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近些年来，网上不时流传一些所谓山东“历史事件”的论述及文章，内容主要涉及所谓的抗战期间山东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湖西肃托”，之后黎玉等山东干部挨整，以及解放初期的“向明案”等影响较大的历史事件。

　　十分遗憾的是，由于这些论述及文章大都是照猫画虎——只不过依据某些官样文章的主要内容，再换用自己的话语改头换面而已。这样做的好处是不担责，还能赚一定的流量或稿费；但坏处是大同小异，不但语意含混而且了无新意。最令人感到担忧的，不仅一些有违史实的问题得以延续，甚至还有著者依据个人臆测及理解添油加醋，任意发挥自己的想象，使得本来就污浊不清的潭水又被进一步搅浑。

　　在笔者看来，这里面主要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仅凭片面不完整的文献和史料记载，就断然将山东抗战时期领导人之间重大的战略分歧简单化、庸俗化。二是依旧使用当年华东局做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与说法，对黎玉等先下定论再列举有失客观公允的单方面史证，变相维持过去事出有因、整人有理的说法。更为遗憾的是，由于山东这些历史问题（事件）牵扯面广且涉及到各方的恩恩怨怨，以致不少当事人的回忆出于为尊者讳等原因很难一吐为快。而少数文章虽然涉及到部分真相，但往往又因语焉不详或缺乏深层次论述，无法达到澄清及还原那段历史的作用。凡此种种，进一步使所谓山东历史问题，更加扑朔迷离。

　　因此，笔者依据自己的了解及探究，顺着时空这条历史的轨迹，结合文献史料及亲历者的回忆等，简要回顾当年山东重大事件的进展过程。

　　不言而喻，要想对山东那些历史事件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当然要先搞清与之相关联的前因，否则“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所以，还是从抗战之前中共山东省委的破坏与重建谈起为好，这对于理解山东那些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大有裨益。

　　根据明确的文献资料记载，山东是建立组织较早的省份之一。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即史称的“五四运动”。消息传到山东，正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青年学生王瑞俊被推选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随即便与邓恩铭等一起领导山东的学子们投身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之中！之后，他以山东省学联代表的身份去了北京大学，并在那里见到并结识了李大钊。

　　1920年3月，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之后，王瑞俊被发展为外埠会员。9月，王瑞俊先是在济南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1月，他与邓恩铭等共同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并任主编，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登载了许多有关社会改造的文章，抨击时弊，启发青年觉悟。随后于1921年春，他与邓恩铭等发起创建了济南小组，自此山东大地有了组织。是年7月，王瑞俊与邓恩铭一同赶赴上海，出席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为此，王瑞俊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尽美——取“尽善尽美唯解放”之意，抒发了为实现理想而献身的信念。

　　参加完中共一大会议回到济南后，王尽美与邓恩铭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并建立了直属中共中央的济南小组。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成立了以王尽美为书记的济南支部。此后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又于1923年10月成立了中共济南地方委员会，仍由王尽美担任书记。

　　1924年国共开始合作，王尽美、邓恩铭等员以个人身份加入，王尽美当选为山东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1925年2月，中共山东地方委员会成立，由尹宽和邓恩铭先后任书记。11月，因邓恩铭被捕，由党中央派来的张昆弟任书记。时至1926年6月，山东的中共党员已从1924年5月的仅由十七名，发展到了五百多人。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中共山东党组织在支援北伐、开展农动的同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不仅济南、青岛、淄博、张店等铁路沿线工商业城市有了党的组织，益都、寿光、广饶、潍县及鲁西北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党组织。为统一领导，当年10月成立了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由吴芳和邓恩铭先后担任书记。

