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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一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就此开始。1983年2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大城市，由此被赋予了重大历史使命，获得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改革试点期间，重庆市委、市政府进行了以增强企业活力为核心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成果显著。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重庆又率先在国合商业企业（国营合作社、供销社的统称）推行“四放开”试点，为探索流通领域的改革作出了有益尝试，经验得到中央肯定，在全国推广。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庆抓住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为增强经济活力作出了诸多探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本期党史故事推出第十个专题：《改革开放——重庆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1983年2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大城市。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当时我国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工作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赋予重庆重大历史使命，也为重庆带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改革在农村率先取得突破，改革的重点逐渐由农村向城市转移。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1979年5月，国家经委等六部门选择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等8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试点。到1980年6月，全国试点企业达到6600家。此后，为了进一步划分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与职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中央到地方逐步开始对企业进行经济责任制改革。到1981年底，全国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工业企业达4.2万多家。这些改革初步调整了国家、企业、职工之间的利益关系，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

　　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按行政层次、行政板块组织经济生活，我国的企业分属国家各个部门、各个省市管理，商品物资不按经济规律流通。城市统筹经济发展的权限和能力很弱，同在一个城市的企业之间也难以建立有效的经济协作和联系，这极大地阻碍了城市经济中心作用的发挥。

　　1979年，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明夫带领中央财经委员会四川调查组到重庆调查时，提出了“城市是经济发展中心”的概念。他主张对城市体制进行改革，让城市打破条块界线统一管理和协调企业，并由城市的发展带动一定范围的区域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1980年，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提出了“经济中心城市”的理论，而且主张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利用市场的作用，按照商品流通的需要来改善现有经济组织，建立跨行业、跨地区的联系。此时，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在改革实践中日益受到重视，国家对城市体制的改革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同时，由于企业的发展受到整个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制约，对企业的改革就不能孤立进行，需要扩展到相关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从1981年起，国务院决定选择中小城市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验，先后在湖北省沙市（现属于湖北省荆州市）和江苏省常州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对城市经济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各个方面进行配套改革。

　　但这两个城市都是中小城市，绝大部分企业是小型集体所有制企业，经济关系比较简单。在这样的城市进行试点，很难找到改革城市体制的有效途径。因此，选择一座经济关系复杂的大城市进行试点势在必行。

　　在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从中小城市发展到大城市的重要节点上，蒋一苇和林凌两位学者，对重庆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大城市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1980年前后，重庆工业总产值占四川四分之一，占西南地区六分之一。但是，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庆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存在很多问题和困难：一是市一级财政收入很少，没有能力进行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二是当时重庆市的行政地位是地市级，经济活动被封闭在行政区划范围内，无法发挥城市对周围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三是重庆有几百家大中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但大部分归中央各部和省各厅局分散管理，企业之间难以形成专业化协作关系。但同时，四川省和重庆市的企业改革起步较早，效果也比较好。

　　蒋一苇和林凌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蒋一苇是川东地下党成员，曾与红岩英烈陈然等共同负责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机关刊物《挺进报》的编辑、发行工作，20世纪80年代担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前，林凌在北京从事地下工作，1950年南下重庆工作，从此与重庆结缘，20世纪80年代担任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

　　当时，这两位学者活跃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理论研究的第一线，因观点相近成为学术伙伴。他们的观点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性极强，无法从上到下做好规划再搞，只能自下而上地冲。”两位学者将这一现象总结为“撞击反射”。

　　蒋一苇和林凌非常关注重庆的改革，对重庆的情况也非常熟悉。更重要的是，林凌1979年陪同中央财经委员会四川调查组对重庆进行了调研，对“城市是经济的中心”这一观点非常熟悉，对四川省委领导曾经考虑在重庆进行城市体制改革的想法也很清楚，这为他们后来提出在重庆而不是其他大城市首先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埋下了伏笔。

　　1982年4月，蒋一苇和林凌到首都钢铁公司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调查，形成了“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方案并上报中央。同时，两位学者还进一步认识到：深入进行大型国企改革，必须有一个相适应的外部环境，要有企业所在地的城市改革与之配套。于是，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他们附带提了一条建议：企业改革和城市改革有密切关系，城市不改革企业很难搞好，建议选择一个经济关系比较复杂的大城市进行试点，并建议选择重庆。这份报告送上去后，很快得到国务院批示，原则同意在重庆搞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并要求国家体改委对此进行研究。

　　报告被批准后，蒋一苇和林凌等人立即赶到重庆进行调研，重庆市委、市政府对此非常欢迎，积极支持调研工作，并派人去沙市、常州市了解试点情况。同时，国家体改委也抓紧研究如何在重庆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1982年11月，蒋一苇和林凌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强调了选择重庆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4条理由：第一，重庆经济关系复杂，搞好重庆的改革，可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实践经验，有利于发挥重庆及其他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同时，重庆国防工业集中，搞好重庆的改革也有利于发挥国防工业的作用；第二，重庆是改革最早、改革领域最广泛的城市之一，有很好的基础条件；第三，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重庆充满关怀和希望；第四，重庆属于非省会特大城市，容易在经济上同省里分开，可以在重庆实行“点”内试，将“点”封闭起来，在“点”内打破常规，大胆试行一些特殊的体制和政策，在试验成功之前，其他城市不得仿效。这份报告，消除了当时一些关于重庆是否具备改革试点条件的疑虑，对中央下决心在重庆开展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起了重要作用。

　　重庆市委、市政府在争取、推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中做了大量工作。国家体改委、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对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进行多次沟通，达成了一些原则意见。重庆市根据这些原则意见，形成了关于开展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方案上报四川省委。四川省委专门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同意后，1983年1月10日，四川省委、省政府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报告，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尽快批准在重庆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1983年2月8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呈送的《关于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由此，重庆正式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大城市。这个文件下发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又专门下发了另一个文件，要求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大力支持重庆改革。

　　重庆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是在党中央、国务院推动下开展的，又因为重庆是全国第一个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大城市，所以得到了各方面重视。

　　1983年上半年，国家体改委先后3次召开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会。同年2月12日，国家体改委负责人受国务院常务会议委托，召集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等28个部委召开会议，对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进行动员部署。3月2日至21日，国务院26个部门、四川省29个部门以及重庆市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共200余人在重庆召开会议，经过调查研究、反复酝酿和协商，共议定24个部门的改革方案和建议。5月17日至30日，国务院23个部委、四川省14个厅局和重庆市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共150多人召开会议，主要研究企业技术改造、军民结合、重点建设等问题。这些由相关国家部委和省、市有关部门共同参加的重要会议，是落实计划单列、省级经济管理权限、中央和省属企业下放等政策的关键步骤和行动。

　　在改革试点中，重庆实行计划单列，并享有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从此打破了条块分割对重庆经济发展的制约和限制，扩大了重庆管理经济社会的自主权，突出了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重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可以直接向中央申请立项，自身的财力也得以增强。

　　在此期间，珞璜电厂、江北机场等一大批重庆长期以来难以企及的重大项目相继落实。此外，重庆对全市企业进行了大规模技术改造，推动开发了“山城”手表、“嘉陵”摩托、“五洲阿里斯顿”冰箱、“红岩”电视机、“峡江”洗衣机等众多名噪一时的产品，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在此基础上，重庆市积极探索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樊篱，在企业管理体制、流通体制、财政税收金融体制、劳动工资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导向的改革，提倡按经济规律办事，引入市场机制，增强了企业和社会经济活力，这与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和实践发展逻辑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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