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和胜利战斗，时刻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山东抗日武装初建时期，经费相当困难，当中国提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口号时，山东人民积极响应，为发展抗日武装踊跃募捐。比如， “1938年秋季的一天，敌机轰炸黄县城。敌机走后，几位躲在防空洞里的女同志立即出来，把自己带的金戒指捐献上。后来，蓬、黄、掖等县的妇女掀起了一个‘献金运动’，一下子献出黄金60多两，白银3000多两。”1938年成立的胶东妇救会，平时组织缝衣队、洗衣队，为战士缝衣裳、做鞋袜；战时挖战壕、运子弹、抬伤兵、送茶饭。到了抗战最为艰苦的阶段，由于日伪军的掠夺和破坏，人民群众的生活极端困苦。尽管如此，山东人民为了支援八路军作战，千方百计把节省下来的粮食送到部队，把生产的棉花和布匹做成军衣、军鞋供应部队。1941年冬，日军调集重兵对沂蒙山区实行拉网式大“扫荡”，八路军第115师师部机关从留田突围后，露宿于费县汪沟区埠山庄一带，附近群众闻讯后立刻凑齐煎饼、窝头等熟食，肩挑手提前往慰问。这种军民鱼水情深、协力抗战的场面在山东地区比比皆是。为了使子弟兵无后顾之忧，山东抗日根据地各级政府积极开展了“拥军优抗”运动，积极优待抗日家属，仅1943年就有92657户抗日家属受到粮款的优待。山东人民不仅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及其武装力量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还为全国抗战在财力物力上进行了直接支援。（《山东人民对抗日战争的主要贡献和历史经验》，《军事历史》2009年第2期）

　　王克霞：山东人民为解放战争所做出的伟大贡献，绝不是偶然的，概括起来，其中极其重要的一条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得以创造性贯彻执行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在创建根据地全过程中，党才自始至终得到山东人民全力支持。是山东人民哺育了这支人民的军队，形成了军民团结一致、亲如一家的血肉联系，从而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密切党群关系对于我们今天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相当有益。（《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陈燕红：中国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用优良作风维护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凝聚力、战斗力。革命战争年代，山东根据地高度重视作风建设，注重用优良作风赢得民心。1937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部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严格部队纪律，山东抗日游击队《十大纲领》主要内容之一是部队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秋毫无犯。1940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平邑桃峪召开旅级以上干部会议，罗荣桓提出“建设铁的模范党军”，要求115师“普遍深入地建立和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1942年始，山东分局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了整风运动。两年多的整风运动，克服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党八股、清谈主义的作风，增强了党性，加强了团结，联系了群众。1943年6月，山东军区、115师作出了《关于拥政爱民的决定》，要求军队必须严格执行政府法令，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路军以铁的纪律，优良的作风，树立了党和军队的崇高形象，支撑起救亡图存的希望，赢得了沂蒙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政党与群众：沂蒙精神的结构中心》，《临沂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曲春杰（中共烟台市委党校教授）：回顾革命历史不难看出，胶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正是依靠全心全意爱民为民言行，才赢得了人民群众一心一意爱党爱军壮举。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军民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创造和运用的游击战法有 20 多种，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抗日传奇故事。其中，海阳地雷战，威震敌胆，名扬天下，书写了人民战争史上的传奇，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我们党的胜利源泉。在 1942年冬季反“扫荡”战争中，胶东八路军战士舍生救民的“马石山十勇士”、“马石山十八勇士”、“狼牙山五壮士”式的“七壮士”等英雄群体，展现了党和人民军队爱民为民的高尚情怀；生存两年之久的西海地下医院，创造了在敌人眼皮底下洞藏伤员奇迹；胶东育儿所从 1942 年到 1952 年十年间，养育了 1000 多名革命后代，乳母们创造出为了所托养孩子的安全而牺牲自己孩子的人间奇迹。这无数的事实，铸就了党全心为民、人民一心跟党走的党群血肉相联关系，凝聚起了党群同心同德、无坚不摧的革命伟力。（《胶东革命的历史性贡献研究》，《党史博采》，2015年第2期）

　　李海流（枣庄市薛城区政协文史委）：台儿庄大战期间，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冒着生命危险用相机记录台儿庄战役的惨烈，拍摄了一百多张揭露日本侵略军罪行的照片在美国《生活》杂志刊发，并撰文说：“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城镇，一个京杭大运河经过的城镇，一次胜利已使它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

　　1938年4月7日，由著名将领李宗仁所指挥的台儿庄大战，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第五战区广大爱国官兵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台儿庄也因此名扬世界，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罗伯特·卡帕台儿庄战地采访》，《百年潮》2013年第6期）

　　罗伯特·卡帕（1913－1954）和他在台儿庄为中国士兵拍摄的经典照片。该照片刊登在 1938 年 5 月 16 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封面上，这幅照片让美国及世界了解了中国人的抗战决心，赢得了广泛支持。

　　卡帕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他说：“我憎恨战争，所以要（用镜头与笔）揭露战争。”1954 年 5 月25 日，卡帕在越南采访第一次印支战争时，误入雷区不幸踩中地雷被炸身亡。

