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二十年前，在《“五方杂处”说北京》（《书城》2002年第3期）中，我曾谈及北京研究的特殊魅力：“西安作为古都，上海作为新城，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可北京横跨古今，更值得深入研究。上海开埠百余年，其‘西学东渐’的足迹十分明显，历史线索清晰，理论框架也比较容易建立。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上海其实是个特例。相对来说，作为古老中国的帝都，加上又是内陆城市，北京的转型更为痛苦，其发展的路径也更加曲折，很难套用现成的理论。读读西方关于城市研究的著述，你会感到很受启发，可用来研究北京，又总有些不太适用——在我看来，这正是北京研究的潜力所在。‘北京学’必须自己摸索，因而更有理论创新的余地，这里所说的，乃是理想的境界。”可惜理想与现实，隔着十万八千里。

　　时至今日，除了薄薄一册《记忆北京》（三联书店，2020），再就是指导十篇博士论文，组织五场国际会议，开了四轮专题课，我的“北京学”实在乏善可陈。如此业绩，与当初的宏伟规划相差甚远，以至我必须在《“北京研究”的可能性》（《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中旁枝逸出，专门检讨“为何我没能成为‘北京学’专家”。

　　认清了自家学识谫陋且精力有限，关于“北京学”，确实只能“提倡有心，实行无力”了。于是，我的兴趣转移到教学上来，具体说，就是立志在北京大学开设有魅力且可持续的“北京研究”课程。目标有二，一是吸引更多北大学生关注脚下这座既古老又新潮的国际大都市；二是希望有若干博学深思之士，以北京为研究对象，假以时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

　　二十年间，我在北大开设过“北京文化研究”（2001年秋）、“现代都市与现代文学”（2003年秋）和“都市与文学”（2011年春）三轮专题课。后者曾以大致相同的内容，为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讲授过（2010年秋）。也正是这第三门课的“一鱼两吃”，让我深感困惑。布置期中作业，要求以散文随笔形式，撰写“我的北京/香港记忆——从一本书、一幅画、一首歌、一部影视说起”。并非专业论文，无需多少学识，却很能显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感觉。港中大学生（包含赴港读书的内地学生）普遍写得不错，看得出他们对这座城市相当熟悉，且很有感情。相对而言，北大学生普遍理智有余而情感不足，很多描述显得空洞。我猜想，不是才华，也不是时间，而是心境——心高气傲的北大学生，虽然身在其中，但没有真正“进入”北京这座国际性大都市。

　　这促使我深刻反省，我们的学生是否对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缺乏了解、体贴与认同？上学期我为本科生讲授专题课，期末作业是选择题：或以老舍《四世同堂》为例，讨论北京与战争；或以王安忆《长恨歌》为例，论述上海与女性。结果是：选择第一题的9人，选择第二题的22人；而且，文章水平后者明显超过前者。一方面是中文系学生的性别比例，另一方面则是00后大学生的特殊境遇，使其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明显超过战争风云。这点很容易理解。让我感到郁闷的是，这一选择背后，似乎还隐含一种价值判断：谈论城市，青年学生更关心的是上海。

　　北京集中了那么多好大学，真的是“人才荟萃”。可这么多精英生活在北京，真正关心这座都市命运的并不多——很多人不在意这“第二故乡”的起承转合与喜怒哀乐。在国家视角与都市趣味之间，他们明显倾向于前者。我曾为此大发感慨：“你在北大（或北京某大学）念书，对脚下这座城市，理应有感情，也理应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可惜不是北大校长，否则，我会设计若干考察路线，要求所有北大学生，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在学期间，至少必须有一次‘京城一日游’——用自己的双脚与双眼，亲近这座因历史悠久而让人肃然起敬，因华丽转身而显得分外妖娆，也因堵车及空气污染而使人郁闷的国际大都市。”（《对宣南文化的一次“田野考察”》，2012年5月21日《北京日报》）

　　单是求学阶段，少则三五载，多则十几年，如此长期生活在北京，而对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得失成败不感兴趣，这其实很不应该。我喜欢周作人的态度：“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的野菜》，1924年）北大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所学专业五花八门，但即便如此，略为关心、关注、关爱脚下这座五彩缤纷的城市，兼及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我以为是现代人必须有的兴致与教养。

　　有感于此，我放弃了撰写“北京学”伟大著作的幻想，决心此后每年主持一次“北京研究”专题课。对我来说，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既然已在中文系讲过三轮与北京相关的课程，为何还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这回峰回路转，面向全校本科生与研究生，介于通识课与专业课之间，希望能闯出一条新路。在竞争十分激烈的北大，本科生追求绩点，研究生注重发表，让急匆匆赶路的他们，暂时停下脚步，听一门虽有趣但与自己所学专业无关的课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考虑到本课程包含一两次田野考察性质的“行读”，一开始限制选课人数，最后大大突破，换了两次教室。因是第一次开课，有来自二十个院系的近百名学生修课，我已经很欣慰了——中文系（24）、历史系（19）、城市与环境学院（10）、法学院（9）、艺术学院（5）、外国语学院（4）、经济学院（4）、社会学系（3）、对外汉语学院（3）、考古文博学院（2）、光华管理学院（2）、新闻与传播学院（2）、哲学系（1）、国际关系学院（1）、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1）、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1）、信息科学技术学院（1）、软件与微电子学院（1）、医学部（1）、燕京学堂（1）。选课人数排在前三的是中文系、历史系、城市与环境学院，这在预料之中。因为，这课不是我一人唱独角戏，还有城环学院以及历史系的教授加盟。