　　到1927年春天，中共在山东设有潍县、青州（益都）、张店（包括淄川及博山）、鲁北等四个地委，济南、青岛两个市委以及临城、大汶口、兖州、曲阜、泰安、东昌（聊城）、阳谷、临清、曹县、齐东、沂水、日照、高密和中兴煤矿（枣庄）等十数个支部，全省党员也发展到了一千五百余人。正当大革命轰轰烈烈向前发展时，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相继叛变，加上党内主要领导的右倾，使中共蒙受了巨大损失！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反动派的总方针。10月10日，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成立山东省执行委员会，由卢坦福任书记。遵照“八七会议”制定的总方针，省执委从是年底至1928年5月期间，在山东一些地区发动一系列农村武装暴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阳谷坡里暴动及高唐红团暴动。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这些暴动先后都失败了。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经过认真分析研究，确定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尽管山东省委于10月即传达贯彻党的六大决议，但终因缺乏经验不善于做秘密工作，致使山东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1928年至1933年期间，仅省委机关就连续遭到十数次大破坏，大批革命同志被逮捕、杀害！

　　1928年冬至1929年1月，随着曾为省执委领导成员王复元因贪污腐化被开除出党，以及后来其兄王用章（后补执委兼交通员）的叛变，导致邓恩铭等省执委领导被捕。192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叛徒认识的省执委领导调离山东，4月成立以刘谦初为书记的山东省委。7月，山东省委又遭破坏——还是因为王用章等人的叛变,贡顺街省委秘书机关被破坏,省委书记刘谦初、秘书长刘晓甫等八人先后被捕。

　　1929年12月，山东成立以吴丽实为书记的临时省委。没想到仅仅过去两个月，吴丽实即遭逮捕！只好于1930年2月，又成立了以任国桢为书记的山东省委。由于执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青岛连续举行“飞行集会”等政治活动，暴露了党、团和工会组织。随后进行大搜捕，中共山东省委与青岛市委受到重大损失。任国桢因身份暴露遭敌通缉，是年8月不得不离开山东，调回至北方局工作。

　　12月初，组建以张含辉为书记的临时省委。1931年4月，省委机关再次遭到破坏，造成多名省委成员被捕，书记张含辉亦被调离山东。山东当局为了恐吓革命群众，于4月5日（清明节）早晨，在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集中杀害了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郭隆线名中共山东党组织的重要干部，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济南四五惨案！

　　四五惨案发生当夜，时任中共济南特支书记的胡萍舟（胡允恭）强忍悲痛，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决定特支成员于4月6日下午化装分组，到刑场向烈士遗体告别，悼念牺牲的亲密战友。同时妥善安排了烈士的善后事宜，并发表宣言揭露军阀韩复榘的罪行。因此，当是年6月组建的新省委书记滕英斋于8月遭到逮捕后，省委其他成员推举胡萍舟代理省委书记。1931年10月，经临时中共中央批准，胡萍舟正式出任省委书记，省委机关也由青岛迁往济南。此时由于省委屡遭破坏，已与许多地方党组织失去联系。

　　胡萍舟上任后，立即开展了积极有效的活动，使山东党组织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组织山东各地的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斗争，掀起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抗日爱国运动高潮。令人意外的是，临时中央却认为胡萍舟没有不折不扣地执行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突然派武平（又名老柳、黎中天）于1932年3月接任省委书记，并以胡萍舟“右倾”为由予以撤职批判，随即于4月将其调离。

　　武平到任后不顾山东实际，盲目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连续举行一系列农村武装暴动，致使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仅济南乡村师范等学校，一次就被当局逮捕了党、团员及进步师生七十余人。10月5日，省委书记武平和组织部长汤美亭去青岛召开鲁东各县党代会时被捕并自首！致使山东党组织再次陷入严重危机。

　　1932年10月，临时中央派任作民到济南组建新的山东省委，由任作民任省委书记，向明任组织部长，张子健任宣传部长，祝刚任军委书记，张北华任秘书长。没想到未仅过去一个月就又出事了——1932年11月，省团特委书记陈衡舟去上海开会，被捕后很快叛变。1933年2月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书记任作民、省委组织部长向明、团省委代理书记孙善帅等29人被捕。除宣传部长张子健在潍县、军委书记祝刚到中央苏区参观外，留在济南的省委负责人几乎全部被捕！只是因省委秘书机关未遭破坏，秘书长张北华才幸免于难。