　　曹国华（安徽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台儿庄大捷为正面战场树起了一面红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在中国的抗战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台儿庄战役是抗战初期全国军民（包括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抵抗日本侵略的十大战役之一。在这些战役中，除八路军领导的平型关战役、响堂铺战役、五台山战役和由八路军直接配合的忻口战役取得了胜利以外，其余在战场上所进行的战役，均以退却、失败而告终，唯有台儿庄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一战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打出了中国人民的骨气。它像一面不朽的旗帜飘扬在祖国的大地上，飘扬在的抗日战场上，激励着成千上万爱国官兵，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一直战斗在抗日的疆场上。（《论台儿庄战役的地位与作用》，《台儿庄大战和中国抗战论文集》，第201页）

　　吴茂滨（枣庄市政协秘书长）、郭明泉（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台儿庄大战前，在对待中国抗战问题上，世界各强国多以中立者的面目出现。美国政府先后发表了三次“中立”声明，撤走了驻华四十多年的美国部队。1937年至1939年，日本从美国购买了大批军用品，而中国几乎没得到英美的任何物资援助。美国对中国抗战态度的转变是在台儿庄大战以后。美国军事顾问史迪威到台儿庄大战现场参观时，李宗仁向史迪威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帮助中国能使美国自身取得最可靠的保障。中国政府也多次呼吁希望得到美国的物质援助。这就促使美国罗斯福总统面临着抉择，如放弃对中国的援助，就等于放弃亚洲大陆及太平洋的控制权，7月便联合英国共同援助中国。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本侵华战争扩大为太平洋战争。从此，中国战场成为太平洋战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1月，在美英两国的建议下，设立中国战区统帅部，蒋介石就任战区最高统帅，这样，中国在反法西斯国际联盟中的地位也随着形势发展而有了改变，与美、英、苏而齐名。（《论台儿庄大战的历史背景及历史地位》，《台儿庄大战和中国抗战论文集》，第218页）

　　徐金城（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在五战区已处于南北两面受日军夹击的严重局势下，李宗仁将军一改过去几乎都是单纯防御的阵地战战略，采用令人耳目一新的攻势防御战略，即把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内线防御的阵地战与外线进攻的运动战巧妙地结合起来，把日军对我的分进合击改变为我对日军的分进合击，将日军的战略全局优势，转变为我军战役战斗的局部优势，出敌不意，实施各个歼灭。这是李宗仁将军战略指挥艺术上的高妙之处。

　　当南路日军沿津浦线直扑徐州时，李宗仁命令他亲手训练出来的31军至滁州、明光一带作纵深配备，据险防守。血战40多天，日军为我堵截而不能北犯，为五战区在鲁南有从容部署赢得了时间。在日军从南京调集大军增援时，李宗仁又命31军自明光迅速西撤，让开津浦线正面，敌进我退，诱敌深入。日军进占明光、定远、怀远、蚌埠，但未能捕捉我军主力，却又遭我51军、7军、59军英勇抗击，将日军阻于淮河南岸，打破了日军拟渡淮河、直捣徐州的计划。此时，我31军忽自日军左侧背出现，向敌后出击，一举将津浦线截成数段，使敌首尾不能相顾，四处围歼孤立之敌。日军被迫南撤，使其不能策应北路日军，从而挫败了日军北进的企图，保证了五战区得以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向徐州进犯的北路日军。

　　当北路精锐日军板垣、矶谷两师团分左右两翼南犯徐州之时，在东线李宗仁以庞炳勋部实施内线的阵地战，坚守临沂，将张自忠部用于外线的运动作战，两军协同，以攻为守，攻守结合，内外夹击，歼灭日军3000多人，打得板垣师团溃不成军，仓皇逃窜，缩回葛县城死守。李宗仁将军以攻势防御战略组织实施的临沂保卫战，是把内线防御的阵地战与外线攻击的运动战巧妙配合的成功之战，“成为台儿庄大捷之序幕”。

　　临沂一战，打断了日军南犯徐州的左臂，牵制住板垣师团不能策应矶谷师团。而矶谷师团急于南下，孤军冒进，在滕县遭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日军伤亡2000余人。但矶谷仍然执迷不悟，继续孤军深入台儿庄，步入我军既设阵地，造成我军歼敌的良机。李宗仁将军赶赴台儿庄，亲临前线指挥。充分发挥攻势防御战略的最大效能，集中优势兵力对矶谷师团实施四面围击的歼灭战，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会战的重大胜利。（《台儿庄战役与李宗仁的军事指挥艺术》，《齐鲁学刊》1994年第5期）

　　韩信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儿庄战役与淞沪会战的形势十分相像。日军在台儿庄所采用的战略战术与上海并无不同，但是我军在台儿庄战役中汲取了淞沪会战的教训，不是采取单纯消极防守的阵地战，而是采取攻势防御战，以运动战为主，与阵地战、游击战相配合，一变过去坐等被动挨打的被动局面，改为处处进击的相当主动的战略战术。由于新战略战术的成功运用，我军防御战与攻击战双管齐下，运动战与阵地战、游击战巧妙配合，才击败了敌人，取得了胜利。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更加相信攻势防御战方针的正确，并决定以运动战取代阵地战，并说：“中国今后要选择自己的战场，使日本人在炮兵、坦克、飞机和重武器方面的优势丧失作用。”（《台儿庄战役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台儿庄大战和中国抗战论文集》，第183页）

