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和老徐的见面是在1月8日。午后，下了两个多小时的雪，80个原本深浅不一的蓝莓大棚，就整齐地被浆上了新的白色。

　　这80个蓝莓大棚，每年有600万元的产值。如果不清楚这个底细，当老徐忽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会认为这是一个普通不过的传统农民——质朴结实的棉衣、大嗓门、微弯的脊柱和宽厚的手掌。

　　老徐是这些大棚的主人。村里人见到他，都会客气地喊一声，“徐总”。这时候，他果敢自信的一面会尤为明显。

　　老徐“发财”多少和最近几年“水果自由”的话题相关。这是与财富正相关的评判标准——当人们可以随心购买昂贵的高级水果，那种自由便实现了。

　　这衍生出另一个问题——这些高级水果，甚至是那些本不在中国的水果，如何实现国产规模化种植？

　　1970年代，从广西搬迁到香港的老莫说，生意场讲究人情往来。想拿些水果送给香港老板，发现内地除了荔枝和哈密瓜以外，没什么送得出手。

　　再把时间往前推100年。1870年代，德国大胡子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跑遍了18个中国行省的12个，在他留下近百万字日记里，发现中国当时的水果品种，寥寥无几。

　　从李希霍芬到搬到香港的老莫，100多年，中国的水果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退化。可从老莫的1980年代至今，中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甚至天价水果。

　　与其说老徐是个家财万贯的农民，倒不如说是不计其数像老徐这样的人，成就了这纷繁的水果世界。

　　这背后，是物种迁徙、大时代、物种竞争、土地财政和耕作模式在方寸土地世界的原始斗争。

　　按城里人的算法，这个生于1958年的山东汉子，64岁，已经过了退休的年纪。不过在每年600万收入面前，老徐还得干下去，不光是为自己，还有村里那些七老八十的乡亲，不少都在他的蓝莓园里帮工。

　　蓝莓园在山东青岛市黄岛区宝山镇，夹在北边胶州空港经济和南边黄岛开发区中间，在青岛西海岸新区7个镇街中，财政收入和基础设施都相对靠后的镇。

　　今年初的气温比往年要低，1月份的这场雪让老徐有点不安。温度再降下去，他就得半夜起来给大棚盖上毯子保温，要不里面刚结的花蕾就得冻死。

　　露天种植会延缓开花结果的时间，把它们种在大棚里，就可以抵御严寒，抢在露天蓝莓挂果前上市，卖个好价。但建一个大棚，投资几万到十万不等。在那些冷极了的夜里，还得给大棚加温，以烧炉子或者盖棉被的传统方式。

　　不过，抢先上市意味着高价。“第一批可以买到360元一斤，而且供不应求，不提前一天预订，别想拿到货。”

　　2004年正月，老徐从六汪镇搬到宝山，打算继续做个农民。可那会宝山种黄烟的人多，这可以保证地方财政收入，农户每亩地也能挣2000多块钱。

　　除了黄烟，当地人也种小麦，水果的话，老品种都“杀”了，几乎都在种红富士，“但我发现，有人在种一种我没见过的苹果品种”。

　　不过老徐盯上了蓝莓。他说1999年，被称为“中国蓝莓之父”、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亚东开始在宝山的金沟村承包了530亩地试种来自北美的蓝莓。

　　“山东有个老板在日本看到蓝莓卖得又好又贵，就想着能不能在中国种，出口到日本。”李亚东说那大概是上世纪末。

　　宝山镇品牌发展办公室主任石晓鹏向时代周报记者说，那种蓝色小果子在当地造成轰动。“到采摘季节，采摘工人一天就能挣18块钱。在上世纪末，相当于一个月五六百块钱，在当地算是相当有面子的收入，可当时蓝莓竟然能卖400元一斤，相当于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你说这个果子贵不贵。”

