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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60年代以来，宁夏发掘出土了较多少数民族墓葬及文物。这些墓葬中出土的器物、壁画、武士俑、墓志等，是历史上宁夏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1983年在同心县发掘的李家套子墓地、倒墩子墓地，是国内发现的少有的南匈奴墓地，体现了匈奴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及民族融合情况。1987年，固原南郊发掘的隋代史射勿墓，是粟特人居留中国的家族墓葬之一。1991年，青铜峡市发现的唐墓中出土的《大唐左屯卫将军皋兰州都督浑公夫人契苾氏墓志铭并序》，反映了铁勒契苾、浑部内附的情况。2002年，固原市古雁岭发现的唐墓中出土的《大唐故公士念府君（子）墓志铭并序》，反映了鲜卑后裔在原州地区居留的史实。

　　宁夏出土的220余通墓志等石刻文献中，有一部分是与少数民族相关的汉文石刻。按这些文献的形成时间、所记载的民族来分类，主要有魏晋南北朝时期5通，隋唐时期13通。除宋元时期数量较多的西夏石刻外，还有明清时期回族石刻16通。这些出土墓志的形式、内容，都体现出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例如，前秦休屠人《梁阿广墓表》中的“秦故领民酋大功门将”，北周《大利稽氏墓砖》中的“大利稽冒顿”，隋代粟特人《大隋正议大夫右领军骠骑将军故史府君（射勿）之墓志铭》中的“大隋正议大夫右领军骠骑将军”，清代回族将领《诰授武功将军陕西西安城守协副将兼署抚标中军参将马公（辅相）墓表》中的“诰授武功将军陕西西安城守协副将兼署抚标中军参将”。

　　上述记载表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少数民族墓主的身份实现了从部落首领到中央王朝各级官员的转变，实现了从最早的武将到担任文、武官职的转变，实现了从最早的举荐到参加科举并接受任命的转变。他们以各级官员的身份参与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的重大事件，形成了高度的国家认同。

　　从宁夏出土的少数民族汉文墓志中可以发现，粟特等民族的婚姻逐渐从族内婚发展为与其他民族通婚，对于女性姓氏、名讳、字及封号等信息的记载，也逐渐采用了中原地区常见的方式。

　　例如，《大唐故左亲卫史公（道洛）之墓志铭》记载，墓主史道洛是粟特人，他的夫人是“康氏”；《大唐故平凉郡都尉史公（索岩）夫人安氏（娘）墓志铭并序》记载，墓主史索岩是粟特人，他的夫人“讳娘，字白，岐州岐阳人，安息王之苗裔也”；《大唐故公士念府君（子）墓志铭并序》记载，墓主姓念，为鲜卑人，其夫人张氏是“南阳西鄂人”；《大唐故左领军卫大将军慕容府君墓志铭并序》记载，慕容将军是鲜卑人，他的夫人武氏“封平阳郡夫人，武周魏王承嗣之孙，太仆寺卿燕国公延寿之女”。

　　这些记载体现出粟特等民族通婚范围的扩大和家世渊源、籍贯、声望的变化，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日益深入的缩影。

　　在宁夏发掘的少数民族墓葬中，既发现了匈奴土坑墓、偏洞室墓等少数民族传统葬俗，也发现了中原地区传统葬俗；既发掘出单人葬墓，也发掘出夫妻合葬及迁葬墓；既发现了无墓志的墓，也发现了邀请著名文人撰写的墓志铭文及随葬墓志。

　　在各民族人物的墓志铭文中，不仅有追溯中华始祖和中华诸姓的记载，也有对儒家忠孝节义和仁义礼智信的践行。

　　这些都表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在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巩固和发展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1983年，固原发现的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夫妇墓不仅出土了金、银、铜、铁等随葬品，还出土了一批来自中亚、西亚的镶蓝宝石金戒指、凸钉装饰玻璃碗、中亚式环首刀和鎏金银壶。

　　2004年，在固原九龙山发掘的4座隋唐时期的墓葬，出土了2枚罗马金币，还有以日月、神鸟、连珠纹装饰的金冠饰，这些纹饰具有鲜明的祆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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