　　韩泰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牛桂云（《中共党史通讯》副主编）：从军事上说，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台儿庄战役所采取的军事战略方针吸收了中国人周恩来的建议，采取了攻势防御战战略，即将敌军的全局优势变成了我军的局部优势，将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把内线作战变成外线作战，特别是正确地运用了诱敌深入的方针，从而取得了战役的重大胜利。

　　抗战以来，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发动和领导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日军后方开辟了解放区战场。它造成敌人的后顾之忧，形成对日本侵略者的巨大威胁。正是由于中国领导的新四军张云逸支队同友军在战略上的有力配合，牵制日军北动南不动，致使日军从台儿庄战役一开始就处于孤军深入，被动挨打的地位。中国领导的军队不仅在战略上配合了台儿庄战役，而且直接进行了战役配合。八路军129师一部及中国领导的地方抗日游击队不断袭击津浦线北段的日军，破坏临（城）枣（庄）公路与铁路交通要道，直接或间接地对台儿庄战役进行配合。应该说，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体现了国共合作抗日的精神。（《略论台儿庄战役的历史地位》，《台儿庄大战和中国抗战论文集》，第176-177页）

　　张关钊（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台儿庄大捷是国共两党两军“努力之总和”。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军队在正面战场抵抗日军的进攻，八路军和其他的人民军队则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正面战场比较积极地进行抗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对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起了支持和掩护的作用；同样，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有效地牵制和打击敌军，这对的正面战场是极大的支持和配合。这种相互配合、相互依存，充分体现了国共双方合作共同抗日的精神，而台儿庄大捷就是这种互相支持、相互配合的一个最好范例。

　　首先，体现在国共两党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战略上的互相配合。1938年3月初，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他在临行前请周恩来、到其寓所，请教对敌作战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向他建议：“在津浦路南段，令新四军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运动于淮河流域，威胁日军，使其不敢贸然北进。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一道道各个击破敌军的目的。”这个作战部署的意见，后基本为李宗仁所采纳。当时外国的一些评论家就认为军队从他过去的老对手那里学到了“标准战术”了。这就清楚地表明国共两党在战略指导思想和战略上密切配合，共同抗日的精神。

　　其次，还体现在两党两军在战役上的互相配合。当日军向鲁南和徐州进攻时，我华东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张云逸部，在津浦路南段与友军协同作战，有力地牵制了敌人的北进；同时，我华北各根据地的八路军，在津浦路北段，平汉路、同浦路等铁路沿线以及邯长等公路干线上，展开袭击、伏击战，切断敌军的交通运输线，钳制了敌人，阻敌援兵南调。这样津浦路南北的两段的游击战争，都有力地支持了台儿庄等地战役和徐州的大会战。因此，在台儿庄大战中充分体现了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在配合正面战场所起的重大作用，也是取得大捷的主要原因。（《台儿庄大捷是国共合作的一曲凯歌》，《台儿庄大战和中国抗战论文集》，第281-282页）

　　郭桂英（枣庄市政协副主席）：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与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开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密切配合军队正面战场上的作战分不开的。由于敌后游击战和的正面战场密切配合，致使日军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相互不能支援的境地。将领陈诚在总结台儿庄战役胜利的经验时说：“敌军在中国境内各战场者（在东北四省不算），共计五十余万人，而参加台儿庄战役不过五六万人，缘何不能抽调他处兵力增援？此盖因我国自采取游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其小部，攻袭其后方。故台儿庄之战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战史也说：由于“发动全面游击和反击，战火遍及晋绥两省，牵制日军约达四个师团之兵力，并使平汉路方面之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对徐州会战及尔后之武汉会战协力甚大”。可见，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与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的战略配合分不开的。（《试论中国在台儿庄战役中的地位和作用》，《台儿庄大战和中国抗战论文集》，第261-262页）

　　唐德刚（原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台儿庄之战实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民族对入侵帝国主义无数次抗战中规模最大，也是最干净利落的一次军事胜利；同时也是日本陆军建军以后，第一次被打得丢盔弃甲的一记败仗。就凭这一点，它的历史意义已属非凡，但我在此所要特别强调的则是另外一点。台儿庄大捷的主力部队是中央军、新四军之外的西北军、东北军、直鲁军、桂军、川军和许多出身粤军、滇军、晋军等系统的将士，真可说集民国史所谓“杂牌军”之大成，这些“杂牌军”之间在抗战之前数十年对阵，多半必是你死我活的仇人。可是在台儿庄大战里，他们竟表现得亲如手足，同生共死，终能在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联合打出如此辉煌惨烈的民族保卫战！在民族大义之前，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大家都会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这一点，就是我个人所特别强调的“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意义”。（《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意义》，《台儿庄大战和中国抗战论文集》，第171-172页）

　　张关钊：台儿庄战场，既有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又有广西、四川、东北、西北等地的地方军，一还有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八路军、新四军。台儿庄战役开始后，参加作战的主要是“杂牌军”。有原宋哲元部的59军张自忠部队，川军孙震的一个军，原西北军孙连仲二集团军，扼守台儿庄寨子的孙部池峰城师。还有中共领导的以枣庄煤矿工人为主的游击队和八路军山东支队。至于参加徐州会战的部队更多了，从各部队派系看，可称得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缩影。他们都在共伺抗日的旗帜下，谱写了一曲同心抗战、奋勇杀敌的胜利凯歌。

