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在这60多年时间里，他也变换着无数的身份，从学徒到国家干部，从税务人员到革委会头头，从解放碑百货大楼老总到解放碑CBD管理者。

　　1946年，田昌华13岁。母亲带着他，从僻远的川北武胜县来到重庆，给一个律师家庭做保姆。那年秋天的一个午后，田昌华第一次见到纪念碑，不过当时不叫解放碑，而叫“精神堡垒”。田昌华依然清晰记得第一次见到它的模样：四方形炮楼式木结构建筑，“像灰黑色的炮楼，顶端竖旗杆”。

　　“精神堡垒”建于田昌华到重庆之前的5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动员民众抗日救国，国民政府于1941年12月30日，在当时的督邮街广场建成一座碑形建筑，名为“精神堡垒”。碑高七丈七尺，寓意“七七抗战”。为防日机轰炸，外表涂成黑色。由于它是用木板钉制，经日晒雨淋，水泥脱落，木板慢慢腐坏，逐渐倒塌。于是，当局立上一根旗杆，悬挂国旗。抗战后期来重庆的人，对为什么把一根孤零零的旗杆叫做“堡垒”很不理解，以至于当时有一个开玩笑的歇后语：你是精神堡垒——— 名强(墙)中干(杆)。

　　就在田昌华到重庆那年，重庆市市长张笃伦提出在“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宏伟的“抗战胜利纪功碑”，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此碑于10月31日(蒋介石59岁生日)奠基开工，次年10月10日“双十”节竣工落成，当年《申报》曾称，这是“唯一具有伟大历史纪念性的抗战胜利纪功碑”。耗资2亿多元建造的纪功碑，全部用钢筋水泥建造，十分坚固。碑高27.5米，八角柱形，外饰浮雕，内有旋梯，可达顶端。顶部四面都有“标准钟”，但那时四面的钟都走得不标准，不是你快，就是我慢，所以当时又有了一个歇后语：纪功碑的钟——— 各走各的。

　　田昌华在救济院里面读了一年的书之后，就再也读不下去了，因为这时候需要作为一个“男子汉”扛起养家的责任。还在读书的时候，就走街串巷卖橘子、山竹等零碎食品。14岁时，在母亲的雇主介绍下，田昌华到重庆当时的商业区———下半城的药铺做了学徒。

　　重庆是因水而兴的城市。自巴颜喀拉山奔腾而来的长江，被造物主安排在朝天门与嘉陵江惊艳相遇。从朝天门到菜园坝一带，被称作是“下半城”，是这个城市的商业中心。1949年9月2日，朝天门附近曾发生大火，大火烧了两天两夜，烧掉了当地的所有库存，也烧掉了朝天门的繁荣。当时还在沿街叫卖的田昌华也曾远远在马路上看着大火的狰狞。

　　学徒的日子是艰苦的，每天一大早起床打扫卫生，晚上睡觉时却因为没有多余的床铺，只能睡在柜台上，就这样跟着老板“学技术学文化”。1949年11月，重庆解放，田昌华参加了店员组织，即后来的工会。日子变得更加的忙碌起来，他一边在铺子里做学徒一边参加店员组织工作，同时还参加了自保会。

　　次年，田昌华在跟药铺的老板协商后，离开了店铺。那时新中国的各级工会已经成立，工作阶级的权益已经开始得到保护，田昌华因此还获得了3个月的工资补偿作为生活费用。人生的第一次转折是在这年的11月。刚刚解放的重庆百废待兴，当时市税务局公开招聘干部，在店员工会的推荐下，田昌华得以参加考试，最终成为12个被录取的人员之一。1950年月底，正式成为了新中国的一名“国家干部”。

　　从店员到国家干部，身份的改变是“那样的兴奋与令人期待”。那一年田昌华17岁。而此时“抗战胜利纪功碑”也改变了名字，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

　　据档案记载，1950年9月18日，重庆市市长陈锡联等正式向西南军政委员会请示：抗战胜利纪功碑“究应改为‘西南解放纪念碑’抑或‘重庆解放纪念碑’”？后经西南军政委员会核准，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亲笔题写了碑名。此后，解放碑成为这一地区的代名词，一直沿袭至今。

　　朝天门“9·2”大火时，重庆的解放已经指日可待，田昌华的母亲要回家参加土改，希望可以分得一些土地，这是所有中国农民最殷切最朴实的基本愿望。母亲也希望田昌华可以一起跟着回家，但田昌华拒绝了。