　　城里人知道蓝莓是好东西，但被售价震惊的村里人，对着小果子又好奇又害怕，夜里偷偷跑去偷几把，也不敢吃，都喂了鸡。

　　老徐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出现在宝山镇的，他跟李亚东要来了一种蓝宝石的蓝莓品种，开始自己试验种植。

　　18年过去了，举家搬迁的决定换来了如今600万的年收入。大部分人都对这个结果羡慕不已，但放在老徐身上，他十几年的精力都放在照料这种不熟悉的果树身上，做着一件看似没有明确结果的事，如此决绝的魄力，关注短期收益的人是无法做到的。

　　老徐说，这十几年过来，他发现水果产业从引进，到培育成功，到市场成熟，大概都需要15年。无论是蓝莓，还是如今市场上知名的阳光玫瑰葡萄（2010年从日本引进的晴王），甚至是2021年左右兴起的明月苹果，都经历了从试验到示范阶段。

　　“示范阶段就是要看到利润，其他农户才会跟着种，然后还要让市场接受，10几年培育周期少不了。”

　　从引进到规模化种植，这是中国水果品种在最近几十年来不断丰富的原因，不过在更早之前，中国的水果品种却屈指可数。

　　老莫年轻时在广西开印刷厂。70年代，他决定去香港，把印刷厂也搬过去。打拼的那段日子，老莫免不了要给客户送点礼。其他的还好说，唯独在挑选水果的时候，老莫便会头疼。

　　“香港水果种类多，但香港很多人都是大陆过去的，我就想给他们送内地的水果，以粮为纲政策执行了那么久，内地很多水果都退化了，送得出手的只有广东的荔枝和新疆的哈密瓜。”

　　老莫说，1960年代，广西的乡下有些黄皮、菠萝和山上的野果，后来为了多种粮食，印象里水果在日常也就慢慢出现得少了。

　　关于中国近代有哪些水果，目前有文字可以梳理的，是1868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的旅行日记。他在那之后的四、五年里，走访了当时中国18个行省中的13个，留下了百万字的日记。

　　他在1868年9月进入天津，由海路从浙江、江苏进入山东，在天津看到苹果、梨、葡萄和桃子；在浙江镇海，他品尝了橘子，但在看到舟山群岛的山丘和草地还没有被充分利用时，他饱含优越感地点评了中国人的商品经济和农业生产方式。

　　1868年底，这个喜欢吐槽的德国人在浙江湖州太湖边，看到当地的气候和土质，忽然想起在上海喝过一次苏州酿造的葡萄酒，口味很像西班牙产的葡萄酒，比美国加州的好很多。

　　于是，他对着太湖边长满的野草，再次数落传教士，认为他们应该多传播利用山丘种植水果，说如果（传教士）帮着中国人在畜牧业、林牧业和水果种植技术方面取得进步的话，说不定会取得更大的传教成绩。

　　他在年底赶到的江苏和山东交界的饮马庄，看到果树只有桃树，他猜测，因为山东开发煤矿和铁矿，为了冶炼，很多树木都被砍伐殆尽当做燃料，其中就包括各种果树。

　　到了1869年，这个大胡子德国人在一路异样的眼光中到了辽宁，在本溪附近发现了西瓜和甜瓜，锦州看到了葡萄藤，在去往沈阳的路上，无数运送水果的车辆里，装的都是杏。

　　不过他在当年10月到景德镇乐平附近的时候，发现了葡萄柚和香蕉（疑似李希霍芬错认柚子为葡萄柚，后者是1940年左右引入中国，俗称西柚）。

　　他到广州时，是1870年。那一次他计划从广州以水路为主一路北上，在广州城，他看到香蕉、橘子和荔枝，但在湖南湖北却没有任何关于水果的文字，可能是他被这两个省格外好奇的民众团团围住，日记里一边数落当地民风彪悍，一边想着如何自保。