　　在长期内战中，各部队都要保存实力，但这次的地方军称是为“打国仗”，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所有的部队服从调遣，团结抗日。如临沂保卫战，是拉开台儿庄战役的序幕。守军是三军团庞炳勋，陈旧，庞是内战中较为闻名的“不倒翁”，和善于保自己“实力”的老手，但在民族大义下，庞欣然接受防守临沂的任务，并把板垣师团阻于临沂城下，板垣老羞成怒，亲自督战。最后在强大的日军进攻下，临沂告急。李宗仁急调刚抵津浦路的张自忠部增援。张与庞原都是冯玉祥的旧部，中原大战时，庞为蒋介石收买倒戈，并袭击了张自忠的师部，张几乎送命。因此，对庞一直耿耿于怀。但是，在大敌当前、全国军民奋起抗战的形势下，张自忠为雪国耻，以国家为重，捐弃前嫌，去临沂救援，并服从庞军长指挥，精诚团结，齐心协力，顽强阻击敌人达40余天，使日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有力地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台儿庄战役与国共合作——为纪念台儿庄大战55周年而作》，《军事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6.台儿庄大战遏制了内部的投降主义，极大地鼓舞振奋了国民的抗战精神

　　郭明泉：“七·七事变”之后，日军长驱直入几乎无往不胜。随着中国军队的连连失守，中国领土大片沦陷，严重地影响了当时中国军民的士气。亡国论调弥漫于中国社会各阶层，失败的情绪笼罩着中国上空。在这种情况下，台儿庄大捷打出了国威，振奋了全国的军心、民心。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回忆说：“台儿庄捷报传出后，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之辞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曙光。……经此一战后，几成民族复兴的新象征，我军得此精神鼓励，无不精神百倍，各处断墙颓壁上，都现出一片欢乐之情，为抗战发动以来第一快事。”在徐州、长沙、郑州、开封、洛阳、西安、广州、重庆等城市，也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祝捷大会和游行。通过广泛宣传台儿庄大捷，增强了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台儿庄大战》，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95页）

　　韩信夫：台儿庄战役的历史地位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台儿庄大捷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提高了前线我军将士战胜敌人的勇气和信心，在津浦线上将日军拖住了数月，为部署武汉会战及实现向西南大后方的战略转移赢得了时间，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意义。第二，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我国近百年来遭受列强侵略的悲惨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转折点，台儿庄大捷，也使民族复兴露出了一线曙光。（《鏖兵台儿庄》，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262页）

　　田克深（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台儿庄战役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它不但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所谓“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我们的民族精神，鼓舞了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有力地批判了“亡国论”，而且它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抗日战争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国军队与日军在台儿庄地区前后周旋了五个月之久，实现了以空间争取时间的战略计划。这不但使中国军事当局有较充分的时间来部署下一阶段的武汉会战，而且保存了徐州地区中国军事战略集团的实力，有力地支援了武汉会战，并为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和山东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又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所以，在武汉会战以后，日军由于其战线延长，兵力分散，被迫停止了它的战略进攻。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了。中日战争开始进入了战略相持的新阶段。所以，如果说，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主要标志的话，那么，台儿庄战役则是结束侵华日军的战略进攻，促进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迅速到来的最重要的一战。（《台儿庄大捷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山东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自忠将军，是一位军人的楷模，是一位民族的英雄。抗日烽火既起，张将军便将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奉献于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喜峰口之役，他率领西北军38师将士们，用大刀和手榴弹杀得日寇心惊胆寒，显示了中华儿女抗敌御侮的凛然正气和果敢无畏的英雄气概。临沂保卫战，他率59军一昼夜急行一百八十里，驰援庞炳勋部，在古城之下，凭劣势装备击溃并大部歼灭了凶焰万丈、装备精良的板垣师团，简直是创造了人间奇迹！使面临民族危亡的全国人民狂喜振奋，令世界为之刮目相看。此役为台儿庄大战揭开了辉煌的序幕，为歼灭和击溃中国人民另一个凶恶的敌人矶谷师团，奠定了胜利的基石，其功可昭日月，其勋世人皆碑。徐州会战，他受命于危难之际，率部掩护我几十万大军撤退转进。张自忠将军不辱使命，以超人的坚毅智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使日寇重兵围歼我军主力的军事部署化为泡影，为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保存了千千万万的鲜活生命与血肉之躯。鄂西会战，他更演出了中华民族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威武雄壮的一幕。身为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兼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临危不苟，身先士卒，率少量部队毅然东渡汉水，以有我无敌的气势，腰击日军，展开殊死的搏斗。几番往返搏杀，重创敌军。在宜城十里长山南瓜店陷敌重围，身被七创，犹激励将士，狂呼杀敌，不肯后退一步，终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与众多将士长眠于鄂西山脉。连暴虐残忍的日寇也不得不列队向我们英雄的将军致敬。他是我国八年抗战中，以集团军总司令身份在前线阵亡的唯一一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五十余国于前线牺牲的最高将领。张将军，在抗战的硝烟烽火中创造的光辉业绩和奇功殊勋，他浴血奋战以身殉国的壮烈之举，气壮山河，气贯长虹！他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集中表现了中国人民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张自忠，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张自忠，又是齐鲁大地的骄傲，是巍巍泰山滔滔黄河钟育的人杰神秀。（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将军忠勇振瀛寰——纪念张自忠殉国五十周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前言1-2页）

