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厉华,男,生于1953年,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研究员。

　　经验一:革命者被捕后,并非是什么都不说,关键看怎么说,怎么能自圆其说而争取被释放

　　特务如何用“一杯茶”就让地下党高级干部改变立场?红岩烈士们的“狱中八条”为什么到改革开放后才公布?日前,厉华的新书《厉华说红岩——解读“狱中八条”》出版,该书用大量的史料向人们披露了鲜为人知的红岩历史。

　　《厉华说红岩——解读“狱中八条”》以红岩幸存者罗广斌提交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的由来为线索,用大量解密的历史档案和大屠杀中幸存的革命者及其后代的回忆,以“堡垒从内部攻破”、“叛徒群像”、“狱中情形”等10个章节,图文并茂地还原了真实的历史细节。例如,书中描写了谭沈明、楼阅强、邓致久等遇难烈士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叛徒任达哉、冉益智、刘国定等人的叛变过程。

　　“‘狱中八条’是当时狱中同志对地下工作失败的总结。”该书作者厉华介绍,1949年底,红岩幸存者罗广斌根据烈士们的嘱托,向党组织秘密递交了长达几万字的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原件共15页,包括七个部分,分别是:一、案情发展;二、叛徒群像;三、狱中情形;四、脱险人物;五、六部分缺失;七、狱中意见。几年前,我市专家学者将第七部分“狱中意见”梳理公布,这就是“狱中八条”的由来。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狱中八条’都是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重要参考资料。”厉华称,“狱中八条”主要包括八方面内容: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的整风运动;八、惩办叛徒特务。

　　既然“狱中八条”这么重要,为何小说《红岩》没有提到?“这份报告当时是绝对机密的,只有少数人能看到,罗广斌按照组织要求没有在任何场所谈过报告的内容,所以小说《红岩》里也没提到相关内容。”厉华说。

　　厉华还分析了当年罗广斌提交的报告缺失了两部分的原因:“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份罗广斌写的‘自我检讨’,里面有专门记录‘特务罪行’和‘烈士典型’的内容。这份‘自我检讨’的书写方法、纸张、页码,以及记录的内容,与《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一致并相互呼应,所以我们判断《报告》缺失的第五、第六部分应是专门记录‘特务罪行’和‘烈士典型’的,前者可能当时被公安机关拿去用于抓捕特务,后者则可能被归档到烈士资格评定的卷宗里了。”

　　在《厉华说红岩——解读“狱中八条”》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当时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重庆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等人叛变的过程。

　　1948年4月的一天,被叛徒出卖的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被捕。徐远举请刘国定喝茶。

　　“像你这样的书记,只要加入我们,比搞地下工作要有前途得多!”徐远举以利相诱。

　　刘国定顿时崩溃,向徐远举彻底交代了“问题”。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叛变后,刘国定竟一再希望徐远举考虑他是省委、市委级的干部,在职务上给予考虑,两人最后以“中校”官职成交。

　　当时任重庆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的李文祥因刘国定叛变而被捕。被捕后,他在特务的酷刑面前没有屈服,在白公馆坐了8个月牢,但在1948年12月却叛变了——特务从他脆弱的感情上找到了突破口,以“最后一次与太太见面”相威胁,李文祥恐惧万分,要出去“交代”。跟李文祥一起关押在白公馆的陈然极力劝阻,甚至对他说:“你要是去向敌人‘自首’,我就跳楼自杀!”但李文祥却认为:“几个叛徒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还是出去交出了十五个人的名单。

　　“革命者被捕后,并非是什么都不说,也不是什么都是打死也不说,关键看怎么说,怎么能自圆其说而争取被释放。”在《厉华说红岩——解读狱中八条》书中,厉华讲述了红岩革命者的斗争经验。

　　应付特务审讯,地下党采取了“说大不说小”(即说、朱德这些领导,敌人无法抓)、“说远不说近”(当地的绝对不说,外地很远的可说些不着边际的)、“说死不说活”(过去很久,现在不存在的)的办法与特务斗争。

　　“这三个应付审讯的原则,实际就是一种应对策略。”厉华说,应对特务的审讯,关键要看平时接受的训练、自己的思想意志力和心理素质。

　　在叛徒冉益智写的《我所知道的军统内幕补充资料》里讲述了数位烈士英勇机智的事迹:“江竹筠,受刑几次晕倒了。后来写了一篇自白书,说她与彭咏梧感情不好,彭在外面另有恋人,并爱跳舞。所以,彭虽然向她提出过组织问题,她也承认过,但并没有工作。后来有人向徐远举说人情,想释放她,徐说:‘那个女娃儿,哼!!!’”

　　那些鲜为人知的烈士:有人卖掉结婚戒指为狱中难友换回药品,有人为保全家人而主动走进监狱

　　《厉华说红岩——解读“狱中八条”》一书中还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烈士故事。

　　1937年加入中国的万县县委书记雷震,以万县地方法院统计室主任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活动。1948年6月被捕关押于渣滓洞。黄茂才是渣滓洞被争取过来的一个看守,也是狱内外党组织联络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帮过难友许多忙。当雷震请求他变卖自己的结婚戒指,买回药品,黄茂才答应了,并买来鱼肝油和盘尼西林药片,为狱中难友战胜疾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49年10月28日,雷震牺牲于大坪刑场。

　　1948年,四川广安人邓致久领导的武装起义失败后,带领十几个游击队员躲避在观阁广兴山上。特务三番五次去邓家中搜查,要他妻子唐克珍说出丈夫的藏身之处。在特务的紧逼下,唐克珍去求邓致久的兄弟,要求他去把哥哥找回来。1948年底,邓致久为了不连累他人和家人,主动走入监狱,后牺牲在渣滓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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