　　到了河南却发现了杏树和梨树，在焦作，他看到成排的柿子树，推测依托黄河流域的商船，河南存在大宗水果交易的市场。

　　到了山西沁水县，他看到了离开广东后第一次发现的葡萄，在临汾，梨被大量种植并且品种非常好。他说山西还有苹果，柿子，其中枣被大量种植，这是中国北部十分重要的水果，大量种植的原因是枣干了以后，易于保存和运输。

　　至于当时水果的价格，他在文中提到过一次，说在北京门头沟的梨子，价格便宜得可笑，每担只要1美元。

　　他在中国的最后一年游走了陕西、四川，但当地只有橘子、梨。不过橘子很好，让他想起意大利西西里的橘子。

　　在整个日记中，李希霍芬见到的都是极为寻常的水果，以至于现在说起那些水果的名字，会勾起中年人儿时的味蕾记忆。唯一罕见的，是他在1871年在浙江看到覆盆子和无花果（唐代波斯传入）。

　　和如今市场丰富的水果品种相比，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假设改革开放时，中国的水果品种如此单一，为何在此后的40年里，中国水果种植达到了如此丰富的程度，或者说，这些水果从何而来。

　　还是以青岛宝山为例，老徐当年抵达宝山的时候，水果只有红富士，如今除了蓝莓，还有猕猴桃，甚至明月苹果，这个原产日本的苹果品种，一开始在中国也是不存在的。

　　宝山水果品种的丰富，大概可以看成是中国水果品种产业发展的缩影，关键的问题是种子与市场的相爱相杀。

　　种子在早期的迁移几乎是毫无阻碍的。1869年，李希霍芬在给父母（住在美国加州）的一封信里，包裹里寄了大约55种植物的种子，大部分来自中国产茶的行省，主要是浙江、安徽和江西。尤其说到，如果我们（加州）那里还没有柏树，很应该从中国引入。

　　但二战后，随着国际法律的逐渐完善，各国对特有物种的保护意识也逐渐加强，中国也在上世纪末加入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78年版）》。

　　加入公约之前，中国果农已经开始尝试种植新品种水果，比如1966年，日本将红富士的品种赠予中国，掀起了红富士在中国的广泛普及。但也因如此，这款苹果很快挤压了中国传统品种——国光的生存空间。

　　老徐说，他小时候就知道山东烟台就有很多人种苹果，但那时不懂技术不会管理，有个叫江秀成（音）的退伍兵，开始研究苹果嫁接和管理，到红富士出现在山东，他就开始种红富士。

　　最近在高端水果市场中出现的明月苹果，在日本被称之为“青森”（一度因为150元/个而被广泛炒作）。1990年代，山东一位农业专家在日本品尝到这个水果以后，将其引入中国。

　　当这款水果开始以高价格和优良口感被人接受以后，宝山种植红富士的农户就变少了，这可以理解为生物界的物种竞争。

　　从老徐作为果农个体而言，关于建国后，中国水果品种和品质下降，并不是以粮为纲的发展后果。

　　“不是国家要坎果树，是因为老品种的水果没人要了，农民自己拔掉的。比如1975年，我们开荒砍掉的都是杉树，果树这种经济作物基本不砍，但的确是因为对果树管理得少，有些品种就退化、野化了，皮厚核大，还有渣滓。像红富士这些水果进来以后，大家又开始找老师重新学着种了。”

　　老徐是有那么一小部分爱钻研的果农，配合着农学专家，一边钻研一边种，才慢慢干出来的。“我就说有些人种一辈子蓝莓，也搞不懂蓝莓是个啥。”

　　所以作为一款引进或者新品种的水果，在中国推广开，15年是个基本周期。照此计算，大部分如今走红的水果，在中国的种植，都在千禧年前后。

　　根据时代周报记者调查发现，规模化种植除了需要种子和技术以外，土地仍然是最重要的资源，当土地开发以经济效益为目的时，作为推广农业种植这种免税的工作时，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便尤为关键。

　　关于农业种植的成功学范本，陆泉龙聊起来滔滔不绝，比如青岛有个种生菜的马铁民，因为引进了数控滴灌技术，生菜卖进各个商超和连锁企业，最后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生菜大王。