　　明明已经讲过三轮，为何还需要四处请援兵？这其实是受我和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合作主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启发。邀请若干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地理、建筑、音乐、美术、影视等不同专业的中外学者，讨论北京（2003）、西安（2006）、香港（2010）、开封（2011）等重要城市，并出版专题论文集，此举效果极佳。说实话，会前会中会后，听其他专业的学者侃侃而谈，我这才彻底清醒，为何有“一得之见”者，须特别警惕“一叶障目”。面对“北京学”这样的跨学科话题，每个专业的学者都有其洞见，也有其盲点。

　　当初我为北京大学出版社主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在“总序”中称（2008）：“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辈所长与所愿；我们的兴趣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诗。”这种技术性的趋避，其实是我及同道的学科背景决定的，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作为个人著述，当然应该扬长避短；可作为课程设计，这么做并不合适。

　　这就说到我以往讲授“北京”或“都市文化”课程的局限——毕竟是中文系出身，关注的主要是文学与文化，回避了政治、经济、市政、建筑等同样很有意义的话题，如此描述/构建/阐释都市北京，必定灵性有余，而广度及硬度不够。必须是学术兴趣相近，且准备从事专业研究的，才可能听得津津有味。再说，为求专业深度，我们将“北京”掰开、揉碎、筛选，在显微镜下仔细辨析，容易导致见树不见林。这个时候，反而怀念那种高屋建瓴而又粗枝大叶的讲述。

　　几年前，在《“北京学”的腾挪空间及发展策略》（《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中，我谈及“北京学”必须包含城市史、城市学、城市文化三个层面：“研究北京这座城市的形成及演变，包括自然、地理、历史、人物、宗教、习俗等等，是目前成果最为丰富，也是专家与大众间交流最为顺畅的。城市史偏重于人文学，城市学则更多倚重社会科学，其谈论城市的运营与发展，不是书斋里的坐而论道，而是力图解决当下各种急迫问题，如人口问题、就业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治安问题等。因此，城市学更能为政府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至于城市文化研究，关注想象与虚构，兼及精神与物质，贯通古代与现代，理应将飘浮在空中但深刻影响民众生活及城市气质的文学、艺术、影视、传媒等纳入视野。”考虑到学生的视野、趣味及接受能力，希望这回开设的专题课，走出纯粹的文史，兼顾这三个不同层面的都市研究。

　　因为，站在学生角度，若无意成为北京研究专家，那么教师的讲授太软太硬、题目太大太小、距离太远太近，都不合适。思前想后，我定了十个字，作为这一回“北京研究”课程的支柱：山/川、都/市、人/文、古/今、中/外。依据这个思路，再来寻找合作者，编排相关的课程大纲。

　　与以往直接切入某个特定历史时段的人与文不同，这回决定，还是得从头说起，首先关注北京城的地理位置及空间格局，这才有了北大城环学院名教授唐晓峰的闪亮登场。与晓峰兄相识已久，三言二语，他便明白了我的思路，大声叫好的同时，表示愿为此专门备课。在体制还没理顺、经费尚未有着落的情况下，我决定先申请课号，干起来再说。

　　我的总论“北京研究的魅力及可能性”相对较虚，而他的历史地理三讲——“北京城市空间的历史变化”“流泉与北京城”“北京北部山区北齐长城的修建”，一下子让学生和我大开眼界，对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有了迥然不同的理解。在此坚实的历史地理根基上，方可登堂入室，进入皇城内外。唐晓峰的学妹、同属侯仁之先生弟子的张宝秀，现任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所长，此前也有合作，这回请她讲授“北京中轴线的时空演变与申遗保护”，同时与我联手，带学生“走读北京中轴线”。

　　在我心目中，谈论历史及现实中的北京，“都”与“市”必须分开来说，前者属于皇权（以及诸多权贵），后者方才更多与平民百姓相关。我多次说过，“小巷深处，平常人家，才是城市的魅力及精魂所在”。我的“岁时纪胜与文学北京”“风俗图谱与都市风流”两讲，让学生体会不一样的都市生活与文化记忆。除了使用材料与论述方式不同，还涉及历史时段与政治立场。学生开始从三千年前的燕蓟分封走向波诡云谲的近现代史，从宫殿的巍峨壮丽，走向民间的烟火与日常。

　　北大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出版过厚重的《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再加上去年我曾推荐他在香港三联书店刊行《胡适的北京情缘——一个新文化人的日常生活史》，题目略为变动，就这么提要钩玄，讲给北大学生听，就会很精彩的。

　　我早年指导的博士、现为北大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的季剑青，从2007年在北大完成博士论文《大学视野中的新文学——1930年代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到2017年在三联书店刊行《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长期关注北京的历史、文化、教育与文学，请他讲“从帝京到文化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两讲，再合适不过的了。