　　王冠卿：张自忠在临沂战役中制定的战略战术原则，采用的作战方法，以及它的胆略气魄和指挥才能，对保证战役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积极防御，以攻代守。张自忠依据对临沂战场实际情况的分析提出了“对当前之敌反守为攻，采用正面坚守，两翼迂回，抄袭敌后，一举歼灭”之积极防御战略，第59军两次增援临沂战场都是采用攻敌侧背的战术，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第二，近战、夜战，扬己之长，击敌之短。板垣师团机械化程度高，装备精良，作战时有飞机、大炮、坦克配合；而我军装备低劣，既无飞机，又无坦克，连火炮也不多。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情况下，敌军的强大火力会对我军构成极大威胁。因此，在作战方法上，我军必须勇敢地接近敌人，短兵相接，展开白刃肉搏，并连连发动夜袭，使日军的机械化优势无法发挥，这就是扬己之长，击敌之短。第59军两次反攻作战，都是在夜间进行的。第三，临危不惧，苦撑到底决胜负。经过长时间的连续作战，敌我双方的有生力量均受到极大消耗，谁能苦撑到底，谁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两次反攻作战中，张自忠均在严峻的战争形势下，命令将士苦撑到底。第59军官兵以坚忍的毅力和勇气与敌浴血奋战，苦撑到援军到来，终于赢得最后的胜利。（《张自忠与临沂战役》，《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

　　图为张自忠 1938 年 3 月 28 日在临沂前线致张宗衡旅长之手令，山东档案馆馆藏档案。手令正文：“一、援军今夜准到，务望再撑五小时即有转机，这个时候就是最后之五分钟，我弟之能苦撑，极所深知，按前几天之战事与团体有极大之功勋，这两天之经过，又如此之拼命，实在不能不为国家团体感佩。望再接再厉，以竟全功。二、敌人亦到最后关头，看谁能忍最后之一秒钟，谁就能成功。三、我困难，敌之困难更大；我苦战，敌之苦必数倍与（于）我。望率所部撑眼前这一极小之时间。是盼，是盼！”

　　陈长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临沂两次大捷，是第59军全体官兵及友军英勇奋战的结果，也与张自忠本人对庞炳勋（驻守临沂的第40军军长——编者注）不挟私怨，捐弃前嫌，大敌当前，一致对外，共同作战分不开的。李宗仁曾指出：“若非张氏大义凛然，捐弃前嫌，及时赴援，则庞氏所部已成瓮中之鳖，必至全军覆没。”这一点，庞炳勋也颇有感触，声称在共同对敌斗争中，张自忠于3月25日亲赴军部，与其共同协商对敌作战方法，“两军和衷共济，无分畛域，一致抗敌，并力歼敌”。后来李宗仁在分析台儿庄战役获胜原因时，也以极其欣慰的心情说道：“临沂之捷，实为台儿庄胜利的先决条件，而庞、张二人先国难而后私仇的胸怀，尤有足多者”。 （《张自忠与徐州会战中的临沂保卫战》，《军事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

　　丁龙嘉（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范筑先接受的抗日主张，与人真诚合作，创建了鲁西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共发展抗日武装6万余众（号称10万大军），同日军进行大小战斗80多次，建立抗日县政权30多个，势力范围扩大到50余县，组织民众20余万，使鲁西北成为中国敌后抗战的一面红旗。1938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伊·福·卡尔逊来到聊城，范筑先亲自陪同他考察阳谷、朝城、观城、濮县四县，数次向他详细介绍鲁西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在艰苦环境中建立和成长的经过以及发展的方向。范筑先开放、真诚的态度，对正直的卡尔逊产生了正面影响。卡尔逊回到武汉后，公开要求美国停运援日物资。回国后，于1939年写了《中国的游击战争》一文，发表在美国出版的《太平洋》月刊上，其中专门介绍了鲁西北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出版的《中国的双星》一书，其中第九章用较大篇幅介绍了鲁西北抗日游击根据地，这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族英雄范筑先》，《发展论坛》1995年第1期）

　　高占武（中共聊城市委党史委）：范筑先依靠合作统战的力量，在鲁西北收编和改编了35个支队，3路民兵共约五六万人，群众誉为“十万铁军”；范筑先突破原来辖区的12个县，恢复重建了20余县的县政权，军令政令所及达四、六两区及其毗邻的20余县，其中有10个县先后委任员13人出任县长；在18个支队和一路民军设立了政治机构，建立了政治制度，任命了员或进步青年担任了政治部主任；筹办了政治干部学校和军事教育团，在鲁西北招收和培训军事政治干部，迅速地建立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先后与日军进行大小战斗和战役数十次，为阻止日军在鲁西侦寻黄河渡口，为策应正面战场的徐州和武汉会战起到了积极作用，初步显露了鲁西北根据地在华北和华中战场间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试论鲁西北敌后抗日政权中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高扬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山东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1-382页）