　　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在中央尚未派人到山东的紧急情况下，原省委秘书长张北华（原名张训荣，又名张恩堂）挺身而出，迅速联络在济南的其他同志，于3月成立了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由张北华任书记，宋鸣时任组织部长，曹仲三任宣传部长。同月，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又先后派遣蔡泽民、刘泽如、宋澄等，来到山东省委工作。

　　可屋漏偏逢连阴雨！7月2日，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与刘化普(省委秘书)夫妇叛变投敌，致使山东省委及各级党组织遭到自1929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大破坏——自7月2日夜起，临时省委书记张北华、省委组织干部田海山、中央派来干部蔡泽民、北方局派来干部刘泽如及团省委书记宋澄等二十余人遭到被捕。

　　更为可怕的是，宋鸣时投敌后，利用各地党组织尚不知其叛变之机，仍以省委组织部长身份到各地巡视，以召开地方党组织会议方式诱捕地方党的干部。好在他不知晓省委印刷厂的具体地址，住在印刷厂的省委宣传部长曹仲三暂时得以免遭被捕，迅疾与中央北方代表取得了联系。但时至当年10月，印刷厂也遭破坏，曹仲三也被逮捕。至此，自张北华以下山东三百多名党员及革命群众落入敌人的魔掌，各地的党组织大都遭到破坏。致使山东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长达近三年之久。

　　1933年11月，临时中央上海执行局派张德一(张晔)来到青岛，组建山东省工作委员会，由张德一任书记，李仲翔任秘书长，刘宜昭任团省工委书记，李香亭为委员。1933年12月，省工委交通员徐元沛送信途中被捕叛变！不仅省工委遭到破坏，省工委书记张德一，省工委秘书长李仲翔等也被逮捕。此后，临时中央上海执行局虽数次派人前往，但始终未能恢复与山东党组织的联系，也就无法重建山东省委。自此山东未被破获的党组织，与中共北方局及党中央彻底失去了联系。

　　面对反动派对革命者的残酷，山东剩余的党组织及广大党、团员们并没有被血腥的所吓倒！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烈士们的遗骸，继续勇敢地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1934年5月，中共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赵健民、支部委员王文轩及新城兵工厂支部委员陈太平，在济南北郊五柳闸组建中共济南市委，由赵健民任济南市委书记，陈太平任组织部长，王文轩任宣传部长。1935年2月，战斗在鲁西北的员们，成立了以徐运北为书记的鲁西特委。随后，冠县、寿张、东阿、阳谷等县以及聊城师范和莱芜县的党组织，也陆续建立和恢复发展起来。

　　为了能够尽快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从1934年到1935年，山东各地党组织多次派人外出找党。在此期间，潍县、胶东、乐陵及以枣庄为中心的苏鲁边区党组织，分别与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津南特委和西北特支取得了联系。但济南、莱芜以及鲁西一带的党组织，则一直未能与上级取得联系——1934年春，刘仲莹与鹿省三分别到上海、武汉、青岛等地，寻找上级党组织。1934年夏，赵健民、林浩、王文轩等人分别赶赴北平、上海、泰安冯玉祥处，以及胶东、寿光、平原、莱阳等地寻找党组织。

　　时至1935年9月，济南市委书记赵健民终于通过济南乡师党员郭崇豪介绍，与濮县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是年初秋，赵建民等听说濮县的徐庄村有活动的消息，立刻产生了通过当地党组织与中共北方局恢复联系强烈愿望。第二天一大早，赵建民不顾个人安危，跳上一辆半新不旧的脚踏车一路向西飞驰而去。从济南到濮县约四百华里，心急如火的赵建民仅用一天多点儿时间，便抵达古云镇的徐庄村（现属莘县——笔者注）。

　　这个徐庄村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属于山高皇帝远的三不管偏远地带。其时濮县行政区划为山东，但在这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及建立（中共）党组织的，却是中共河北省委直南特委下属的冀鲁豫边区特委。大概是因为人生地不熟，赵建民的贸然打探引起村民警觉，便把他当作奸细五花大绑。几经周折，终于得到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的濮县县委书记王士希的信任，随后被引见给直南特委巡视员、濮阳中心县委书记王耀先（刘宴春）。经过一番交谈，王耀先（刘宴春）同意向上转达他的要求，于是赵健民满怀希望地回到济南。