　　作为宝山镇镇长，陆泉龙打心底是支持地方上发展水果种植业的。过去的几年，当地以镇政府的名义，带着果农在全国推广了一两次。

　　最近一次是2021年中秋节前后。他们在广州和江南水果市场签下供销协议，“作为中国最大的批发市场之一，签约以后果农的信心就变得很强了，回到宝山他们也开始自发地互相学习种植技术，这在传统农业模式里十分罕见。”陆泉龙说。

　　但政府与果农之间的边界也十分清晰，尽管想在当地引进数字化种植技术，但还是不容易，“如果我们（政府）买回来设备，那数据和操作势必就由政府来管控，一旦出现问题，村民就会怪罪政府，但农户自己投入的话，资金又是个问题”。

　　陆泉龙简单地算了一笔账，假设种植1000亩才能保本，2000亩才有盈利的话，绝大多数农户是没有引进新技术的驱动力。

　　基于这种现实，当地政府只能依靠有限的资源支持果农。在当地，资源只有市场、土地与种植技术。

　　本科和研究生，石晓鹏在日本福冈大学交换学习，专攻日语。这个专业无意让她在宝山镇政府变得重要起来。她说日本永旺在山东布局时，计划在每家永旺都做地方品牌展示区，石晓鹏作为品牌发展办公室主任，推广宝山的农产品成了和永旺高层交流的重要内容。

　　这种模式具有订单式农业的雏形。政府作为一个服务性质的机构，进入农产品产业链，对接经销商的要求，按照约定对接农业合作社，种出符合大小、以及用药和农残等要求的农产品。

　　这也是早期石晓鹏在日本交换时体会到的农产业业态。“日本的水果产业一直做得很高端，论个卖，没有华丽的包装，但价格很贵，西瓜切成8份卖，如果有人可以买得起一整个，那肯定是有钱人。而且日本气候和山东大抵相近，也很少使用大规模的机械设备种植，所以我们在探索这种模式在中国是否可行。”

　　这一点正是以老徐那样的种植老鸟所在行的。在镇政府眼里，这样的果农被视为土专家。

　　“你别觉得土专家土啊，打个比方，比如苹果，很多人种苹果树掉叶子，但就有一户不落叶，他就可以教授这方面的管理技术；再比如蓝莓，有人可以通过剪枝的技巧，让蓝莓挂果的时候，可以像葡萄那样结成一串一串的卖，这就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第一是采摘，从一颗一颗摘到一串一串剪，劳动力压力会小，然后就是售卖，以前大粒的果子贵，越小越便宜，如果变成了串果，大小就可以一起卖掉。”

　　石晓鹏说包装和销售，真不是这种高端水果的核心竞争力，山东这么多年，水果种植氛围一直都很好，而且一直在和日韩交流，经常有领导去日韩实训和学习，一呆就是小半年。

　　实际上，不仅仅是山东对日韩的水果和种植技术感兴趣，日韩对山东也同样重视，山东高端水果产业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数十年不断地交流学习留下的“遗产”。

　　老徐说话的语速很快，但无法以此证明他是个急躁的人，他好几次提起，蓝莓是美国的好，但苹果是日本的好。

　　宝山镇政府也有人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忆说，有日本的老板，将蓝莓苗带到山东试种，但总体来看，比不上美国的品种。

　　那怕是老徐，对日本的农业发展也是钦佩的，尽管他没去过日本，但他知道日本精细化的种植理念，在一点点影响山东果农。

　　早在2005年，日本朝日啤酒株式会社已经在山东莱阳沐浴店镇的五个村，租下了1500亩地，发展小型农场（简称朝日农场）。

　　时代周报记者在2011年前往莱阳调查时发现，当地人对日本租地后的行为感到十分迷惑。

　　一位叫韩宇航的村民当年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忆，2010年冬天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在当时农场的奶牛部拉牛粪，休息的时候抽了根烟，被朝日管理人员发现，就问：是谁抽的烟，只要抓到了，一个班组跟着一起罚。