　　赵延庆：范筑先在我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在山东省委和鲁西北地区党组织的具体帮助下，与我党一起建立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在我党建议下，他委派员担任齐河、高唐、馆陶、冠县、蹼县、范县、寿张、阳谷、萃县等县的县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招抚收编了鲁西北大量绿林与民团武装，改造成为抗日部队。在范筑先“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统辖下的抗日武装共有32个支队和3路民军，其中我党直接领导的部队有第10支队和第11、12、13、17、31等支队，还有一些部队与我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在范筑先的赞同下，我党在这个地区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及“民先队”组织，组建各界救亡团体，开办聊城政治干部学校、军事教育团和各种训练班，创办《抗战日报》、《战地文化》等报刊。这对于动员、组织群众抗日，改造范筑先的部队，开辟和发展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起了很大的作用。1938年6月21日，范筑先在河北威县与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同志的会晤中，达成了双方互通情报、由八路军代为培训干部、划分防区等协议。在同年9月召开的“冀鲁两省军政人员座谈会”(冀鲁两省联防会议)期间，范筑先旗帜鲜明地站在、八路军一边，对与会的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给以严正的批评。同年11月15日，由于沈鸿烈和鲁西行署主任李树椿以及被他们收买的范部参谋长王金祥的阴谋出卖，范筑先将军在保卫聊城的战斗中，与人姚第鸿、张郁光等一起壮烈牺牲。在范筑先生前，毛主席曾两次亲笔致函，对他表示慰问和嘉勉；在他殉难以后，中国对他的抗日业绩给以极高的评价。（《山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沈鸿烈

　　张玉法（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隋皓昀（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战期间山东省行政，无论在时间上、在建树上、在坚定全省人民的信心上，皆以沈主席主政4年又11个月为其重心。沈鸿烈1938年1月奉命主鲁，其最大任务是坚定全省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一任务在他是达成的。他之所以能够达成，是由于：（1）他以中央大员主持将全部陷敌的山东省政，在陇海路中断后，迅速转至敌后与敌周旋，是全国沦陷省份新任主席至敌后工作的第一人。他在曹县就职，由曹县至东阿逼近济南，给全省抗战的军政人员以莫大的鼓舞。（2）在鲁南山区建立抗战根据地，历经敌寇骚扰而屹立不摇，进而推动省政建设，建立各级行政组织，扩大办理各类干部训练，省政府人员不分上下每月30元的待遇，吃粗饭、穿布衣、脚履农民鞋，被或褥只有其一，一件蓑衣防雨，一头大蒜佐饮山涧之水。这一甘之如饴的艰苦情形为全民所洞悉。（3）沦陷区人民知道，大后方的重庆，有中央政府；抗战根据地的鲁南山区，有省政府；鲁西、鲁北、鲁东有主席行署；专员区内有督查专员；县境有县长。在心理上亦在事实上，山东省是我军民的，不是敌寇的。（《民国山东通志》编辑委员会编《民国山东通志·抗战志》，山东文献杂志社，2002年，第2971页）

　　刘长飞（时为临沂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于学忠在山东开辟敌后抗日战场，坚持抗战四年之久，牵制、消耗了大批敌军。从战区总部及所属兵力的部署来看，于学忠的阵地在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这些山区是非常重要的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要地。东北军也因此牵制住了一批敌军，分散了敌人的兵力。据统计，在东北军入鲁初期，牵制住的日军就有两个师团和四个混成旅团，其后有增无减，最多时达到8万人。另外，战区总部驻扎圈里一带期间，东北军进行了休整、补充和训练，对地方组织的抗日部队和反正的伪军进行了整训和改编。这期间，军民团结，同仇敌忾，抗敌御侮，开创了一个稳定发展的局面。这一切都被日寇当作侵略的障碍。因此，鲁苏战区遂成为日寇进行大“扫荡”的重要目标。尤其是在1941年冬——1943年夏，日寇对鲁中南地区发动了多次大“扫荡”，其中出动2万人到10万人的就有三次。在多次的反“扫荡”斗争中，于学忠部与日伪展开了激烈战斗，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东北军在山东战场上坚决抗日的作风，应该说是与于学忠的主张直接相关的。于学忠在鲁苏战区总部对大家讲话，屡次提到他要“以不变应万变”。所谓不变，即指抗日不变。于学忠的抗日主张是深受张学良影响的。于学忠曾是张学良的得力助手，张学良也给予了于学忠极大信任。在鲁苏战区时期，乃至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于学忠都始终坚持张学良的抗日路线。

　　“既不红，也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这是于学忠说明他的政治态度的一句名言，在东北军中曾流传甚广。于学忠所谓的“三条道路走中间”，实际上就是抗日而不，且以中共部队为友军。这种联共抗日的主张，在鲁苏战场上得到充分发挥。1939年4月，于学忠率东北军挺进鲁南沂蒙山区后，把总部设在距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所在地王庄仅有十几里的上高湖，之后不久，于学忠便经常派联络参谋去王庄联系，于学忠还亲自去过王庄，拜会张经武司令员。51军、57军同八路军交错驻防，与八路军保持友好关系。八路军山东纵队也采取积极行动，搞好东北军的关系。不仅张经武司令员亲自到上高湖看望于学忠，而且，山东纵队还派出向导为东北军引路，提供敌伪情报，发动群众欢迎51军，又派战地文工团到东北军中演出联欢。这一切，加强了彼此的友好关系，增强了团结抗日的力量。于学忠的这种三条道路走中间的举措，实际上是信守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初衷，是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和建立的友谊关系的继续”，为友军同八路军联合抗日的典范。（《抗日爱国将领于学忠在山东战场》，《文史杂志》2004年第1期）