　　回到济南后，济南市委成功同中共莱芜县委的同志们建立了联系，随后赵健民于1935年冬初，由济南赶到莱芜鹁鸽楼村与莱芜县委的刘仲莹、鹿省三、黄仲华会面，并成立了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刘仲莹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鹿省三任宣传部长，黄仲华任农民部长。与此同时，独立坚持工作的胶东特委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于当年11月29日发动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东最后一次农村武装暴动。

　　依据有关文章记叙，大约三个月后，苦苦等待的赵建民等终于盼到来信：“老掌柜已到，请速来洽谈一笔生意。”——这是赵建民第一次去古云时约定的上级来人时的暗语。赵健民阅后禁不住欣喜万分，再次骑上那辆脚踏车一路狂奔，飞速来到徐庄村的古云集小学再次找到王士希。当天晚上八点多钟，王士希带他到村西边的一个农民家里的南屋，见到了时任直南特委书记（河北省委代表）的黎玉。

　　两人一见如故，当晚秉烛夜谈。据赵建民多年后回忆：“只见他有近30岁的年纪，中等偏高的身材，穿着一身黑布棉袍，两眼炯炯有神。说着普通的北方话，细听起来又象是山西口音。他让我坐下。黎玉同志讲道，北方局对于与山东党失掉联系，也很着急，多方面派人联系，现在终于联系上了，这就好了。接着，我较详细地讲了山东党自1933年7月破坏后的恢复发展情况。”（注1）

　　经过一番详细交谈，黎玉答应将中共山东党的有关情况尽快上报中央北方局：“我把当时的全国抗日运动和红军北上抗日等情况和他谈了，并且告诉他我是河北省委驻冀鲁豫边区的省委代表，这次是来濮县、范县蹲点的。山东省委的情况我不清楚，不过我可帮助你们接上组织关系。我告诉他回济南后，好好巩固学校支部，一般不要搞什么斗争，以便保存力量，以待时机。总之，我们初次见面就谈了很多，一问一答，简直有说不完的线）随后赵建民留下联系方式及接头暗号后，第二天一早便匆匆返回济南。

　　1936年初，黎玉回到中共冀鲁豫边区特委驻地河北磁县，将在路西见到赵建民的情况及要求等转报给河北省委。此时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是为了适应全国抗日救亡形势的发展，实现党在国统区工作的彻底转变，根据中共中央1935年5月决定，以中共河北省委为基础重新组建的。为强化北方局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29日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派代表中共中央主持北方局工作。1936年初春，从陕北长途跋涉2000余公里抵达天津，住进位于天津法租界石教士路隆泰里——现和平区黑龙江路隆泰里的“惠兴德成衣铺”楼上，以南开大学“周教授”的身份在此借口养病掩护工作。

　　来到天津后，对华北党组织的状况及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工作，遵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全面总结了党在国统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从政治、思想上清除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阐明了党在统治区斗争的正确策略思想，并采取了强有力的组织措施，积极进行华北各地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重建工作。从此，中共在北方和天津党的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大约过了一个月后，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高文华前来传达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决定派黎玉前往山东恢复和重建山东省委组织并由其担任省委书记，省委的其他负责人及其工作等均由其酌情办理。黎玉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后，但提出能否将原属冀鲁豫边区鲁西一带的组织关系转交山东省委，并要求将直南特委巡视员刘宴春一并随其调往山东工作。其时河北省委刚因“左”倾盲动受到的批评，并将黎玉之前为此所受处分当面撤销，所以黎玉提出的这些要求及建议，一一得到中共河北省委的批准。

　　是年4月，黎玉单枪匹马，也骑着一辆旧脚踏车，从河北的磁县出发。一路经成安、清丰、内黄、大名，疾驰近三百华里，傍晚进抵濮县古云镇的徐庄方停下休息。第二天一早告别了众乡亲，黎玉登上黄河大堤公路，踏着脚踏车直奔济南而去。一路上虽有波折但有惊无险，傍晚时分找到之前与赵建民约定的联系地点——与在济南全福庄小学担任教员的姚仲明接上头。第二天赵建民赶了过来，得知中央派黎玉到山东来主持省委工作十分高兴。

