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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元朝确立行省制伊始，重庆在600余年的时间内均为四川省辖地。到了1939年，重庆曾短暂成为直辖市十年。但当时重庆直辖市的面积只有5472平方公里，不及现在十分之一（现为8.2万平方公里）。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重庆又再次回归四川省。直到1997年才被再度确立直辖地位。

　　反观中国的其他三个直辖市，北京、上海是自20世纪20年代末设立的直辖市，一直延续至今。天津在20世纪50年代末曾隶属河北省，后于1969年恢复直辖。

　　但和天津相比，重庆的直辖确立还要再晚近三十年。新中国时期重庆直辖市的身份，为何到20世纪末才挂牌确定？

　　四川盆地是重要的农业基地，地处四川省和重庆市境内，故有“巴蜀之地”的称誉。

　　“巴蜀”的历史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巴国和蜀国。巴国位于四川盆地东部，蜀国则位于西部。

　　公元前3世纪末，秦国完成统一，全国进入郡县制时代，巴蜀两国分别设置为巴郡、蜀郡。

　　巴郡治所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江州县（后为巴县），这也是重庆的母县（在今渝中区）；蜀郡则为成都县，延续了蜀国时期治所。

　　彼时在四川盆地里，巴郡的面貌并不突出。相较之下，蜀郡，尤其是成都县更为优越。

　　成都县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及成都平原核心地带，沃野千里、物产富饶。江州县虽两江环绕但位于盆地最东边，且有群山穿过，在和平年代并不是较好的发展条件。

　　到了唐朝，全国实行“道-州-县”三级制。四川盆地隶属于剑南道和山南西道，其中原巴郡（转称渝州）和蜀郡（转称益州）分别为山南西道、剑南道辖地。

　　当时益州（蜀郡）下辖有多个县，成都县的工商业和社会面貌最为繁华，因此被称为“成都府”。“扬一益二”中的益州，正是描绘了当时成都府的盛景。

　　到了宋朝，“路”成为一级行政区，四川盆地被切割为益州路、利州路、梓州路以及夔州路四个路。这也被看做是“四川”最早的名称溯源。其中，益州路治所为成都。

　　渝州（已更名为恭州）隶属夔州路。夔州路下辖三府九州县，治所位于夔州（今奉节），故恭州的政治地位仍较低。

　　淳熙十六年（1189年），分封至恭州的光宗先称王、再即帝位，自诩有“双重喜庆”之意，便将恭州升格为“重庆府”。重庆府的问世，要比成都府晚了500余年。

　　自巴、蜀两地诞生起，大多时间四川盆地整体都不在同个行政区内，直到元朝才合为一家。

　　元朝的1271年，四川盆地结束了近1500年来区划较为分裂的格局，合并为四川行省。

　　成都、重庆均为四川省辖地，但成都经济条件较好、担任治所中心史悠久的优势使得省会地位依然无法撼动。

　　从商周蜀国时期到元代，成都作为治所已逾2000余年。之后的明清，重庆始终是四川省的下辖区域。

　　无论经济还是政治实力，重庆都要略逊于成都。重庆自巴国和秦汉时期后，便再也没有承担政治中心职能了。

　　成都是“老大哥”的境况在清末年间出现了逆转。19世纪初期开始，西方国家逐步掀起对华瓜分狂潮，各种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

　　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被迫对外开放。他们更是顺着长江相继掠取南京、武汉等大都市的通商权。

　　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也被“盯上”了。开放重庆，可以实现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出海口实现水运贯通。

　　1876年秋，在一次外交事件中，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烟台条约》。在条约续增专项中，英国向清政府提出将重庆开放为通商口岸。

　　虽说这样的开放是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但就某种意义而言也为社会发展创造了更多可能，并最大程度地将江河水运优势发挥了出来。

　　自此，重庆缓解了原先相对闭塞的局面。在水运日益重要的大背景下，成都工商业出现停滞，川内经济重心出现转移。

　　20世纪20年代初，民国掀起“市制”风潮。广州、苏州等工商业发达地区相继建市。

　　从1927年南京开始，又陆续设置多个直辖市（院辖市），包括上海、北京、武汉、天津等，行政地位要高于省辖市。

　　经过了数十年发展的重庆已经是内陆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之一。围绕渝中半岛的巴县（原江州县）县城为核心，重庆也于1929年挂牌建市。

　　成都的落寞依然持续。以贸易运输为例，以茶马古道为代表的川内商道渐渐被长江航运所取代。行政上，四川省长行署地位被重庆拿下。这意味着重庆完成对成都政治及经济地位的双超越。

　　重庆近现代的发展折射着中国饱受煎熬的侵略史。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接连告急。年底，南京连同上海等华东重镇频频失守。为保留反攻的希望火种，加强战略纵深，只能向内陆迁都。