　　丁龙嘉：于学忠将军率领鲁苏战区总部及东北军入鲁抗日，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们积极对敌作战，仅51军就进行大小战斗上百次；他们大量歼灭日伪军，仅51军就毙、伤日军1万人以上，毙、伤伪军达数千人之多；他们自身官兵伤亡达1万多人。此外，鲁苏战区部队牵制日军4个师团的兵力，拉长了日军的战线，有力地支援了其他抗日战场的作战。（《于学忠将军与山东抗战》，《春秋》2005年第4期）

　　封小平（浙江省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八年抗战中，于学忠浴血疆场。1938年1月，他奉命率东北军51军在淮河北岸100 余里的防线上布防，血战临淮关，顶住了日军的进攻，为北线台儿庄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该战役在当时影响巨大，于学忠和51军声威大震，媒体称他为“伟大的将军”，东北救亡总会向51军赠送了一面绣有“血肉长城”四个红绒大字的锦旗。把于学忠指挥的淮河阻击战和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大战，作为成功战例的经验，写进了《论持久战》。对于学忠坚决与日寇作斗争深表敬重， 赞扬他“热诚爱国”。（《矢志抗日 功垂青史——记抗日爱国将领于学忠将军》，《浙江档案》2007年第3期）

　　王贞勤（山东省定陶县人民武装部）：台儿庄大战是中国在抗战初期赢得的一个震惊国内外的空前大捷，极大地提振了国人抗日救亡的士气。鲜为人知的是，在台儿庄大战的前夕，中日两军还在北距台儿庄不远的山东滕县等地进行过激烈的拼杀，国民革命军第 122 师师长王铭章率领 3000 名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和相对较少的兵力，坚守滕县县城三天四夜，在给敌以重创后，王铭章和大部分守军壮烈殉国。滕县保卫战是台儿庄大战最光辉的序幕战，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悲壮的战役之一，台儿庄大战的总指挥李宗仁将军评价这次战役为随后台儿庄的会战“赢得了宝贵时间，保证了台儿庄大捷”。

　　滕县县城保卫战自 3 月 14 日开始，至 18 日中午结束，共 4 天 3 夜，计 108 小时。为攻下滕城，日军使用了强大的炮火，仅 16、17 两日，滕县城关落下的炮弹就达3 万余发。我守城部队自第 122 师师长王铭章以下大都阵亡，但日军也被击毙1500 余名。整个滕城内外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王铭章师长率部坚守滕县四昼夜，打击了日军矶谷师团的嚣张气焰，阻滞了日军南犯徐州的计划，使中国军队赢得了台儿庄大战的充分准备时间，给随后围歼日军板垣、矶谷两师团的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对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以后撰写的回忆录中又说：“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写出川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若无滕县之苦战，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创成也！”（《浴血滕县：台儿庄大战的序幕战》，《文史春秋》2014年第6期）

　　李瑗（中共中央党校教授）：1938年3月中旬，日军坂垣和矶谷两个师团，分东西两路向南进攻企图会师台儿庄，进而攻占徐州。然而东路的坂垣师团在进攻临沂时受挫，损失4500人，仍未突破中国守军的防线，两路日军会合的企图落空了。西路矶谷师团于3月14日进攻滕县，守军122师师长王铭章督战死守，指挥3000余守城军警与敌肉搏，数百日军屡登城垣，屡被击退。17日下午2时，日军再次发起猛烈进攻，王铭章见援军无望，致电孙震军长：“决以死拼，以报国家”，表示与城池共存亡。该师官兵英勇抵抗，前赴后继。王铭章在敌军攻占南城墙和东关后，亲临城中心十字街口指挥作战。激战至5时，日军攻入西城。王铭章准备转移到西关火车站372旅继续指挥与敌拼搏，不幸行至电灯厂附近，与敌遭遇，王铭章身中数弹，高喊：“中华民族万岁！”便倒在血泊中。同时殉难的还有122师参谋长赵渭滨、124师参谋长邹绍孟和滕县县长周同等人，城内300多名重伤员以手榴弹互炸殉城。王铭章牺牲后，守城官兵仍继续与日军搏斗，除少数突围外，其余皆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抗日战争中爱国将士群体研究》，《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9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台儿庄战役打响后，中外记者数十人冒着战火硝烟，陆续到达徐州前线采访。督率第五战区的李宗仁、第59军军长张自忠等都亲自多次接待过记者。曾到台儿庄访问的外国友人有：苏联塔斯社记者谷礼宾斯基，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阿希博尔德·希蒂尔，美国驻北京使馆武官史迪威，美国海军陆战队武官卡尔逊，美国海军陆战队武官卡尔逊等；还有《霍尔斯坦因报》的瑞士人沃尔特·博斯哈德，“今日历史”电影摄制组的导演和摄影家乔易斯·伊文思和摄影师约翰·费诺，匈牙利人罗伯特·凯帕（即罗伯特·卡帕——编者注）亦协助其工作。新西兰女作家威尔金森不谙汉语亦到前方工作，使战士很受感动。当各国正直的新闻记者和国际友人对台儿庄大捷做出客观报道时，日本军方人士对此讳莫如深。直到4月14日，他们仍顽固地坚持说台儿庄仍在日军手里。同日，当外国记者拿出了确凿的证据公诸报端（美国人在沪创办的《The China Weekly Review》就用大量篇幅多次报道台儿庄中国军队的胜利战况），在上海的日本军方发言人才哑口无言，不得不承认“也许中国人进了台儿庄”。