　　黎玉向赵建民传达了中央北方局重建山东省委的决定后，二人着重分析研究了山东各方面的情况以及如何迅速开展工作。此后几天时间里，黎玉抓紧时间与赵建民及其他几位山东干部密切交谈，并下到济南市各支部一个个的进行调查了解。在对中共山东党的情况有了大体了解之后，黎玉对如何重建山东省委形成基本理念和构思。

　　1936年的“五一劳动节”这天，黎玉召集赵建民和林浩，到济南郊外一个松柏林中的坟地里开会。黎玉庄严宣布，中共山东省委重新建立！根据北方局的指示，省委书记由他担任，赵健民任省委组织部长，林浩任省委宣传部长。黎玉随即传达了党中央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确定了山东省委今后的任务。新省委的建立，使赵建民等山东同志倍感鼓舞，从此山东党组织便直接在北方局领导下开展工作。

　　对于其组织部长的任命，赵建民当时就提出，刘仲莹、鹿省三的资格比较老，从他俩中选一人作组织部长比较合适。但黎玉认为，赵建民与各地党关系比较熟悉，又是原省工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显然作省委组织部长更为合适。至于为何任命刚满二十岁零三个月的林浩为省委宣传部长，黎玉在其回忆录里是这样说的：“林浩同志虽然年轻一些，但他很重视理论，各方面反应很好，他是从济南高中支部书记一下子提为省委宣传部长的。”（注3）同时为方便具体工作的开展，又决定将惠商职业学校孙洪调来担任交通，调寿张县省立第八乡师刘懿祥同志负责印刷——使用油印机印制党的文件及各种宣传品等。

　　其时与赵建民保有联系的地下党组织，主要有位于济南附近的乡师、高中、新城兵工厂等三个支部以及育英、一师、正谊、惠商等学校的支部和一些分散的党员。外地的党组织则有莱芜县委、鲁西特委，以及寿光、东阿、单县、平原乡师、聊城师范等地的支部和一些分散的党员。加在一起，大约共有党员五百多人。为能尽快恢复各地的党组织，省委决定动员济南各学校支部的学生党员，回家乡以探亲访友的方式，寻找老党员接关系。

　　随后省委于6月，委派鹿省三到益都、寿光、潍县、昌邑等地，筹建了中共鲁东工委。7月又委派张天民，奔赴淄博矿区筹建矿区工委。根据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省委又于6月，决定将原冀鲁豫边区特委所属的（鲁西）濮县、范县、莘县、朝城、临清等县和寿张八乡师、聊城三师中的党员，以及冠县、阳谷、东阿等县的党组织合并成立鲁西北特委。书记由原冀鲁豫边区特委巡视员兼濮阳中心县委书记刘宴春（即王耀先）担任书记，原鲁西特委书记徐运北任组织委员，将莱芜县委书记刘仲莹调过来担任宣传部长。

　　黎玉主持山东省委工作后，一改过去极左路线的冒险主义做法——不再像过去那样盲目组织举行罢工、示威、游行等，而是组织党员群众学习领会党中央新制定的方针与政策，纠正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培养和挑选干部上。黎玉认为，这是能否尽快恢复和重建山东党各级组织的关键。出于保密和避免过早暴露的考虑，省委决定暂时继续沿用山东工委的名义，以利于各项工作的迅速开展。

　　可惜事与愿违，人们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改变过去的习惯做法及工作方式。刚进入6月，姚仲明便被捕了。姚仲明的被捕看起来似乎偶然，因济南第一乡师的地下党员董临仪经常将订阅的《救国日报》等进步书刊寄到全福庄小学。时间一长，便引起韩复榘特务队的注意，搜捕时董临仪恰好被省委派遣去济宁一带开展工作，于是与董熟识的姚仲明因受牵连遭到逮捕。这个董临仪虽后来因产生动摇自动，早期却也做了不少革命工作，比如其时在曲阜师范（省立二师）读书的万里，就是董在此期间发展的党员。