　　从军事角度考量必须易守难攻，有地形壁垒屏障。若再兼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则是锦上添花。综合考虑，重庆是这个新首都的不二选项。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颁布，确定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地位。

　　这一次迁都使重庆成为了中国的临时军事、政治中心。一时间，山城文化名流荟萃。

　　1939年5月，国民政府干脆将重庆市升格为第六个中央直辖市，辖区大致为今天的重庆市的主城区。

　　抗日战争结束后，重庆仍发挥着重要作用。1945年8月底，为解决政府重组问题，国共两党在重庆召开了近两个月的谈判，并签署了双十协定。尽管后来仍没避免内战爆发，但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共紧张的对峙气氛。

　　1949年，新中国成立，5年后过渡期结束，全国省级单位缩减至32个，其中省份有26个。

　　四川省在原来基础上吸纳了以高原为主的西康省，面积变得更大了。为便于管理，政治中心逐步迁转回较中间地带的成都。

　　这一时期有不少省市也纷纷重组和撤销。以直辖市为例，从民国后期的12个锐减至2个，仅保留北京和上海。重庆也降格为了省辖市，并入到四川省。

　　即便是降级了，但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繁荣的商业氛围以及一定的人口体量，让重庆经济实力依然远超省会成都。

　　至20世纪80年代，重庆（今主城区）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全省总量1/3水平，工业总产值也占到1/4。

　　适时，全国正掀起改革开放热潮，1983年，国务院将重庆设立为全国首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实行计划单列，并享受省级经济管理权限。

　　川渝、西南的协同发展，是国家推行区域经济的一个重点。在当时，四川地区和长江上游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20世纪90年代的四川人口总量有1.2亿，位居各省首位。高原地区还存在着阿坝、甘孜等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自治州。

　　其次，三峡治理问题。三峡位于重庆市和湖北省境内的长江干流上，长期以来，上游水势始终困扰着中下游城市安全以及航运平稳。到了雨季，长江不但没办法有效利用水力发电，还可能会造成中下游洪水泛滥。

　　鉴于此，修建长江三峡水利工程迫在眉睫。但该工程的推进涉及到移民、环境等问题，建成后将会有近2万公顷的土地被淹没，不乏万州、涪陵这样的中等城市。

　　为高效地管理工农业和移民事务，依托三峡工程契机，国家打算建立一个“三峡省”，位于四川省东部和湖北省西部，省会在湖北宜昌。

　　方案不包括当时的重庆市域。在蓄水高度问题上，重庆提出要设置为180米，以保证大型货船通过，减小经济损失。这与原来150米方案相比，投资和涉及移民的人数都大大增加了。

　　除此以外，在“三峡省”内，农业人口多、城市化滞后。宜昌城市规模不大，辐射能力有限。因此，经过综合考虑，“三峡省”方案最终流产。

　　待90年代初三峡工程启动之际（蓄水高度175米），国家开始讨论以重庆为中心，将三峡移民地区纳入其中，并为此新建直辖市的可能性。

　　1997年3月14日，国家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并将万县市、涪陵市以及黔江地区这三个原“三峡省”方案的四川境内的地级市（地区）并入。

　　这样一来，重庆直辖既分担了四川的发展压力，又解决了三峡移民统筹问题。至今，重庆市辖区面积8.23万平方公里，人口也突破了3000万。

　　直辖市体制简化了原“三峡省”省级行政制管理上的繁琐程序，高效地解决了政策落地、资金安排以及农村开发等问题。

　　2000年，重庆（GDP）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各省份第23位，而2021年的排名已经跃升到了16位。在城市GDP排行榜上，2000年重庆位居第六，而现在上升了一个位次，在北上广深之后。

　　当然，重庆也有自己的短板：唯一一个依然辖有县的直辖市（26个区和12个县），城市化水平不高、县份经济水平平庸。

　　重庆管辖的县份之多、面积之广，又常被调侃为“最像省的市”。由此来看，庞大的体量下仍存在着发展不均衡等问题。

　　重庆面临的问题，也是四川省面临的问题。尽管经济体量大，但同样四川盆地的人口总量大，经济质量欠佳、人均规模不强，导致川渝地区继续维持“人口净流出”的状态，外出到东部沿海地区务工的人口规模大。

　　但随着成都的崛起，全省发展后劲也在不断增强。2021年，成都经济总量在全国城市位居第七位，人口也突破了2000万大关，使得许多外出东部沿海务工的四川人选择“回流”成都安家乐业。

　　重庆和成都的“双城”话题也被引起了广泛热议。近年来，“成渝都市圈”被确定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级”，依靠这个支点去破局，重庆市和四川省的发展瓶颈问题将能够得到很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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