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长达8年的全面抗战正式爆发。蓄谋已久、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且战斗力强劲的日寇，接连从上海和北方两个方向发动进攻，原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尤其是集中了当时全国最精锐部队的淞沪会战失败后，无险可守的南京岌岌可危。

　　南京国民政府和常凯申也意识到了 这一点。为了长期抗战，国民政府从长远角度出发，于1937年11月20日发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言宣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

　　从这时开始，国民政府开始被称为重庆国民政府，重庆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陪都。也从这时起，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外交和统治中心，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区的指挥中枢。

　　第一，重庆拥有悠久的历史，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尤其是近代的发展，重庆已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经济最发达、工业最先进的城市。也就是说，当时的重庆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的大城市之一，具备了承载国民政府和大量人口迁入的能力。

　　同时，重庆紧靠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也使得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可以拥有足够的物资供应。这也是重庆作为战时陪都的极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包括庞大的国民政府机构及军队在内，重庆长期驻扎数十万完全脱产的人口。

　　而在战时资源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为如此庞大的人口提供足够的生活和生产物资，在当时的中国绝大部分精华地区被日寇占据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几个城市拥有如此的承载能力，而重庆正是这极少数城市之一。

　　第二，重庆是著名的山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与此同时，重庆又有长江流过，交通便利。这也是重庆被定为首都的重要原因之一。抗战时期，由于敌强我弱，国民政府不得不实行最为惨烈的焦土政策，以空间换时间，也因此，中国大部分精华地区沦陷。而作为首都，也必须考虑面对日寇大举进攻，能否守住的问题。

　　事实上，在首都南京面临沦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考虑的迁都目的地并非只有重庆一个，同时考虑的，还有成都、武汉、洛阳、西安等地。但是，交通便利、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却极易受到日寇攻击，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却不具备守住武汉的可能。

　　洛阳与武汉的情况较为相近，自然也不在选择之列；西安地区位置过于偏僻，再加上地处西北、土地贫瘠，不具备承载大量政府人员和军队的能力；而成都虽然地处四川盆地，经济和工业发展也颇为不弱，但是位于四川腹地的成都过于偏离前线，且没有铁路相通，只能作为“最后的守备地带”，而不是首都。因此相比较而言，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显然是最合适的。

　　第三，则由于四川军阀的态度。众所周知，从辛亥革命之后，四川始终处于军阀混战的局面。在诸多四川军阀中，存在两支最为强大的军阀队伍，分别为占据了重庆地区的刘湘，和以成都为根据地的刘文辉。

　　刘湘在多次军阀混战中都站在了蒋介石的一边，国民政府进驻四川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在刘湘统治下的重庆。而刘文辉则不同，刘文辉多次通电反蒋，与蒋介石关系比较紧张。

　　“二刘大战”刘文辉败退西康以后，位于四川腹地的成都等地区，则盘踞着大量四川军阀。如果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强行进驻成都，势必会激化与四川诸多军阀的矛盾，这显然不利于团结抗战。

　　相反，占据重庆等地的刘湘多次表态积极支持抗战，并亲自率领川军出川抗日。刘湘在抗战问题上顾全大局，也是重庆成为战时陪都的极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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