晚清上海的都市文化，主要特性是商人文化，自无不可。

　　然而，历史并没有浮面现象展示的那样简单。晚清的上海文化，至少有三个层面，即西化、半西化和上海式华化。

　　第一个层面，体现于统治这个都市的外籍纳税人和传教士等的生活方式。这些来自西方不同国度和民族的真正外来人，各自的习惯、信仰、理想、追求等，其实很不相同，共同点只在于都不受华人文化的同化。因此可视作由时间与空间因素集合在上海的西化群体。

　　第二个层面是充当华洋中间人的明显特征，那些买办、通译、掮客、经纪人等等，往往公开地表示钦仰并接受西方的某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管出自真心还是假意，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无不散发着旧日绅商的气息。更其是唯洋是尚的少数人，那一副奴颜，一身媚骨，恰好表明他们不过是清朝那班无耻官僚、下贱文人的变种。因而，这个层面可称作半西化，但内涵同样相当复杂，共同点只在于作为群体的中介性。

　　第三个层面的情形更复杂。籍贯、出身、教养、财富、职业不同的华人居民，组成两个租界殖民秩序中生活的被统治者。同作为外来人，仍要顽强地显示自己眷恋乡土、不忘宗亲或四民分工之类的积习。然而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迅即发展，使得遮掩社会阶级分化对立的中世纪积习表现的那些网络徒剩外表。倒是适合这座都市的市民社会需要的共同方言以及人际交往、生活态度等习惯，不断超越原有的差异而形成，并凝固化，终于使多数外来人都自我认同为“上海人”。这种现象，无以名之，只好称作上海式的华化。

　　不待说，三个层面的相互平衡是脆弱的。居于支配层面的文化形态，尤其是它外在的表现，例如衣食住行和人际交往等习惯，总是通过法律限制、教育熏陶和无意的模仿等途径，给予被统治者以强烈的影响。在清末，上海华人居民的日常生活渗入了若干欧洲习俗，方言词汇中夹进了数量日增的外来语，一般市民逐渐习惯于从新书报中获取国内外信息，所谓西式学校、教堂、文化娱乐设施吸引的华人愈来愈多，而租界法令制度受到市民的遵守程度，远过于他们以往对清帝国王法的重视。如此等等，都是在清末已使人们普遍感受到的事实。

　　因此，在近代中国，上海可说中西文化的交错、冲突、整合最明显的都市，但不能说是新旧文化的矛盾、对立、冲突最剧烈的城市。五四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开始于北京，但作为前奏的东西文化争论，却肇端于上海。五四运动发展成救国政治运动，也开始于北京，主角仍是学生，但在上海引起回响，发展成“六三”运动，登场的却主要是市民。继学生罢课后，首先罢市的是饱受洋商排挤的南市华商，首先罢工的是饱受日商凌虐的内外棉纱厂女工，而抵制日货、宣传国货，始终是这次“三罢”的一项内容。从这次著名运动中上海和北京的微妙区别，也可看到多年来形成的市民文化心态的取向。

　　应该说，晚清的上海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主要倾向，是吸收，是兼收并蓄。因而，色彩各异的西方学说，从赫歇尔、赖尔到达尔文的自然观，从卢梭、斯宾塞到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学说，都首先在上海被介绍。德国的宗教改革，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对于中国的未来有怎样的借鉴意义，也首先在上海引起争辩。中外人士合作的翻译出版事业，在上海卓有成效地坚持了数十年，使中国的几代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获得教益。

　　由于这座都市的事权不统一，管理各行其是，对待言论、集会、出版等又是以欧美的习惯尺度来衡量，因此这里的华人居民，没有民主权利，却有说话自由，当然以不能直接冒犯外国人在华特权为限度。正因如此，晚清那些不满于清帝国君主专制腐烂统治的人物，纷纷聚集到上海，办报刊，办学校，著书立说，结社集会，为改造中国呼号，为中国前途辩论。毫不奇怪，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十余年间在中国引起广泛回响的种种改革主张和实际运动，多半会在上海开始提倡、宣传、发动或策划。

　　明清上海文化所显示的这种二律背反的状况，以及它所造成的历史效应，能说不是独特的么？

　　本文摘自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经典著作《音调未定的传统》新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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