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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何时成为山东省的省会，古往今来有两种说法相持不下：一说洪武元年（1368年），一说洪武九年（1376年）。明代“山东等处行中书省”第一任长官汪广洋的行迹透露的信息，证明“洪武元年说”是正确的。

　　明代体制，嗣君登基，即钦定监修、正副总裁及纂修诸臣，编辑先朝《实录》。《明实录》是研究明史最为重要的史料。建文元年（1399年）初修、永乐九年（1411年）三修的《明太祖实录》，仅记载洪武元年四月十一日设置“山东等处行中书省”（简称“山东行中书省”或“山东行省”），以汪广洋为参政，没有言明省治在何处。

　　嘉靖十一年(1532年)，上任山东巡抚不到一年的袁宗儒决定编修一部《山东通志》，他选定山东按察使司副使奉敕提督学政陆釴为总纂，以山东布政使司左参政陈沂辅之，组织30多人编纂，第二年完稿刊行。嘉靖《山东通志》是山东省第一部通志，编纂水平、刊刻质量俱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编在地志之中，号为佳本。”嘉靖《山东通志》卷二《建置沿革上》记载：“洪武元年四月，置山东行中书省于益都，九年移治济南，寻改置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此时距设置山东行省虽然已有165年，但是，明朝的山东省政府组织编写的志书，必有大量的文书档案等材料以为参考，对省治来龙去脉的考订、记载，理应准确无误。陆釴是昆山（今属江苏）人，天顺八年（1464年）殿试第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陈沂是“金陵三俊”之一，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他们说洪武元年设置山东行省，省治在益都（今山东青州），洪武九年省治迁往济南，不久山东行省改名为“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山东布政使司”），言之凿凿。

　　但是，明代还有另一种说法：洪武元年四月十一日设置山东行省，省治在济南。嘉靖二十年（1541年）刊行的《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卷二《山东省》云：“本朝置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司，布、按二司俱置济南，都司初治青州，后亦迁治济南云。”该书的编者不详，一个“云”字表明这是当时流传的一种说法。此时距嘉靖《山东通志》刊行仅仅八年，编者也不敢贸然推翻嘉靖《山东通志》的说法，仅写入此说，未断是非。刊行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的《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五《舆地考》曰：“布、按二司俱治济南，都司初治青州，后亦迁治济南云。”看来是照抄《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之说。

　　清朝以后，两说并存，相持不下。康熙《山东通志》卷二《建置沿革上》、雍正《山东通志》卷三《建置志》、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二十五《山东省》等，皆承袭“洪武九年说”。支持“洪武元年说”者有《钦定续文献通考》《钦定续通典》等。

　　吴元年（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统率二十五万大军北伐中原。十月二十三日，朱元璋发布《奉天讨元北伐檄文》，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相号召。根据朱元璋的战略构想，北伐军应首先攻占山东，然后西进，攻取河南，进占潼关。这样，就斩断了元朝京师大都（今北京）的两翼，进攻大都就易如反掌。十月二十四日，徐达麾兵从淮安直趋沂州（州治今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老城关），拉开了向山东进军的序幕。

　　元朝管理山东一带的权力机构有两个，分设于益都和济南。《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二《山东布政司》记载：“元以山东直隶省部，置山东东西道宣慰司，治益都。又置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治济南。”设置于益都的“山东东西道宣慰司”是管理山东军民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设置于济南的“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是山东一带的最高监察机构。

　　十一月二十九日，徐达攻克益都。根据《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及《元史·忠义传》之记载，当时驻防益都的元朝长官，一是“知枢密院事、平章山东行省”普颜不花，二是“平章政事”老保（又称“保保”）。另外，根据明人李濂《四辅官前工部尚书安公传》记载：“安公然，祥符人，徙居凤阳之颍州，元季为山东行省左丞，守莱州。”据此，元朝在山东的最高权力机构已经不是宣慰司，而是行省。益都之战，普颜不花战死，老保出城投降。朱元璋诏令徐达留兵一万驻守益都，大军西进，十二月初七，徐达攻克济南。

　　第二年正月初四，刚届不惑之年的朱元璋在百官的“万岁”声中登上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二月十二日，常遇春攻克东昌，至此山东基本平定。

　　四月十一日，朱元璋诏令设置山东行省。山东在文化、经济与军事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加强对山东的管控，朱元璋特调汪广洋为山东行省参政。汪广洋，字朝宗，高邮（今属江苏）人，才干出众，深得朱元璋赏识，他做过江西行省参政，有管理地方的经验，故派他出任山东行省参政，他是明代山东行省第一任长官。