　　“我坚决不回去，回家种田咋个弄嘛。”他说，当时新中国政府已经展开广泛的宣传，田昌华心中也燃起了希望。于是母亲跟姐姐一家人走了七天七夜回到了老家再也没有回来，而田昌华则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解放碑的商业。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以前，收税是个肥缺，搞税务的基本都很有钱。当时税务部门也留了很多旧有人员，在1951年开始的“三反”“五反”时，从那些“旧有税收官员”的家里，动辄就从其家里翻出几百两的黄金。而田昌华当时还没有工资的概念，每个月的薪水是36个“折实”单位，即把油盐酱醋衣食住行等折算为实物券，用时换取即可。

　　扣除必要开销后，把结余的寄回家里，“母亲很高兴，也就不再反对我继续留在大城市”。当时住在集体宿舍，平时吃食堂，“一大锅汤，一个素菜，一个半荤半素”，每个星期打两次“牙祭”“跟以前没有办法相比咯！”

　　当学徒时，居无定所，给老板端屎倒尿，一天不得闲，却仍得不到公平的待遇。解放后，入了党，做了国家干部，不但吃饱穿暖，而且得到了尊重，“是个人嘞”，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

　　1954年，田昌华入党。入党后，社会活动就多了起来：市长去跳舞，我们要做服务员兼保镖；外宾来访问，我们也做服务员———实际上也是起到保护的作用。

　　给他印象最深的，当然还是给班禅等人做服务员跟保镖。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班禅被推举为全国人大代表。这一年，班禅才16岁，是全国最年轻的人大代表。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代表团，在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班禅一行是131人，这里还不包括众多的保卫人员和运输人员。

　　田昌华说，当时为了确保安全，连服务员实际上都是从他们这些年轻的党员中挑选出来。

　　田昌华当时上班是在瓷器街税务所，隶属城区分局，所辖范围大致就在解放碑附近。那时的解放碑地区不是商业中心，更谈不上繁华。“工商业还没有合营，当时解放碑较大规模的商场有‘群大公司’、‘西大公司’等，也都属私营性质。”

　　收税是辛苦而兴奋的。工作也杂乱，“屠宰税、工商税、工业税等都收过。”田昌华说，征收屠宰税的时候，就是守在屠宰场，宰杀一头猪，就要收一次税，“因为都是晚上杀猪，我就整晚守在屠宰场，什么时候猪宰杀完了，我就什么时候下班，通常都是凌晨四五点钟”。

　　这样的忙碌一直持续到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建成通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由自己设计、自己建造，材料零件全部为国产的铁路，重庆、成都两市同时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这也拉开了四川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序幕，改变了四川交通的格局。打通了川西、川北、川南物流业的发展，刺激了重庆的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也带动了商业的繁荣。

　　此后，田昌华工作重点转向征收工业税。当时收税的手段很原始，比如，去征收一家仪器店的税，就要自己带着开箱子的工具，要清楚商品的数量、质量等，就自己动手开箱检验，“一件一件地开箱”。如果是信誉一直较高的商店，才会采取抽检的方式。

　　经济的再次繁荣，解放碑固有的基础也显露了优势。还在抗战时，因为重庆是战时陪都，的党政军政府都在渝中区，在解放碑的附近，这周边也就成了达官贵人的聚集地，也带来了服务业的繁荣。

　　一批全民所有制的商业机构在这里相继诞生，其中最有名的要算“重庆百货商店”，当时它叫“三八商店”。田昌华说，那个时候，在政治上妇女“半边天”的概念已经被提出，商业活动不需要太多的体力，为了体现妇女的社会地位，就取名“三八商店”。田老称，当时的重庆市长夫人是市妇联主席，作为妇联提高女性地位的体现，也需要这样的名字。时过境迁，如今如果还叫“三八商店”，很难想象会给人怎样一个印象。

　　因为“能说会道”，工作积极，1955年开始，田昌华到商业局做税务分局党支部秘书，协助分局的党委书记工作。这段时间是经济的恢复期，国家重点发展工业，解放碑只有重庆百货跟一些小铺子，但是大的趋势是重庆的商业已经从下半城向上半城的转移。