　　韩宇航受不了那种管理方式，一怒之下离开了农场。更让当地村民迷惑的是，在朝日圈好农场的头几年，几乎什么事也没干。

　　这笔钱对于农场总投资的1600万美元来说不算多，但在当时，牛奶只要4元/升，草莓4块多一斤的市场环境中，数百万元就是为了空置的目的，让人们对朝日的投资有另外的解读。

　　当时，朝日计划养殖2000头世界最新品种的奶牛，种植日本最新品种的草莓和蔬菜，建成循环型高效绿色种养殖体系，但执行之前，需要恢复土地肥力，做法就是闲置。

　　朝日一高管曾表示，朝日农场的产品主要在中国各大城市的日资、外资超级市场进行直销。多数销往青岛、上海、北京等地，这样的销售方式，正是石晓鹏所提到的订单式农业。

　　后来，朝日农场牛奶价格为21.8元/升，草莓每公斤140元。这个售价完全颠覆了传统农业对农产品只能卖低价的认知。

　　于是，如何能依靠土地，耕作出“高价”农产品，就成了山东不少村镇的发展目标。

　　宝山镇如今的发展思路就是打造农业示范镇，实行“一村一品”，也就是一个村，深耕一个品种的农产品，这样各村都有自己的优势，也不至令市场饱和。

　　朝日当年为何要在山东租地，根据时代周报记者调查了解，在千禧年前后，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而占中国农产品出口份额1/4的山东，有超过3成出口日本。

　　朝日农场在其早前的宣传材料中也说：通过培育下一代农业技术人才，向中国其他各省拓展事业，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助一臂之力。

　　但随着山东整体农业水平和观念的提升，山东精细化种植业的崛起，朝日农场一度处于亏损状态。

　　2016年底，《日本经济新闻》援引消息称：日本朝日集团出售两家位于山东省的公司，分别是山东朝日绿源农业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和山东朝日绿源乳业有限公司，中国的农业集团新希望将接手。

　　因此石晓鹏说，山东在水果种植上，从种植到品种，一直参照日韩的标准，比如红富士、比如爱媛的橙子和青森的苹果，都是山东在探索的。

　　所谓日韩标准，李亚东也做了简单科普，他说目前农业生产有三种模式，以规模化种植为主的欧美模式、以精细化为表征的日韩模式、以千家万户的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模式。“山东在试图结合中国和日韩模式，这个模式是合理的。”

　　一个背景是，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通过承包的方式，集中到以合作社为主的农户手中，才让小规模的精细化种植提供了可能。

　　以宝山镇为例，全镇有2万多亩土地种植蓝莓，种植户是1000左右。2021年的产值接近9亿。

　　老徐和时代周报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大棚两亩地，产值大概接近20万。大棚是一次性投入，后面就是雇人采摘和施肥，这些活基本上都雇村里的其他中老人做。“让村民有些活干，可以解决农村中老年人的很多问题。”

　　1月8日，从老徐的钢板房里走出来，走过旱厕，顶着雪钻到了蓝莓大棚里，发现不少蓝莓树已经长出了花苞。他说过一阵子，就要请养蜂人到棚子里放蜂授粉了。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眼下的蓝莓树，没有打过药，无毒性。

　　“要不蜜蜂不都毒死了嘛，所以如何控制病虫害，还是需要有现代化和环保的思维的。”

　　已经过了退休年纪的老徐，是果农的一个表征，他是农民，但年入600万，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同龄人，甚至是在大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

　　在大城市里，没有土地的退休老年人被儿女请来照顾儿孙，年轻人们聊着股市、基金、元宇宙、星辰大海。

　　但养活所有人的起点，似乎都和老徐蓝莓园里的两个要素相关：农村的旱厕，传统的蜜蜂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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