　　当下的国际化大都市北京，不仅从远古走来，更是一路上携风带雨，接受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洗礼。除了季剑青专门讲“近代外国人的北京书写”，还有欧阳哲生评述瑞典美术史家喜龙仁的著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以及我论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编图的《北京风俗图谱》，算是从域外看中国。另外，我还借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卡尔休斯克《世纪末的维也纳》、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展开对外国都市的想象与论述，作为北京研究的参照系与对话者。

　　最后一讲“记忆北京与想象都市”，既蕴涵着我个人的学术理念，也是想给学生提供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对于他们来说，关注乃至体贴脚下这座名城，或许成为其日后从事都市研究的契机或起点。

　　如此设计课程，希望既有整体感（而不是临时拼凑），又能体现每个讲者的专业特长（而不是强行就范），比一般的通识课专深，又比各院系的专题课广博，对选修的学生来说，我以为是较为理想的状态。但这牵涉到大学里的资源配置方式，讲授者跨院系乃至跨学校，组织起来不是很容易。好在各位讲者都是朋友，不计较报酬高低，加上刚刚成立的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提供了某种灵活运作的便利。

　　若从我自己的专业立场，谈论北京，往下沉，必须走到历史地理；往上走，最好兼及政治史与思想史。我始终觉得，北京作为有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国际大都市，层次丰富，线索复杂，研究潜力极大。既然自己做不了，那就转为敲边鼓，提醒或诱惑更多年轻学者投入其中。这也是我早年撰写随笔《“北京学”》（1994年9月16日《北京日报》），近年又不自量力，坚持在北大开设“北京研究”专题课的缘故。

　　除了课堂上的图文对话、声情并茂以及博学深思，还希望对这座城市有更为真切的体悟，于是专门设计了“走读”环节。只是今年情况特殊，此设计最终不一定能落实。不过已经答应选课的学生，若今年实在走不了，明年再开这课，愿意参加的可以插队。

　　为何不满足于书斋里的考据与思辨，特别强调“走读”这个环节？因为在我看来，理解一座城市或一段历史，不能只靠书面资料，必须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与体会。

　　我最早实践这一理念的，是1999年3月9日的重走五四路。在《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的后记中，我提及：“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曾带领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若干研究生，沿着当年北大学生的游行路线，用将近五个小时的时间，从沙滩红楼一直走到因被学生‘火烧’而名扬天下的赵家楼。一路上走走停停，指指点点，不时以历史照片比照或补充当下景象，让思绪回到八十年前那个激动人心的春夏之交。此举说不上有何深刻寓意，只是希望借此触摸那段已经永远消逝的历史。”

　　当初北京电视台获悉我的行读计划，还派记者跟拍，并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在当年的五四前后播出。可惜因导演转行，且技术手段变化，现在找不到原始录像带了。日后不断有人邀请重拍，因担心变成了表演，我一概谢绝。但我的学生接续此思路，讲述五四运动史时，会带领或指引他们的学生“重走五四路”。

　　若非疫情困扰，只要在京，我每年都会选择春秋佳日，带上自家指导的研究生，在北京城的某个角落或某条线年4月，北京植物园/梁启超墓；2009年4月，圆明园遗址公园；2012年4月，宣南一日游；2013年4月，北海公园；2014年4月，陶然亭；2015年5月永定门/幽兰会馆；2016年4月，杂书馆；2017年4月，颐和园/五塔寺/畅观楼；2018年6月，中山公园。那既是一种游玩与休憩，也有资料积累与地理考察的意味。带上事先准备的历史地图及文字资料，沿途对照，思接千古。经由此类行读，有意无意中，你对这座城市的七情六欲，会有更细腻的感受。对于人文学者来说，这种敏感性与想象力，并非可有可无。

　　“2001年，我在北大开设‘北京文化研究’专题课，学生中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我跟他们说，趁着老北京还没有完全消逝，赶紧出去四处走走看看，这样，对这座城市才有真切的体会，日后做研究，心里会踏实多了。首先是理解这座城市，喜欢这座城市，然后再谈研究。除了阅读、查询、辨析、驰想，把自家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也带进来，这座城市才有可能‘活起来’，才有了喜怒哀乐，才可能既古老又新鲜。另一方面，当我们努力用文字、用图像、用文化记忆来表现或阐释这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时，这座城市的精灵，便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这篇初刊2012年5月21日《北京日报》的《宣南一日游》，本只是轻松的记游，发表时改题《对宣南文化的一次“田野考察”》，显得太正经了；另外，因担心引起不必要的联想，编辑删去了牛街礼拜寺与西城法源寺两段，有点可惜。好在基本框架及立场没变，那就是凸显为何以及如何用自己的双脚与双眼，来观察、体会、亲近这座大都市。

　　对于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来说，解读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对于修课的学生，之所以在课堂与书斋之外，还要补上“行读”这一课，是希望其刚刚起步的“读城”，能具有某种体感与温度，进而兼及学问、思想与情怀。

　　（此乃作者2022年10月2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世界文明视野中的北京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供图/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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