　　汪广洋出任山东行省参政的行迹，隐藏于他的诗集《凤池吟稿》中。《凤池吟稿》明初就有抄本，传世本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王百祥刻本，王百祥在《跋》中云：“汪先生当草昧之初，力挽宋元旧习，为明朝诗学正宗。所著《凤池吟稿》，脍炙人口，不啻夜光和璧。”《凤池吟稿》还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济南何时成为山东省会之谜，也可以从《凤池吟稿》中得到答案。

　　在《黄河》一诗中，汪广洋注曰：“曹州抵济宁周村，河流横溃，茫无涯际，古云桑田变沧海，不诬矣。”据此，他赴山东上任，山东段的行程是：曹州——定陶——巨野——嘉祥——济宁，然后乘舟沿运河北上，一路上写下《曹州》《次定陶县》《巨野县》《望嘉祥山》《宿嘉祥县》《离济宁泛舟北行》《鞍山泊》《梁山泊》等诗篇。他赴任的目的地是济南，在济南期间写的诗篇中，有明确地点的有：《历下亭临眺》《趵突泉》《秋日济南闻莺》《济南喜得家书二首》等。

　　《明史·汪广洋传》记曰：“洪武元年，山东平，以广洋廉明持重，命理行省，抚纳新附，民甚安之。是年召入为中书省参政。”看来他在山东行省参政任上的治绩很突出，当年十一月，他奉调回京，从济南南下，经泰安——大汶口——曲阜——滕州——峄州而南，留下了《泰山》《云亭山》《大汶口》《曲阜县》《滕州》《峄山》《峄州》等诗篇。

　　《凤池吟稿》中的汪广洋足迹是去济南、在济南、离济南，没有任何去益都、在益都、离益都的足迹。凡此可证洪武元年四月十一日设置山东行省，省治在济南，不在益都。

　　为什么嘉靖《山东通志》卷二《建置沿革上》记载洪武元年四月置山东行省于益都，九年移治济南？为什么会有很多史书附和此说？王赠芳等监修、成瓘等编纂的道光《济南府志》卷二十四《秩官二》给出一个答案：

　　置司虽在益都，而莅事则在济南，如三岁大比一事，监试官则肃政廉访司也，知贡举官则东西道宣慰司也，迄今碑刻尚在济南学宫，此可以破千古之疑。

　　此说认为元朝的时候，山东最高行政机构设在益都，但最高官员视事却在济南，如科举考试中三年一次的乡试，在济南举行，监试官为“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使”，主考官则为“山东东西道宣慰使”。也就是说，济南实际上已经成为山东最高行政机构所在地，而益都只是名义上的山东最高行政机构所在地。元朝之时，济南的地位已经上升，全省的一些重大活动放在济南举办。但是，这无法改变元朝山东最高行政机构、最高行政官员在益都的史实。

　　吴元年（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徐达攻克益都。次年四月十一日，朱元璋才诏令设置“山东等处行中书省”。那么，从徐达攻克益都到山东行省设置，有五个月的时间，山东一带最高行政机构是什么？明军每攻占一个地方，必定设官治民，且如济南，十二月初七徐达攻克济南，一个月后，崔亮就出任济南知府。济南府尚且如此，山东全省也应有一个大明的行政机构与行政官员管理。根据《明太祖实录》等记载，徐达攻占益都以后，朱元璋诏令留兵一万人守益都，显示出益都的重要性。但是，是否在山东新设最高行政机构，是否仍以益都为统治中心，文献都没有记载。最大的可能是战事频仍，未遑设置。

　　危素《济南府治记》说，徐达攻占济南，大修城堞。这反映了徐达对济南政治、经济与军事地位的重视。洪武元年四月十一日“置山东行中书省”，就把省治定为济南。

　　在元末明初，山东行省的治所的确存在从益都到济南的迁治过程。也就是说，吴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徐达攻占益都之前，山东行省的治所在益都，洪武元年四月十一日设置山东行省，大明山东行省的治所定为济南。元、明两朝中间的五个月，是战争中的一个“空白期”，山东没有最高行政机构，但在时人心目中，益都仍是山东统治中心。

　　之所以会出现洪武九年山东行省迁治济南之错误，问题应当出在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诏令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大明所有行省都改名为承宣布政使司，山东亦然。“洪武九年说”将改“山东等处行中书省”为“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的时间，误为“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迁治济南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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