　　姚仲明的被捕令黎玉懊悔不已，他刚到全福庄小学时就发现姚等用自己的名字订阅《救国日报》等，虽然告诫过姚仲明却因是因工作繁忙没顾得上检查落实。现在只能亡羊补牢，在党内进行秘密工作检查改正的同时，再次教育党员不要在自己的住处存放党的文件或进步书刊等，以免被敌特搜出后招致逮捕。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月的一天正在下雨，负责印刷的同志一时大意，正在刻蜡板时被查户口的警察抓了个正着。幸好前去联系的同志机警，负责印刷的同志又坚称素不相识，经交保后得以脱身。黎玉和赵建民等经过商讨，决定由时任中共济南乡师党支部书记的景晓村，负责在济南乡师建立新的印刷室。

　　敌特查到文件及油印机等后，立刻在济南全城展开大搜捕。在如此严峻形势下，黎玉和赵建民只好暂时离开济南，到泰安肥城县玉皇山民教辅导实验区躲避。9月间，黎玉准备去北方局汇报工作，加上济南市委领导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协调，于是便同赵建民一起回到济南。黎玉走后的六七天，赵建民突然遭到敌特的逮捕——赵建民布置完工作离开济南的那天上午，出小西门过小清河一路向南，正要向西转弯去铜元局后街时，意外地遇见莱芜县的叛徒房春荣，就这样被他招来的警察抓捕了。

　　赵建民的突然被捕，使成立不久的山东省委工作立刻陷入困难境地。于是黎玉迅速做出决断，任命林浩接任原由赵建民兼任的济南市委书记一职，又委派景晓村承担起省委巡视员的工作任务，到兖州、济宁、东阿等地进行巡视。景晓村遵照省委的指示，与张文弢（张海邦）、朱春和、郭玉章、王文轩、李士侗、高启云、陈锡德、王福五等人见面，传达中央指示并帮助他们建立新的党组织。其后，黎玉又派林浩去费县，派董临仪去东平、长清，迅速恢复和建立新的党组织。由于没有经费，黎玉在济南的生活十分艰难，甚至不得不上街去拉黄包车，一边维持生计，一边领导全省各地的革命工作。

　　初时恢复山东党的工作可谓困难重重，一是缺乏干部及骨干，二是缺乏活动经费。当时许多老党员、老骨干不是被迫外出，就是被捕关在监牢里；新党员、新骨干一时又培养不了多少。而活动经费则主要靠党员缴纳党费来维持——有职业、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党员就主动多交纳，但许多都没钱。山东广大党员就这样以惊人的革命斗志，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顽强地向前进。为了进一步发展党的力量，省委派林浩同志去费县，当短期教员，以开辟费县工作；选拔景晓村同志为省委巡视员，到鲁东寿光一带联系工作；白学光担任济南市委工作；董临仪到东平、长清检查工作；还交给莱芜县委，寻找新泰县党组织的任务。

　　是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山东省委立刻抓住这一难得的时机，将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作为首要工作，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国团体——先后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自卫团、抗日救亡团等群众团体，为之后组织抗日游击队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趁势将苏鲁边特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由郭子化任书记。之后又将原河北省委领导的津南特委加上乐陵、无棣、商河、惠民及阳信等县合并在一起，成立中共鲁北特委。为适应即将到来的新形势，又从各地选送了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学习。黎玉等山东省委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共在山东的工作打开了崭新局面。

　　1937年4月，黎玉接到北方局通知，去陕北参加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会议期间，黎玉听取了《中国下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向中组部汇报了山东党组织恢复的情况，随后又参加了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并聆听所做的报告。7月返回山东后，黎玉迅速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并充实健全省委领导机构——将由河北调来的张霖之担任组织部长，林浩任宣传部长，景晓村任省委秘书长。至此，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以黎玉为首的省委恢复和重建了山东大部分地区的党组织，仅剩下与胶东党组织的关系尚未恢复。

