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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重庆市监委向渝北区委发出“监察建议书”，针对该区政治生态中存在的“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收送红包礼金等现象，提出监察建议。

　　这份编号为渝监建〔2018〕1号的监察建议，在渝北区引发强烈反响，召开警示教育会、清理红包礼金、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一揽子举措相应实施。

　　“拔除‘烂树’的同时，通过监察建议，健全法规制度、扎牢制度的笼子，一手惩一手治，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向标本兼治转变，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同步推进，同向发力。”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陈雍表示。

　　这份监察建议，源于该区区委原常委吴德华案的查处。市纪委监委审查调查发现，吴德华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丧失政治立场，与党中央离心离德；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收受下属礼金，经常出入私人会所，带坏当地政治生态；违反廉洁纪律，搞权钱、钱色交易等等。

　　深究其变质的原因，渝北区的政治生态是重要的“大气候”。吴德华在其忏悔录中谈到：渝北区受“袍哥”文化、码头文化影响，红包、酒局、段子是形成码头文化的“三件套”，结“干亲家”、拜“干爹”是形成“袍哥”文化的“两扳手”。“红包，大事小事靠它开道，一回生二回熟，十回把你拉下河；酒局，流行‘能喝半斤喝八两，这种干部要培养’；段子，是酒局的重要部分，在酒桌上插科打诨，谈笑风生，全靠段子提人气结人缘……红包、酒局、段子，组合使用对政治生态的破坏性很大。”

　　吴德华本人就是不良政治生态的“产物”：因为“酒品”好、酒量大、口才好，他成为一些领导干部桌上的常客，融入了当地“圈子”，为仕途“铺平”了道路。党的十八大后，酒局失去生存空间，该区部分党员干部把酒局转入地下，吴德华又成了私人会所、农家乐的“座上宾”。段子是下酒“佐料”，红包则在潜移默化中突破了个人的廉洁底线，以吴德华的话来说，“一开始，我认为红包是小事，够不上标准，组织上也不会认真管这件事，就有了侥幸心理。对红包心存侥幸，对其他事也会如此，红包就是那让千里大堤垮塌的蚁穴。”后来，吴德华不满足于红包这点小钱，主动出击利用职权索要贿赂，成为腐化堕落的典型。

　　办理此案的纪检监察干部表示，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和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过去十年，重庆相继发生、王立军案件和孙政才案件，对政治生态和干部队伍伤害极大。渝北区深受其害，吴德华既是受害者，也是污染因子，概莫能外。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推动惩治同步标本兼治，重庆市监委对此案反映的政治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从政治高度、思想认识、社会成因等方面提出了5项建议，包括牢牢把握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纲和魂，切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决全面干净彻底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王立军流毒；坚决破除“袍哥”文化、码头文化，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坚决遏制“四风”问题，以永远在路上的恒心和韧劲深入抓好作风建设；着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等。

　　其中，对于区内存在的“袍哥”文化、码头文化，建议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高干部政德建设水平，下大力气整治党员干部讲“荤段子”、结“干亲家”、拜“干爹”等不良习气，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用新风正气涤荡歪风邪气，清除“潜规则”；对该区党员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特别是收送红包礼金惯性仍然很大的现象，进一步加大查处力度，用高压压住“四风”，形成压倒性态势。

　　目前，根据监察建议，渝北区已形成整改方案，整肃不良风气。与此同时，在市纪委监委的督促下，渝北区委将以吴德华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为反面教材，深入开展“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德、以案说责”警示教育活动，力争通过查处一人，警示一批，教育一片，挽救干部。

　　习总书记强调，“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全社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道德风尚，防止封建腐朽道德文化沉渣泛起”。对重庆来说，“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给政治生态带来了负面影响。认清它们对肃清不良文化、营造党内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重庆文化是由巴渝文化、码头文化、开埠文化、抗战文化等多种文化系统构成的复合体。重庆文化的主流、本质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积极向上的文化；但辩证地看，重庆文化中，也有消极、腐朽、有害的东西。

