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望道》是一部个人传记体故事，主体是中观的，甚至是微观的。它们都是上海作为一个革命城市，对于革命历史郑重的礼赞，体现了一种上海的文化情怀以及格调。图为电影《望道》剧照

　　《望道》是一部个人传记体故事，主体是中观的，甚至是微观的。它们都是上海作为一个革命城市，对于革命历史郑重的礼赞，体现了一种上海的文化情怀以及格调。图为电影《望道》剧照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以《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为叙事核心，电影《望道》于3月24日上映以来在多个网站平台收获9分以上的观众口碑，陈望道先生笃定恒心为民族国家寻道、望道、守道的一生感染了许多观众。日前在沪举行的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文汇报社与上影集团联合主办的专家研讨会上，与会者提出，《望道》是一部闪耀着史学真谛和思想辉芒的诚意之作，吸纳了近年来国内党史学界的最新成果，体现出学术严谨性和严肃性。

　　本报会后特邀党史专家、文艺评论家、电影理论家撰文，围绕作品在史学、思想和美学等方面的探索，进一步精读影片背后人物精神与历史交织的时代洪流，回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激荡岁月，也为新主流电影的创新探索集聚智慧。

　　电影《望道》可以说是重大主题创作与历史人物传记片的结合，主题与类型之间的内在关系逻辑聚焦在“人物”与“叙事”上。

　　电影呈现了陈望道的三重社会身份：其一是大学教师，是育人者与学者；其二是《宣言》的翻译者，是新文化运动骨干与工人运动组织者参与者；其三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与缩影，其名字“望道”具有的普遍意义正从此显露出来——寻找国家民族复兴富强的道理与道路。陈望道这样的历史人物，就其传记资料来说，有其为人熟知的一面，比如“粽子蘸墨汁，真理的味道”，也有人们相对陌生的一面，比如他和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有其戏剧性的一面，比如创立复旦新闻馆，也有相对平淡的日常生活。《望道》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不虚不拘”塑造人物的方法，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找到能触发个体知觉感受的人物血肉，或者说，在社会身份之外，人物身上那些作为个体的爱人、儿子、师长、同志的动人和矛盾之处，包括原本亲近之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分道扬镳。浙师风潮、翻译《宣言》、与陈独秀戴季陶等人在《新青年》的共事、抗战随复旦大学撤到大后方重庆、创办新闻馆这些史实不虚，而那些能唤起“情动”的段落和细节，比如陈望道与工人运动领导者杨阿龙一家三口的情缘、陈望道的爱情故事、盘尼西林事件等，又在虚构中形成了动人的艺术线年陈望道完成出版的学术著作《修辞学发凡》呈现出中国化的语言学修辞学的价值一般，《望道》这部电影里也有侯咏导演由“电影语法”向“电影修辞”衍射的轨迹。

　　与一般人物传记电影采取时间线索的策略有所不同，《望道》的时间性不是均匀渐进的，也不是围绕单一事件展开的，呈现出的不是“连台本戏”的结构，而是不同时间段上聚焦一个事件的“折子戏”结构——时间线索如同一条串珠，将人物的立体之处串联起来。这样的“修辞”结构就需要尤其注意节奏：我们注意到，原本人们印象中有关陈望道最重要的事件——“不辱使命翻译《宣言》”并非电影的最高潮，它在电影的一半以前就写实地“折”出来讲完了，而在这之后还有戏剧张力更大的事件，比如“疾病生死”“分道扬镳”等，但电影最后又用写意的笔触勾回到了家乡老宅里的场景，为整个电影的“若干折”攒了一个扎实又点题的底。这虽然可能受到了诸如传记资料的客观限制，但也体现了主创们主观上求新求变的自觉性。“折子戏”里聚焦核心事件，讲细讲透，使其能独立存在，而折与折之间的连接和过渡不拖沓，有辨识。这样的结构是“有意味的形式”，具有修辞的意义，将“望道”之“道”的追寻体现出主观上坚定但客观上又受到繁复多变的社会环境制约影响的特征。这样的结构还是“有效果的策略”，除了更有侧重地呈现传主外，还具有更直接地表达社会语境变化和人物群像的作用。

　　为了不让“折子戏”之间的连接过于板块状，《望道》一是在镜语系统上突出空间和光影的唯美感，有一定的抒情化和散文化倾向，比如侯咏导演擅长表现的女性人物与雨水之间的关系；另一点是，电影也将传记资料里有价值但和主线故事又不直接相关的“闲笔”吸纳进来，辅助性地在局部产生“青春”“喜剧”“悬疑”“动作”等效果，增加阅读快感。陈独秀的晚年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在中国电影中很少触及的内容在有关陈望道的故事里被展现了出来。“虚构”的“盘尼西林”到底是谁送的，不是戴季陶念旧情，而是周公馆暗中对进步知识分子的保护。连名字都对仗工整的陈望道与蔡慕晖、工人领袖杨阿龙与青年女学生林茵，他们的爱情副线有着“觉醒年代”般的青春意味，杨阿龙杨逢林的父子传承是戏剧性思想性统一的产物，还兼具传奇感。同时，浙江第一师范，红色学府上海大学，特别是复旦大学三所学校与主人公命运的结合也在这一折一折的结构中连成了“大学教育史”的线索。诸如此类的元素，很好地让人物和事件形成折子戏般的聚合桥段时，也更多了一分松弛与开阔。

