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黄昌勇 1966年 12月生，河南潢川人。现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创意学院院长、大都市文化观测研究中心 （MCAC）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从事文学、艺术学、文化理论、文化产业、都市文化等领域研究。曾获第四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八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等。

　　中共上海十届市委五次全会提出， 2014年要着力抓好五项改革，其中之一就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文化体制机制创新重大举措出台之后，上海加快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战略部署。

　　从2003年中央启动文化体制改革以来，上海文化体制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已经从先前的 “破冰期”挺进 “深水区”。但不可否认的是，围绕着文化体制改革、推进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提升上海文化软实力，还有诸多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索。

　　我们不能简单认同上海近年缺少大师和大作的看法。这背后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认识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文化人将以怎样的方式生存”

　　新世纪特别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来，上海文化软实力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2013年11月，上海杂技团 《十二生肖》在巴黎凤凰马戏流动剧场驻场演出，轰动一时。其整个欧洲巡演于日前完美收官。也是在去年，由上海芭蕾舞团创排的现代芭蕾舞剧《简爱》在位于伦敦西区的英格兰国家歌剧院成功上演， “文化走出去”正集聚力量。 2013年上海日均舞台演出超过200场，这座国际大都会已成为中国最为成熟的话剧、音乐剧和大型演艺市场之一。 2013年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以其规模之大、活动之多、多元主体的参与之广，显示了上海公共文化建设领域的活力与自信。在新近公布的第五届中国 “文化企业30强”中，上海有5家企业入选；上海先后有10家文化企业上市，数量在全国各省市中占据第一；世博会后，一批重大文化场馆建设完成；迪士尼、梦工厂落户上海，加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不可忽视的文化板块……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格局和气象进一步凸显。

　　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北京、广东等地文化发展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每年“两会”上都能听到代表委员们 （包括文化界人士）对上海文化发展非常尖锐的批评和极高的期许。此间出现的一种简单地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远东文化中心地位的怀念和面对北京等地文化迅疾发展的 “焦虑”，值得重视与深思。

　　有论者曾把作为 “文化源头”的上海和作为 “文化码头”的上海加以区分。其实，有“码头”就一定会有原创，我们不能简单认同上海近年缺少大师和大作的看法。这背后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认识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文化人将以怎样的方式生存”。

　　当前，我们基本上还是沿用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思维方式和衡量标准：用传统的文化类型来判断，用各类奖项来评价，用一些比较整齐划一的统计数据来比照。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我国仍然存在类似作协和文联这样的官方组织以及以专业作家为主体的艺术家制度，这从某种程度上产生了 “文化人的地域化”。这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有其成效，但未来，这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文化生产在世界性和流动性上的发展，这是值得思考的。

　　综观世界各大有口皆碑的国际化文化大都市，美国好莱坞的制作人和艺术家来自全球，纽约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音乐、戏剧生产者也同样来自多个国家。上海有不少名家大师，但我们往往比较关注其中较少数的几位，有些有影响的艺术家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近年，上海也聚集了不少知名文化人，比如世界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就长期生活在上海，他的很多重要作品诞生于其设于朱家角的工作室；“百老汇华裔第一人”、表演艺术家王洛勇早已落户上戏，并以其旺盛的创造力活跃在国内影视戏剧舞台上。但和他们所做出的成绩相比，我们给予他们的介绍和传扬并不够。我们需要更多有影响的艺术家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为此，除了以我们这个城市的魅力和发展环境吸引他们，我们的社会和媒体也应给予这些已成名或者未成名的 “上海文化人”以更多的关注，既关注作为个体、团体的他们，也介绍他们的努力和成果。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 “文化”的内涵已经扩展，文化发展已经进入广义的范畴。如何关注新兴的文化生产方式，这对我们认识和判断上海文化发展的向度提出了挑战。比如，怎样看待上海网络文学以及新一代网络作家的出现？新的文化业态、网络文化的发展构成新的文化生产要素，已经预示着海派文化的新生与更新。

　　相对于北京 “全国文化中心”的定位，上海 “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定位或可在比较中强调自己的历史资源和发展特点。比如，北京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影响，比较注重由内向外，那么，上海可不可以强调中外文化的互相交流，强调一种双向的文化流动。如果说，北京更着眼于将自己打造为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文化中心，那么上海可否着重体现自己作为一个全球文化的集聚中心，在国际文化交流和文化市场上的发展特质。有了这样的定位，我们就不会再简单地与其他区域进行一系列指标和数字上的比较，就会对上海文化已经形成的市场空间和消费特征进行充分的估计，就会对上海文化在国际性上的优势给予正确评价，就会对上海文化发展需要的环境、政策进行更为有效的规划。