　　码头文化即是重庆文化中的糟粕，它与“袍哥”文化、江湖习气相互影响，并未随产生它们的时代的消失而消失，在文革时期曾经死灰复燃，又在、孙政才执政重庆期间沉渣泛起，造成了败坏政治生态的严重恶果。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袍哥”文化是“袍哥”组织及其成员因其游民化的生活状况和行为方式而形成的“反主流”的意识形态。码头文化中的“码头”并非实指港口区域，而是特指旧中国的帮会及其控制区域。旧时重庆占统治地位的帮会是“袍哥”，所以，一定意义上讲，重庆的码头文化，就是“袍哥”文化。“袍哥”文化、码头文化基本属于同一关系，江湖习气则是它们派生出的行为习惯与作风。

　　“袍哥”组织的源流及发展。“袍哥”又名汉留（流）、哥老会，与洪门、青帮一起构成旧中国三大帮会。“袍哥”组织最早可溯源至1661年郑成功创立的洪门与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的“啯噜”游匪，其发展可分为三大时期。第一时期是清初至辛亥革命，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积极作用。第二时期是民国初至解放前夕，国共两党都曾不同程度地利用或运用其力量进行政治、军事活动，“袍哥”在这一时期有功有过，但过大于功。第三时期是1949年以后，“袍哥”组织被取缔，但“袍哥”文化仍在社会中潜存并有较为深广的影响。

　　从形成原因分析，一是有深厚的历史和社会土壤。“袍哥”文化是游民生活的产物。游民是“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明清以后结成帮会组织的游民，对社会深具影响力。民国时期重庆是“袍哥”第一重镇，“袍哥”及其文化强力渗透于社会各界、各阶层。二是有久远的传统承袭。“袍哥”文化传承的是背离正统、主流文化的“小传统”，其核心理念是无原则的义气至上。在压迫深重、动荡不安的旧中国，这种“小传统”有其反抗压迫和自我保护的一定的合理性，也因此而在历史上长期延续。三是有大众化的传播形式。“袍哥”文化凭借多种大众文化形式尤其是传播力、传播面最大的通俗文艺形式进行传播，弥散性地影响全社会和各阶层。

　　从表现特征看，一是强烈的反社会性。为了团伙利益，可以破坏一切社会规范，“唯恐天下不乱”以便于乱中求胜是其突出特征。二是谋私的团伙性。拉帮结派，义气至上，表面上似乎是“利他”，究其实，团伙内的相互维护最终仍是为了确保一己私利。三是黑暗的宗法性。崇尚无法无天的自由，却又自订苛酷的团伙规则；标榜“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实则推行效忠“龙头老大”的家长制。它将流氓精神与帝王意识这两种最黑暗的因素揉成了一体。四是野蛮的破坏性。在政治与社会斗争中，它最具主动的攻击性和破坏性，而且极其残暴和野蛮。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和江湖习气毋庸置疑地是一种破坏党风、危害社会的逆流，必须予以坚决清除。

　　一是坚持法治和德治并举。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提出“要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的要求，为清除这种不良文化的影响指明了方向和方法。

　　二是移风易俗，激浊扬清。“袍哥”文化造成的最大恶果是不良的社会风习。社会风习是社会面貌、民族性格的最大形塑机制，而社会歪风的盛行也必对政党、政权产生腐蚀作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健康向上的社会生活，必须清除重庆民风民俗中遗存的这种不良文化因子，倡导和树立契合新时代的新风尚。

　　三是切断不良文化的传播路径。应当运用文艺体制反不良文化传播：一是管理部门的宣传引导，二是业界权威的扶正纠偏，三是大众媒体的导向把关。由此而切断不良文化的传播路径，并使通俗文艺这一传播利器成为弘扬重庆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四是从语言层面摒除“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重庆的“言子”极富表现力而又诙谐亲切，但也遗存了不少“袍哥”黑话，对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有着深层次的不良影响，必须坚决摒弃这类话语表达。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是落后、腐朽的文化，与法治精神水火不容、与德治要求势若冰炭，必须予以高度警惕和坚决清除。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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