　　电影《望道》的叙事策略的创新，一定程度上也显露出“主题创作”艺术化和多样化的新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望道”二字也很有仪式感和修辞性。

　　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望道》是上影继《开天辟地》《1921》之后又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杰出影片。前两部是党史，关于党的诞生故事，主体是宏观的，两部影片拍法有所不同，缘于讲述故事的时代不同，深化了故事讲述的时代；《望道》是一部个人传记体故事，主体是中观的，甚至是微观的。它们都是上海作为一个革命城市，对于革命历史郑重的礼赞，体现了一种上海的文化情怀以及格调。

　　《望道》的整体美学是温柔敦厚的。这种温柔敦厚，是基于陈望道作为学者的性格以及风范，是编导所着力体现的影片整体风格，也是上影传统美学的一种展现，它是有文脉的，从《开天辟地》到《1921》又到《望道》传承而来。它是严谨的，没有哗众取宠，没有被资本裹卷的炫技手法，它体现在电影摄制的各个创作环节，优雅地讲述一个真实的“史说”而不是戏说，它是经得起推敲的，故而常人以为会浓彩重墨渲染的“真理的味道”一场戏，也是婉约而来，深情而去，没有生硬描述，却又令人回味无穷。温柔敦厚，确立了该影片是可“品”的，是可“品看”的知识分子史和革命史。

　　《望道》的难度，在于书斋型的学者，其人生故事性以及戏剧性不会太强。它需要编导对主人公有深入的了解以及深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按照电影的美学规律进行精致营构。显然，编导是用心的，影片中的陈望道以及故事是可信的，也是好看的。

　　首先，它赋予了一种戏剧性的情节肌理以及结构，如公开招聘《宣言》翻译者，一个个面试者颇有戏剧性；陈望道20天能否译完，是编织的一个剧中小悬念，而雨夜中陈独秀披衣欢喜地审看译稿，也有情节的感染力；盘尼西林，后来得知是周恩来同志所送，也是神来之笔。诸多精致营构，遍布影片各个故事关节。其次，影片也设计了一条人故事线，从杨阿龙到他的儿子，最后到迎接上海解放之日，与他的爱人重逢，许多陈望道的重场戏均与此线有关，可歌可泣之处颇多，既延续了陈望道与中共的关系，也带出了更大的历史覆盖面。再次，作为陈望道的职业和家庭生活，也设计有教育线和情感线，尤其是复旦大学的诸多历史，为观众首次涉及，蔡慕晖为救陈望道生命，与戴季陶周旋的一场戏，戏剧张力颇强，令人动容。精致营构，使影片保障了品质，是艺术创造的成功呈现。

　　从某种意义而言，影片讲述了一个人、一段历史、一个大学。一个人是指，许多观众对陈望道是只知其人其事，不知他的性格和脾气。其实，所知其人其事也是碎片的，除了《宣言》首译者以及复旦大学校长的身份，其他大概所知不多，影片提供了一个有性格和脾气的陈望道，而不仅仅是一个严谨的学者，甚至他的身上有他的同乡骆宾王性格的影子。从理解印刷厂工人罢工，到复旦大学新闻馆募捐，到师生抗议游行活动，陈望道的性格是鲜明的。一段历史指的是，《宣言》翻译前后的波折，一般民众未必了解，“真理的味道”具体的情景，也是未必了解，影片以非常艺术的手法，满足了观众的探知欲望。最后，一个大学——复旦大学在北碚办学之事，更为观众所陌生。而这一切，均通过一个人的故事和性格呈现出来，故而有现代革命史、高等教育史的文献意味，在对陈望道的丰富生动描述中，现代革命史、高等教育史也变得丰富生动起来。如此思想归旨，也是影片的魅力所在。

　　观毕电影《望道》全片，不得不折服这是一部融学术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优秀主流电影。这个结合突出体现在《宣言》中文首译本的翻译、校对、出版的全过程中。

　　就学术性而言，电影《望道》更多地吸纳了学术界尤其党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学术上作了进一步深入探索和大胆创新。其最大的学术创新，不仅在于突出陈望道是《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和中国创始人之一的实际身份，这也占据了电影《望道》一半的时长和篇幅，而且在于作品的主角也从传统学术观点中的单一主角变为双人主角，即从陈望道一人变为陈望道与陈独秀二人，充分展现了已为学术界所确认的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中国的主要创始人”和“中国早期的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和地位。这些学术成果都是近几年来国内党史学界尤其上海学者研究的最新成果。电影《望道》吸纳了这些重要学术成果，占据了国内党史学界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制高点，体现了学术严谨性和严肃性。