　　采访台儿庄大捷的著名记者和友好人士爱泼斯坦、卡尔逊后将其报道编为专章收入其名著《人民之战》、《中国的双星》中，销行世界，长期为世人所称道。（《台儿庄战役的国际影响》，《台儿庄大战和中国抗战论文集》，第42-43页）

　　台儿庄大捷震动了全世界。各国报纸不但用大号字在显著地位登载台儿庄会战胜利的消息，而且纷纷发表评论，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前途作了充分的肯定。美国《华盛顿星报》载：“中国在山东方面的胜利，已经打胜日本四十年来军事胜利的记录，为欧战军事上又一伟绩。”《华盛顿日报》指出：“华军在台儿庄作战的胜利，较日军在华作战主次的胜利尤为伟大，一般对日军作战不失败的信念现已动摇。”英国伦敦路透社9日电讯说：“英国军事当局对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注意，最初中国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已证明日军败绩之讯确为事实。”中央社伦敦8日电讯也说：“英人心理渐行转变，都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中国。”德国柏林《哥隆新闻》4月6日发表评论说，“徐州方面中国抵抗力之强殊出人意外”，使“最慎重之观察者亦不能不承认日本必遭失败”。上海英文《大陆报》1938年4月9日发表《台儿庄之战》的评论，对中国军队作了高度赞扬，指出中国军人在战场上向世界证明了他们的勇气，他们不是进行内战，而是同外来入侵者作战。“从军事上看来，日本入侵中国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从道义上中国却赢得了这场战争，因为她加强抵抗以免遭奴役，她的人民已经团结起来。”苏联《线日载文说：“台儿庄之役及其他战线之胜利，说明中华民族已经紧密地团结起来了。”《红星报》则更相信“中国的力量足以肃清国土以内的日寇”。（《台儿庄战役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台儿庄大战和中国抗战论文集》，第171-172页）（二）敌后根据地的抗战也受到国际关注

　　1941年9月12日， 汉斯·希伯不畏艰险穿越重重封锁线，从苏北来到中共山 东分局115 师师部驻地——临沭县蛟龙湾村。当时的《大众日报》为希伯的到来刊登了消息，说:“在抗战中，外国记者到鲁南， 还是以希伯先生为第一。”他到了驻地，紧紧握着代师长陈光的手，蓝眼珠闪动着喜悦的神情。他用中国话说:“能和山东抗日军民会面，我很荣幸! 这是亲人的会面，战友的会面。”在仲秋欢迎晚会上，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等领导相继致词，殷切希望希伯把山东军民浴血奋战的事迹“传播到全世界去!”希伯激动地说: “我深切地感到，谁要想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真正了解中国人民是怎样英勇地同敌人艰苦搏斗，就必须亲身到中国的敌后来。”1941年9月28日，希伯随115师师部由蛟龙湾转移到沂蒙山区。他爱上了沂蒙的山山水水，更爱上了这里的人民。他一到沂蒙便入乡随俗，穿上“蒙山鞋”，背上一个牛皮图囊，图囊里装着地图和单筒望远镜，走遍了沂蒙的千山万壑。他常常是白天采访，晚上写作。住在他附近的人，夜深人静时常常听到打字机“托托托”的声音，有时一直到天明鸡啼才停止。到 11月初， 他发出了《八路军在山东》、 《为恢复山东而斗争》约8万字的两组长稿。他热情讴歌中国领导下的山东抗日根据地， 他告诉世界人民:“没有中国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 中国抗战坚持到今天是不可能的。”这位国际反法西斯战士敞开喉咙， 向着世界讴歌呐喊，他的血同中国抗日军民的血流在了一起。（《“外国八路”——汉斯·希伯》，《山东档案》2007年第3期）

　　：汉斯·希伯一到滨海，立即访问了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和省战工会、八路军山东纵队负责人黎玉等。他还采访了许多地方干部和工农兵群众，参加了一些集会。他白天采访，晚上写作，夜阑人静时，人们还常常听到他的打字机在“嗒嗒”地响。希伯在滨海区住了不到两个月，就写出一篇通讯《在日本占领区的旅行》和两份长篇报道：《八路军在山东》、《为收复山东而斗争》。此外，他还用新的材料，补充、修改了在苏北时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这些文稿中，他旗帜鲜明地表示：“如果没有中国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中国的抗战能坚持到今天是不可想象的。”（《汉斯·希伯：新四军中的“洋记者”》，《档案天地》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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