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平则门，拉大弓，过去就是朝天宫；朝天宫，写大字，过去就是白塔寺；白塔寺，挂红袍，过去就是马市桥……”这首古老的民谣，在北京街头巷尾传唱了数百年。里面的“白塔寺”就是坐落在阜成门内大街路北的妙应寺。寺内的白塔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藏传佛塔，也是北京城区内仅存的元代佛塔。

　　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敕令在西藏萨迦修建一座黄金佛塔。帝师八思巴向尼泊尔马拉王朝国王求助，请其招募工匠前往西藏。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确定了80人。这里面有一位17岁的少年，名叫阿尼哥。

　　阿尼哥出生于尼泊尔帕坦的一个贵族家庭，为王室后裔。他的出生地是一座以建筑、雕塑和工艺制作著称的古城，有“良工之萃”的美誉。他自幼聪颖过人，博闻强记，年纪轻轻就掌握了精湛的雕塑和绘画技艺。

　　阿尼哥来到中国后，自荐成为工匠头领。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工作，黄金佛塔建造完工。八思巴十分赏识他的才能，把他收为弟子，留在身边。

　　中统二年（1261），八思巴把他推荐给了忽必烈。忽必烈见阿尼哥如此年轻，有意要考验他是否真有才华，就问道：“年轻人，你来到我们这个大国不感到害怕吗？”阿尼哥坦然回答：“圣人像对待孩子一样养育万民，孩子来到父亲面前，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忽必烈又问：“你为何而来呢？你有何才能啊？”他从容答道：“我的家在西域，奉命在吐蕃建造塔，用了两年就完成了。我看到那些士兵艰难，人民不能完成命令，愿陛下安抚他们，因此不远万里，为生灵而来，我以心为师，相当了解绘画、雕塑、铸造金属的工艺。”他的回答令忽必烈惊叹不已。

　　忽必烈又命人取来一尊明堂针灸铜人，对阿尼哥说：“这尊铜人是宋国遗留的旧物，因为年久失修，有很多地方都缺损了。我曾经找过很多工匠来修复它，结果没有人能完成这项任务。既然你精通书画、雕塑、铸金技艺，你能修好它，让它焕然一新吗？”阿尼哥看了看铜人，说：“我虽没有做过这样的铜人，但请让我试一试。”

　　阿尼哥的勇气打动了忽必烈，他专门让人在大宁宫里找了一处幽静的地方，供阿尼哥修理针灸铜人。

　　至元二年（1265），经过4年的不懈努力，阿尼哥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修好的铜人“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天巧，莫不愧服”。从此，忽必烈对阿尼哥更加赏识和重用。

　　元朝初年，为了稳定帝国的统一和长治久安，忽必烈采取“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策略巩固自己的统治。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扶持藏传佛教。他一方面尊奉八思巴为帝师，礼遇藏传佛教僧人；另一方面在各地大兴土木，建塔造寺。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听从光禄大夫刘秉忠的建议，改国号为元，确定以大都为首都。大都城的西部原有一座辽代名刹——永安寺，寺内建有一座“释迦舍利之塔”。寺庙毁于战火，殿堂废弃，佛塔残破不堪。按照阴阳五行学说，西方属金，必须建造重物以资镇伏，方为吉祥，也应了大元代金之意。为了祈福消灾、永保大元江山稳固，忽必烈决定在原永安寺释迦舍利塔的原址上重新修建一座宏伟的佛塔。新建成的佛塔既要尊严庄重，又要有君临天下的气概。忽必烈想到了阿尼哥，降旨让他负责设计并主持建造。

　　佛教始祖释迦牟尼涅槃后，为供奉其舍利所建之塔便是最早兴建的佛塔。据说当时一共建塔10座，但都没有留存下来。在佛教典籍中记载了覆钵式佛塔的形制：佛塔的下面用砖砌出两重台基，台基周围以栏楯围绕，台基上安塔身，塔身上安覆钵体，覆钵体的上面设置平头，平头中央树立一个轮杆，然后在上面安装相轮，相轮的重数可以是一、二、三、四乃至十三重不等，最后在顶端安置宝珠。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佛塔的兴建历朝不衰，但这些佛塔大都脱离了印度早期佛塔的形式，而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建筑技艺和手法。

　　在阿尼哥的心目中，覆钵式才是佛塔原本的样式。为此，他决心为大都设计建造一座真正符合佛教教义的佛塔。但覆钵式佛塔发展到元代已经进入晚期，佛塔既要保持覆钵式这一基本形制，还要顺应世俗审美的习惯，让其显得挺拔秀丽。按照这一构思，阿尼哥精心设计并组织施工。至元十六年（1279），经过9年夜以继日的工作，一座庄严雄伟、隽美亮丽的白色佛塔巍然耸立在了世人面前。