　　史学的真谛在于求真，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求真是严谨和严肃的根本，惟有真实才能永恒。关于《宣言》中文首译本的翻译出版过程，显然是电影《望道》的首要主题、影片主体和第一个高潮所在，也是对学术成果吸纳最多、对历史事实最多尊重的部分，堪称《宣言》首译过程的严谨还原。在《宣言》译者的遴选上，电影《望道》尊重了历史线月从北京南下上海寻找《宣言》首译人讲起，到登报招聘、数轮面试，最终由邵力子推荐留日学生、浙江一师教员陈望道并经陈独秀、李汉俊和邵力子面试而最终确定。在《宣言》的校对、出版过程中，电影《望道》展现了由陈独秀指派李汉俊校对、争取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经费资助、收购又新印刷厂印刷的详细历程，也突出了陈独秀的统率组织作用。甚至首版书名误为《共党产宣言》而不作修改重印的关键决策，也由陈独秀当场拍板，突出了陈独秀的重要作用和决定性地位。这是对学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

　　其实，图书《望道》本身就是一部文学性和思想性兼具的优秀文学作品。正如鲁迅文学奖得主、图书《望道》作者徐锦庚所说，创作初衷，是写陈望道，反复斟酌，决定写“望道们”。“望道们”不仅包括《宣言》原作者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德国青年”，而且包括《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决策者、校对者、出版者、再版者，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邵力子等，其中最突出的当数陈独秀。电影《望道》充分体现了这个最新也是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

　　就思想性而言，电影《望道》以其启蒙因素和政治引领价值而具有强烈的思想震撼力。

　　其思想性一是来自《宣言》本身——它不仅是首部全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伟大著作，也是一个思想内容丰富的理论宝库，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一经问世就震动了世界”。不言而喻，在党的创建过程中，《宣言》具有鞭辟入里的理论穿透力和激扬中外的社会号召力，对于正在“寻道”的中国先进分子而言，迫切需要借助这一重要思想武器。

　　二是来自陈望道改名。电影《望道》一开场，陈望道改名的一幕就呈现于银幕。自日本学成归来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他便主动改名“望道”，宣示要“追望大道”，即探索、展望、寻找新的道德、法则和革命道路。陈望道改名后，他的两个弟弟也分别由“贯一”和“精一”改名为“伸道”和“致道”，思想引领价值得到初步展现。杭州“一师风潮”爆发，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等一批进步学生勇敢声援北京五四运动，表明“望道”开始深入人心。

　　三是来自首译《宣言》的艰难历程。接受任务后，陈望道立即离开浙江一师返回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独守自家柴房近一个月，为翻译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甚至误把墨汁当糖水，“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这段佳话由此产生并得以广为传颂，直到90余年之后的2012年仍为习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所津津乐道并完整表述，其思想力量之磅礴，其震撼力量之伟大，堪称“全片的灵魂”，是电影《望道》最重要的思想性所在。

　　就艺术性而言，电影《望道》以其穿越百年的宏大叙事和超越常规的情节设计具备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图书《望道》本已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对此，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向云驹指出，“五个一工程”的文艺作品“总的特点可以用四个特色来概括——国家形象、史诗历史、时代记忆和文化名片”。而电影《望道》则有了新的艺术拓展。

　　电影《望道》的艺术提升一是在于该片的主创团队。该片由文艺底蕴极为深厚的上影集团拍摄，有胡军、刘烨、奚美娟一众著名演员和艺术大家主演、压阵，艺术张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宣言》的翻译、出版和建党过程中，胡军表现出了陈独秀的领导人风范，刘烨表现出了陈望道内敛稳健的性格和熟谙中西的学识，奚美娟在极短极小的时空中展现出陈望道母亲的慈母形象和大家风范。这些艺术品质的充分展现，极大地提升了电影《望道》的艺术品位。

　　二是体现在《宣言》翻译人选的确定方式上。正如上影集团董事长、总出品人王健儿在首映式上发表的感慨：“我们汇聚了精兵强将，希望打造一部思想上有意义，艺术上有价值，同时能让观众感动的影片。”如同热播电视剧《觉醒年代》的叙事手法，电影《望道》并未采用邵力子推荐、经陈独秀与戴季陶沈玄庐等确认、再由邵力子写信给正在浙江一师与反动当局斗争的陈望道、陈望道接到任务后立即返回义乌老家潜心翻译的真实做法，而采取由李汉俊去杭州接陈望道来上海、由陈独秀、李汉俊、邵力子进行面试考核当场确定的方式。以此方式确定翻译人选，这充分展示出电影《望道》也具备“大事不虚、小节不拘”的艺术风格。对于一部主流影视作品而言，做到历史真实仅是必备的第一步，要让人物在银幕上和人心中立起来，就得不断增强艺术性，丰满不同角色的艺术形象。

　　中国历来有以标志性文艺作品纪念党的诞辰和领袖人物的文化传统。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电影、电视成为主要载体。庆祝建党70周年的《开天辟地》和90周年的《建党伟业》，都是经典大片，产生了重要的文化反响和教育效果。建党百年之际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反响。现在，随着电影《望道》逐渐进入长线放映，该片将以其学术严肃性、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受到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年的认可和喜爱，有望成为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经典故事。

　　（作者分别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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