　　就这样，在以黎玉为首的省委领导下，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打开了山东的工作局面并取得丰硕的成果——时至抗战前夕，先后建立并调整了下列地区的党组织：1、建立鲁西北地区特委。2、调整了莱芜县委。3、建立鲁东工委。4、建立淄博矿区特支。5、建立鲁北地区特委。6、恢复了与胶东特委联系等。

　　一是鲁北地区特委的建立。该地区横跨两省，涵盖十余个县境：其中津南、盐山、庆云、东光、宁津、南皮等县原归河北省委下属的津南特委管辖，而乐陵、无棣、商河、惠民、阳信等五个县委则归属山东的乐陵中心县委管辖的。该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北抵天津的独流减河，南到黄河与济南隔河相望；东濒渤海，西至津浦铁路（天津至济南段）及大运河。这一带系华北南下华东及中原的要道，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之地。

　　黎玉认为，将这一地区划归山东省委统一管辖，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1937年3月，河北省委将津南地区特委关系转归山东省委后，黎玉等随即委派于文斌（河南人）为鲁北特委（后改为冀鲁边工委）书记、马振华为组织部长，赵明新为宣传部长。此外，参加特委领导的还有邸玉栋和乐陵中心县委书记杜步舟，以及“七七”事变后派来的红军干部周凯东。黎玉的这一举措，为之后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在后来的山东敌后抗战期间，冀鲁边区的军民与敌寇作战近千次——几乎占到山东根据地对日作战的一半！为华北的敌后抗战做出突出贡献，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另一个值得一书的，则是竭力恢复与胶东特委的联系。胶东地区主要指的是胶莱河以东地区，即山东伸向海中的半岛地区。1933年省委遭到两次大破坏后，同胶东各县党组织的联系就彻底断绝了！1935年11月29日，胶东特委还领导过著名的“一一·四暴动”（阴历十一月初四）。虽然暴动失败，特委负责人多数牺牲，组织也遭到破坏，但剩下的一部分党员干部组成了中共文登临时县委，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临时县委的同志感到艰苦险恶的环境并不可怕，难以忍受的是失去上级党的领导，但多次与山东省委联系未果。后来得知文登西字城有个名叫邓汝训的员在河南省委工作，便请求他提供帮助——如果山东省委联系不到，就请河南省委派人来。邓汝训同志很快来了信，信中说山东省委不好联系，河南省委现在也不能派人。但他推荐了一个名叫理琪的员，说这个人不论思想水平、工作能力都可胜任。胶东的同志回信表示同意后，理琪于1936年4月来到胶东，与文登临时县委的同志组建了胶东特委组织。

　　理琪来到胶东后，立刻脱掉长衫，换上农民的衣服，一边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一边着手恢复党的各级组织。甚至不顾自己是外乡人，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努力寻找失掉联系的党员，发展新党员，重新聚集革命力量。时至7、8月间，鉴于农村工作已有了一定基础和眉目，而城市的工运、学运等则比较薄弱，决定将特委机关迁到烟台的太康里二十号。此后理琪一面继续领导胶东各地的农村斗争，一面深入工厂、码头、学校、街道，发动、组织工人、青年学生和市民，积极参加和开展革命活动。

　　这年的10月下旬，当理琪要发展一个名叫宁子孚的小学教员入党时，没想到他说：“还有一个人也要发展我入党。”经了解另一个要发展宁子孚入党的人，是北方局派来烟台开展工作的吕志恒同志（即吕其恩）——此人原为在烟台中学上学的东北流亡学生，6月去北平时与北方局取得联系。按照按北方局的指示，他回到烟台也建立了胶东特委。理琪与吕志恒交换了有关情况后，坚持要对方担任特委书记。之后北方局听取了胶东特委组织部长俞可范（石匠玉，即邹青言的化名）的汇报，下达了明确指示：两个新建立的特委合并，由理琪任中共胶东特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吕志恒任副书记。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理琪反复告诫要提高警惕，严守地下工作的秘密，但仍有同志麻痹大意。一天在特委机关担负印刷宣传品工作的李厚生向理琪报告，他在街上碰见一个失掉联系的党员，并告诉对方烟台已建立了党的领导机关、负责人是谁，而且还约好了第二天接头的地点。理琪听后批评说：“一个早已失掉了党的关系、长期没有见面的人，现在突然出现，你怎么能轻易相信，把特委机关的情况吐露给他呢？”李厚生原想第二天请理琪亲自去接头，理琪没有同意，叮嘱他提高警惕，中午十二点以前务必赶回！