　　在长达30年的计划商业体制时期，商品流通是在单一封闭的系统内运行的。所有的物资和消费品，由国家按照统一的计划实行收购、调拨和销售；商品严格按照一、二、三级批发流通体系实行单渠道的流通。二级站的建立，重庆商业90%都集中在解放碑附近，带动了资金、物流跟人流。物资的配给最直接的就是需要钱，这时解放碑的金融业也慢慢形成，因为当时是分管布匹、金融等，田昌华清楚这里的变化。

　　他说，现在的工商银行渝中区支行，在同城银行中，仍保持着储蓄额、资金流通跟贷款余额等多项第一，就是因为解放碑的二级站的建立。“这个时期是解放碑商业圈形成的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时期”。

　　这一时期，“百货站”、“纺织站”、“五金站”、“化工站”等一系列的二级站在解放碑纷纷建立，“三八商店”开始叫重庆百货公司，并独占鳌头长达30年之久，是这时期全市规模最大、商品最丰富的百货零售店，替代了40年代赫赫有名的华华公司。而华华公司则改名为“红旗棉布商店”，专营布匹类商品。

　　计划经济时期的解放碑是重庆的购物天堂，郊区的人们哪怕买个针头线年，解放碑地区的商业网点约占全市的30%，市级以上主要商业机构有2/3云集解放碑。解放碑成了重庆人进行消费的代名词。

　　但那仍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当时买布要凭布票，如果只凭供应的那点票，只够做点内衣内裤，很多布还要开后门才能拿到。”田昌华对此深有感触。

　　虽然当时在商业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直接分管服装、布料商场，但是，他家也缺布。当时重庆市从伊拉克进口了一批甜枣，听说装甜枣的白色布袋不错，是当时很少见的化纤布料，非常稀奇，于是他想方设法，走“后门”才抢到两条布口袋，然后将布袋拿到染店染成了黑色和蓝色，给孩子做了件衣服。

　　这一时期，解放碑最有名的还有“寇生园”和“心心咖啡馆”。虽然它们都已变为国营，仍然名声远扬。文化人把“心心”当作旧时代的记忆。1963年北影来拍《烈火中永生》时，“心心”被为选为解放碑地区唯一的场景地。

　　1961年到1962年，田昌华在四川省委党校学习一年，回来后，工作转变为渝中区饮食服务公司党委副书记、副主任。“本想大展拳脚”，动荡的时代来临了。

　　田昌华被安排到重钢、三江齿轮厂等企业搞“四清”运动。他当时在总团，也要天天下基层，“累得很”。这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是繁重的工作让他与家人聚少离多，即便如此，还是与当时重庆市公安局一个刑警队副大队长一起“被下面的队员批斗了三次”。

　　妻子在巴蜀小学做教员，写信来说，自己现在也是被批斗，这让他的心里“毛躁得很，我是一心跟着党走，怎么会这样呢？”

　　工作上的两次升迁，也是在这一时期接连错失。田昌华说，“四清”时，工作团团长是重庆市检察院检察长，他是其秘书，检察长觉得“小伙子不错”，已经跟渝中区组织部打过“招呼”，要调他去做渝中区检察院领导，因受批斗终止；后来大渡河地区要成立区级政府，当时九龙坡一名王姓区长要他留下牵头组建大渡河区，也因批斗终止。

　　他开始变得心灰意冷。再次回到区机关后，他的工作主要是接待小将，发粮票，搞“斗批改”。他说，这是人生的另一次转变。

　　当时机关存在着两个造反派，一派是“反到底派”，他加入了另一派“8·15派”，这是由区组织部、办公室、纪委、财政局构成的派系，并且成立了“3·15战斗队”，田昌华是队长。对于做队长的原因，他现在也不是很明白，“可能是我能说会道吧”。

　　回忆这段历史是艰难的。他说，那时一不参加社会活动，二不组织斗人，“但是也不敢说我是干净的啊”，区委书记被批斗，我要参加吧，也要表态，当时政府已经不运转了，这些就是主要的活动。

　　后来，区里要成立革委会，“反到底派”推荐了一名副主任人选，“8·15”派也推荐了田昌华做副主任，这是一种平衡派系力量的举措。田昌华当上渝中区革委会副主任，这是个人权力的顶峰，尽管是不那么的光彩。

　　这一时期，尽管解放碑商业也几乎停滞，但是也迎来了“最好的时代”。当时，重庆市政府曾出台文件，解放碑周围的建筑，都不可以超过它的高度。所以，即便只有27.5米，却受到来自几乎全城的仰慕。