　　在下一步院团深化改革中，上海应进一步分清哪些部分可以推向市场，哪些则不能简单推向市场、需要政府扶持。应该看到，发达国家高度发展的文化产业，从某种程度上正是既遵从资本逻辑又尊重文艺逻辑的结果

　　文化体制改革中，国有文艺院团的改革是重中之重。上海在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在改制过程中，还缺少对院团进行行业性质上的细分。比如，现有的国有文化院团大多深耕于民族文化艺术或高雅文化艺术，其中也有一部分属于商业或娱乐性质的文化艺术单位。我们目前的做法比较简单，要么是简单地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或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要么推向市场，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

　　在发达国家，社会建设包含了文化建设。在政府机构和商业机构之外，有大量非营利性机构的存在。非营利机构作为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与政府和市场共存。大量高水平运作下的非营利机构构成了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3年前，我拜访了德国柏林轻喜歌剧院的艺术总监菲利普先生。在德国乃至欧洲，歌剧属于国家扶持的重要艺术部类。包括柏林轻喜歌剧院在内的柏林三家歌剧院，共同享受政府每年通过基金会拨付的高达1.2亿欧元的支持。轻喜歌剧院每年从中获得3000万欧元。从票房、出租等经营项目获得的收入，只占该剧院总投入的10%—15%。该剧院提供的最便宜的票价为15欧元，能够保证低收入人群也有能力进入剧院观赏。这就是一家典型的非营利机构。支撑其获得稳定发展的，除了来自外部的资金支持，还有非常完善的专业化运作机制。比如，该剧院的总经理是由政府选拔出来的，任期5年；剧院经营要接受基金会、社会、媒体和政府的多方考核和监督。在法国，有四家国家级剧院，不仅产权属于国家，连院长都由总统任命，享受公务员最高级别的待遇；政府每年给予每个剧院大约1000万欧元的支持，剧院不以营利为目的，票房等只占总预算的一部分。相较而言，我们不仅在制度设计上有待改进，也缺少多元主体的支撑，对文化艺术事业的投入和资助也缺少法定的保证。

　　上海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已作出许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多元主体正在形成，多种非营利机构积极参与。但是在具有引领性的院团改制过程中，有必要吸收先进文化艺术管理模式，打破简单的事业企业二分思路，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富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艺术非营利性机构。在下一步院团深化改革中，上海应该进一步分清哪些部分可以推向市场，哪些则不能简单推向市场、需要政府扶持。当然，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不仅在于国有文化单位的改革，还在于新兴文化市场主体的建立，要对社会和私营文化企业给予高度的关注。当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已把上海文化体制改革带入了更为迅捷的快车道。这不仅意味着国外优秀剧目可以更多地进入上海市场，将有可能全方位带动国内演艺运作模式的成熟；也意味着上海可以利用自贸区的政策，在文化领域的“负面清单”上加大创新力度，鼓励各种资本进入文化领域、激活多元文化主体的创造活力，使上海进一步成为发展文化娱乐产业的高地，对全国形成有辐射效应的影响。

　　当前，在国家大力提倡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同时，理论界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有不少疑虑。在西方，理论界一直有批判和质疑“文化工业”的学术传统。发达国家关于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大致形成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在法国、德国，学术界基本上不接受“文化产业”这一概念，认为文化是与资本对立的。在美国，没有类似文化部这样的国家机构，而以强大的版权保护和版权产业占领全球文化产业高地。相较而言，欧洲更重视对传统和高雅艺术的保护，政府投入巨大，美国则市场化程度更高。但不论欧洲模式还是美国模式，发达国家“文化经济”的高度发展却已是不可争辩的事实。由此启发我们，必须就“作品”和“产品”的关系作一区分。通常来说，作品更强调创作、审美、价值、欣赏，按照文化逻辑创作；产品更侧重生产、传播、市场、消费，按照资本逻辑生产；作品更多是在非功利情境下诞生，产品则带有明确的利润追求。所以，对于作品，政府应当给予扶持；对于产品，政府应当放给市场。