　　果然不出理琪所料，此人早已成了叛徒——第二天李厚生刚到约定地点就被捕了。虽然理琪等到十二点不见李返回，立刻离开了原住处，并转移了党的文件。但终因消息已走漏，其时烟台城区不大，特务派出众多耳目满大街地四处寻找，于是理琪与特委组织部长俞可范不幸一起被捕，特委机关又一次遭到破坏。随后，副书记吕其恩等同志又成立了新的胶东工委，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由于一直未能与他们取得联系，山东省委对胶东特委的上述这些情况，毫不知晓。1937年5月，黎玉到延安参加白区工作会议时，还碰到一个叫“水子”的胶东代表，当时因条件限制，也没有打通关系。不知何故，北方局也没有转这个关系。“七七”事变后，林一山同志从北平回来，因他是文登人，此前又曾省工委工作过，所以省委立刻就派他回胶东设法与特委建立联系。但林一山9月中旬来到胶东后，始终未能与特委的同志取得联系，直到省委又派从监狱营救出来的原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回到胶东，他俩才同胶东特委接上了的组织关系。随即根据省委的指示，宣布新的特委名单：理琪、吕志恒（吕其恩）、林一山、石匠俞（邹青言）、柳运光、张修已、李紫辉（女）。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山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调整了领导成员：仍由黎玉任书记，张霖之接任组织部长（原部长赵建民尚在狱中），林浩任宣传部长。为了应对“卢沟桥（七七）事变”后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派张经武等到济南，做省主席韩复榘的统战工作。由于军准备不足，“七七事变”后北平和天津很快失守。8月日军兵分四路，向整个河北及周边地区进犯，其中沿津浦线日侵占黄河以北的德州一带。11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兵临黄河北岸，开始对韩复榘进行逼降！幸好在山东省委的协助下，张经武等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促使韩复榘同意释放政治犯——从是年9月至11月间，张晔、李林、赵建民及理琪等数十位人陆续得到释放，经过简单地学习领会党的新方针政策，随即便纷纷投入到工作中。

　　面临日军即将打进山东腹地的新形势，黎玉等响应中共北方局发出的“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在山东境内大力开展六项主要工作：一是动员全省党员全力以赴，争取以最快速度组织发展抗日武装。二是进一步扩大抗日民主统一阵线，抓紧组织抗日救国会、民族先锋队、抗日运动委员会及抗敌自卫团等民间抗日组织。三是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争取韩复榘等参加抗战。四是成立平津流亡学生会和“民先”山东省队部。以这两个组织的名义，将大批平津流亡学生和“民先”队员召集起来，一部分输送到第三路军的政训班，一部分派遣回各县协助发动和组织抗日武装。五是积极开展争取山东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的工作，并将数百名中共党员、“民先”队员以及平津流亡学生送到他的部队里。六是积极营救被关在各地监狱的被捕党团员及革命群众。

　　黎玉等省委领导审时度势，没有贸然立刻发动起义，而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提前在山东大地埋下抗日的火种——先后向山东各地派出有经验的党员干部和延安来的红军指战员，准备在适当时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此外，为了保证泰安、莱芜、新泰、泗水等地的起义成功，黎玉带领山东省委从济南转移到泰安，要通过实践摸索武装起义的经验，以便指导全省各地的起义。对于起义的时机，黎玉等认为，我党力量尚弱小应尽可能争取大多数人参加，选择在军溃败与日军尚未到达或立足未稳之际。实践证明，山东省委的做出的决断是十分正确的，在随后举行的一系列大的起义，几乎全都获得圆满成功！为即将到来抗日战争，创建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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