　　重庆市老摄影师陆志富找到了多幅摄于那个时期的解放碑照片。1958年和1977年两张照片显示，当时解放碑是商圈中最高的标志。而如今解放碑碑体27.5米的高度，还不及附近重庆世贸大厦262米的1/9。

　　这时解放碑专营高档电器产品的“重庆交点大楼”已是“完蛋广播电台”的所在地，成为某派的宣传站。其时，重庆市某著名评书演员，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每天傍晚吸引成千上百人端着小板凳来听他“宣传”，而著名的“重庆武斗”，这里也曾经是主战场之一。

　　一名“老重庆”感慨地回忆，那时候，每当暮色初起，一旦远远看到解放碑那抹灯光，就会有异样的温暖和踏实潮水般涌来；而当早晨的薄雾初起，突然一抬头，会感觉那太阳就像一枚蛋黄，正悄然挂在解放碑的碑尖上。

　　1981年，田昌华出任解放碑百货大楼党委书记、总经理，下属包括三个纺织店、皮革店小百货跟服装店等21个分店，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次绽放。

　　此前，区政府组织部多次做工作，希望他可以出任商委副主任(副处)，几次谈话后，他感到厌烦，就打了报告，“再也不回机关了”。十年“文革”，已经让他厌倦了机关作风，“管理一个公司更能施展我的才能”。实际上，此时在行政级别上，田昌华从“文革”前的“副处”降到了“正科”，但他觉得很坦然。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实，也证实了田昌华的选择正确。刚到解放碑百货公司时，企业连年终给职工发1万元的奖金都拿不出来，此时整个公司自有资金37万元，库存470万元，贷款500万元，。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这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田昌华也感到压力巨大，“背着包袱上阵”。

　　为了振兴解放碑百货，田昌华做了3件事情：一是率先对企业的机制改革，在银行的支持下，解放碑百货建立了自己的企业内部银行，为下属企业服务；二是化小核算单位，将进货权、资金使用权、利润分配权下放到下属企业，在经过批准后可自行调配；三是废除了职工的“铁饭碗”，施行股份制，进行股份制改造，职工持股。

　　7年后，到1988年，解放碑百货大楼的库存释放掉了370万元，贷款降到了170万元，企业的自有资金800万元，为后来企业的改制奠定了基础。改制后，政府注资200万元，成为股份制，田昌华成了最大的股东。到2001年退休，他获得了30万元的分红。

　　上世纪80年代后，地下商场出现、各种各样的商店如雨后春笋在解放碑诞生。有的坚持下来、越做越大，有的昙花一现，如过眼云烟，但都是解放碑商圈的风景。

　　重庆百货从单一的百货商店发展为涵盖零售、旅店、餐饮等行业的集团公司，一跃而为全国十大百货零售商店之一。由于改革开放，华侨商店再也不需要凭券购买，其尊贵的程度一日不复一日，最后终于被重百兼并。

　　许多老招牌也纷纷恢复，“红旗棉布商店”又叫“华华”了，“东方红电影院”恢复“国泰大戏院”的老名字。风光一时的群林市场在一把大火中化为灰烬，却为解放碑的进一步升级腾出了宝贵的地段，2005年3月10日，以“美美百货”涅槃重生，让解放碑为之疯狂。

　　田昌华说，这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解放碑商业圈进行了改革和发展的阶段，为现在的解放碑坚定了基础。

　　1997年6月18日，重庆正式成为直辖市。这一年，也是解放碑的转折年。直辖后，市政府为改变重庆的商业面貌，决定把原解放碑大什字地区改造成为中国第一条商业步行街———即解放碑中心购物广场，作为直辖后的民心工程。

　　此后，渝中区政府又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拓展广场至八一路中段和民族路延伸段，面积也增加至约3.6万平方米。仅仅4年后，解放碑商贸中心区以127.2亿元的年总销售额，雄踞中国西部各商业街区的首位，成为中国西部第一街。

　　昔日的繁华似曾淡去，一甲子的轮回，历史与现实却如此相似。根据《重庆市中央商务区总体规划》，解放碑商圈的核心的0.92平方公里区域被确定为重庆CBD的硬核，承担商务、商贸双重功能，由此，解放碑开始了新的长征，并再一次显示出了她的神奇。

　　因为是高级经济师，田昌华延迟了5年退休。此前，他已做过4届区人大代表，两届区人大常委，一届市人大代表。退休后，政府要他发挥预热，出任解放碑中央商务区企业协会秘书长。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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