　　目前，包括上海在内，对各类文化、艺术和文化产业基金的投入逐步加大，但还没有完全分清公益性扶持和产业支持，需要我们加大研究、更规范地运行，找到让多元主体和谐共存、各有发展的规则。更何况，作品和产品并不完全相对，有时会互相转换。有些作品能够受到受众更多的欢迎，就能产生经济效益，具备了产品的功能；有些产品因为遵从了文艺逻辑，在赢得市场的同时，也能获得巨大的艺术成功，就有了作品的属性。应该看到，发达国家高度发展的文化产业，从某种程度上正是既遵从资本逻辑又尊重文艺逻辑的结果。在纽约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音乐剧、好莱坞的电影中，一大部分就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属于传递真善美的力作。

　　在体制再造的过程中，不能忽视文化人自身的建设，否则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就少了最重要的依托。如果一个城市可以提供给年轻人的选择多了，意味着更多活力被激发、活力流动得更顺畅

　　文化体制改革有两对关系值得我们关注：一是文化生产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一是传统文化生产（指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文艺院团等）和新兴文化生产（网络文化等新媒体）之间的关系。内部因素是指文化单位的性质、文化市场的准入等，这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外部关系是指文化与科技、贸易、金融等的关系，属于文化体制的边缘关系。在目前的上海文化体制改革中，文化外部因素方面有着突出的创新成果，在文化生产的内部因素和传统文化生产两个方面还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好的体制机制之所以能够激发活力，关键还在用人机制的改革。

　　在用人机制的改革上，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文化团体、企业的领头人有时起决定性影响。制度可以模仿，理事会章程可以搬过来、稍微修改一下就用，但是用什么眼光来找文化经营人才，怎样的人合适，值得探讨。香港西九龙文化区CEO迈克尔·林奇和他的经营团队都是全球招聘来的。迈克尔曾是悉尼歌剧院行政总监，解决了悉尼歌剧院未来50年的资金需求。在伦敦南岸中心，他负责机构改革和新艺术文化项目，把南岸中心重建为世界级文化机构。西九龙项目目前刚完成对第一阶段的规划，已经引起全球文化界关注。文化团体只有找到最有能力的运营人才，改革才能落到实处。

　　前面提及的柏林轻喜歌剧院，共有员工455人。其中150位艺术家是终身制，管理和技术人员采取合同聘任制，均有非常严格规范的合约。我曾提出 “艺术家终身制是否会影响其创造的积极性”，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们看来，这些艺术家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加上合理的制度

　　2012年，上海戏剧学院与柏林自由大学合作开办了一个剧院管理高级人才研修班，为国内一家大型文化集团的管理层进行培训。授课结束后，德国著名文化管理专家西本哈尔教授告诉我他非常失望，认为这批学员一没有社会责任感，二没有对文化艺术的热爱和敬畏。他的这些感受带给我非常大的震撼，不过我也能理解他的想法。在西本哈尔看来，文化艺术是一个特殊行业。如果对这个行业没有特殊敬畏和爱好，再好的体制机制也无济于事。文化建设最终还是要回到人自身。这些年，文化的资本逻辑对文化人的冲击有目共睹，但这并非已是板上钉钉、毫无改进的可能。只是这些有目共睹的冲击也提醒了我们：在体制再造的过程中，不能忽视文化人自身的建设，否则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就少了最重要的依托。

　　美国区域经济发展学教授理查·弗罗里达曾将创意阶层的价值观综合概括为“3T原则”（tech－nology，tolerance& talent），即包容、技术和人才。与其他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的文化机构还相对单一、差异较少。为什么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化可以独领风骚，这与当时有那个时代相对成熟的文化市场、比较开放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多元的文化空间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文化人来这里发展不无关系。包容，必须以文化空间的差异、多元化为前提。

　　所有的创作活动，归根结底靠人，尤其是年轻人。这几年上海文化团体不断在合并。合并之后，从资本和产业的角度来看，实力增强了，可是人才可以腾跃挪移的空间是不是更大了呢？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无论他在一个地方干得好不好，若想激发一下自己的创造活力而换一换环境，有没有第二选择甚至更多选择？如果一个城市可以提供给年轻人的选择多了，意味着更多活力被激发、活力流动得更顺畅。

　　在文化人才的培育上，高校这个“蓄水池”值得关注，上海高等艺术教育的格局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上海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专业艺术院校有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这与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对于专业艺术教育的需求，并不相称。另外，与北京相比较，上海除了戏剧、音乐外，其他艺术门类下的专门的院校也比较有限。

　　高校是城市文化艺术发展的标杆之一，也是一个城市文化艺术的摇篮。为了给文化人提供更优良的生态环境，为了上海特有的海纳百川的文化气度和文化环境，需要我们加大保护和重塑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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