　　这座佛塔为砖砌塔，外表粉刷成白色，建在一个“凸”字形的巨大台子上。台四周有围墙，四角有角亭，四周有转经道，可供信徒环绕塔诵经。塔的最下层是一个从正方形的每面再向外突出两重的“亞”字形台座，四角各有五个转角。台座四周有矮墙，粉刷作红色，与白色塔身成鲜明对比。墙内也有可以绕塔的通道。台座上是重叠两层的巨大须弥座，下层约30平方米，平面形式与台座相同，使巨大的须弥座既在外观上有变化，又与其上的塔身结合而不显得突兀。须弥座以上是覆莲，覆莲以上是近似鼓形的塔身，直径约20米。塔身之上又是一层须弥座，座上是圆锥形的十三天（相当于塔刹上的相轮部分），十三天以上是天盘和宝顶。塔身从“凸”字形台面至宝顶总高50.86米。

　　整座白塔无论是局部还是整体都有佛教象征意义。从局部而言，十三天是佛塔等级的标志，表明它是供奉佛舍利之塔，而非一般佛塔。从整体上看，它象征佛教所说的“五大”，即地、水、火、风、空。具体而言，塔基象征地大，覆钵象征水大，相轮象征火大，华盖象征风大，宝顶象征空大。白塔建造工艺精巧、算度准确，令人叹为观止。白塔落成之日，大都为之震动。八思巴高兴地赐名“胜利三界大宝塔”。

　　忽必烈对新建成的白塔十分满意，他请八思巴的弟弟亦怜真大师亲自为白塔装藏，并下令以白塔为中心向四方各射一箭划定范围，修建万安寺。至元二十五年（1288），万安寺建成。

　　在营建白塔的过程中，阿尼哥不断被委以重任。至元十年（1273），阿尼哥升任人匠总管，被授予银章虎符，至元十五年（1278）又升任光禄大夫、大司徒，统领将作院事务，恩宠日隆。

　　大德十年（1306），阿尼哥猝逝于大都。元成宗特地为他“辍朝致哀”，并追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上柱国”，谥号敏慧，还按照尼泊尔风俗，将其遗体火化，塔葬于宛平县香山冈子原。

　　从忽必烈开始，万安寺一直是元朝宫廷“百官习仪之所”，寺庙能容纳7万之众，十分宽广宏伟。无怪元人记载说万安寺关山门要“骑马摇铃”。明蒋一葵《长安客话》称其“制度之巧，盖古今所罕有矣”。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则言该塔“塔制如幢，色白如银”。

　　明天顺元年（1457），万安寺重建，更名为妙应寺。但由于寺中白塔声名远播，人们还是习惯称其为“白塔寺”，以至于忽略了它的本名——妙应寺。

　　几百年来，白塔寺几度兴衰，阅遍繁华，览尽沧桑。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次修缮保护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个日本侵华的铁证。

　　1976年，受唐山大地震影响，妙应寺白塔的宝顶向东北方向倾斜，支撑华盖的十三天上部砌体严重崩塌，塔身的白灰层大面积脱落。1978年7月开始，文物部门对白塔进行全面修缮。10月2日，修缮人员在白塔塔顶不仅发现了清乾隆年间的《大藏经》、乾隆帝手书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及藏文《尊胜咒》等珍贵文物，还在塔顶天盘内的一个夹缝中发现了一份市民的手书。

　　这是一篇署名为“罗德俊”的手稿，纸张因年代久远已发黄，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今年重修此塔，适值中日战争，六月二十九日，日军即占领北京，从此战争风云弥满全国，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数月之中而日本竟占领华北数省，现战事仍在激烈之中，战事何时终了尚不可能预料，国家兴亡难以断定，登古塔追古忆今，而生感焉，略述数语以告后人，作为永久纪念。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初三日  罗德俊。”

　　据查，1937年7月至12月，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重修白塔，对塔基、塔顶进行修补饰新，并拆改登塔台阶扶手墙，粉刷覆钵等。这篇手稿应该就是当时修缮时放入塔顶的。当时，正值北平沦陷之初，这位名叫罗德俊的市民用这种方法，记录下了历史的场景和他的感伤。

　　时光飞逝，斗转星移。如今的北京城，已成为举世闻名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里依然保留着几处元大都土城遗址。驻足这里，心中禁不住涌起沧桑巨变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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