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是陪都成都更富庶为何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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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有设置陪都的习惯。比如炎帝定都于陈时,将曲阜设为别营。黄帝居轩辕之丘,把逐鹿定为别营。此后从周朝到唐朝一千多年里,长安和洛阳两大古都,不断在首都和陪都之间互换身份。东京成为宋朝的首都后,西京、南京、北京三地均被设为陪都,所以陪都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民国时期的陪都,最初也是千年古都长安演变而来的西安。可是当首都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却没有迁往西安,也没有选择深处内陆西南大山最为安全的成都,而是选择紧靠长江的山城重庆,作为新的陪都,将它作为战时的临时指挥中心,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对于首都的选择,在20世纪前30年一直争论不休,北平靠近东北,沙俄和日本虎视眈眈。南京临近出海口,地势上一马平川。一旦时局不稳,极容易首先遭到攻击。所以国民政府一直在考虑于内陆地区建立行都,以应对不测。
1932年“1·28事变”后,国民政府曾短暂迁驻洛阳办公,同时大力建设西安陪都,以作形势进一步恶化的迁都准备。但短暂的迁都经历,使得国民政府意识到,西安和洛阳虽然同为千年古都,但并不是陪都的最佳选择。
首先洛阳和南京地形相当,没有可供阻击日军长驱直入的战略屏障。而地处西北的西安不仅交通不便,经济和基建上也很落后,根本无法支撑迁都带来的庞大人口,何况西北离被日军侵占的华北以及北方的苏联太近,无法获得战略纵深和接受英美援助。
除了这两个地方,武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首义之功颇有意义,江汉平原鱼米之乡经济富庶,交通上四通八达有九省通衢美名。1927年北伐成功后,也差点被定为陪都。但是抗战紧急时刻,同样为平原地势的武汉和南京之间缺乏战略缓冲,倘若日军占领出海口沿江而上,或是从华北沿铁路线南下,武汉很难守住。
再看其它的地区,广州离海岸线太近,昆明经济实力不足,在国民政府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消耗战策略下,只有四面环山的四川盆地最为合适。
四川可以作为陪都的城市,只有成都和重庆,由于有着长江运输便利的优势,重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有了一定的商业和工业基础。虽然和东部沿海城市有较大差距,但是和成都相比,重庆金融更繁荣,经济上足以承载起陪都的重任。
交通方面,重庆坐拥长江、嘉陵江两大水域。虽然铁路和公路不便,但是通过水路将办公人员及物资从南京迁至重庆更加快捷。而且重庆的长江段由于山势原因江面狭窄,更加有利于防守溯江而上的日军。
重庆号称山城,地势犬牙交错易守难攻,渝中半岛的北、东、西三面由长江和嘉陵江环绕,西面还有中梁山阻隔,加上青木关、佛图关等险要关隘,即使日本人打进盆地,国民军队也可以据险扼守确保不失。
重庆还有着雾都的称号,由于地处河谷地带,冬季常起大雾。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当地每年有一百多天为大雾天气。而始终打不进四川盆地的日军,只能通过空袭打击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意志,这时大雾给了重庆很好的掩护。
另外,重庆的山体多为石山,非常有利于修建防空洞,是应对日军空袭最为合适的防空设施,而以上这些条件,都是成都所没有的。
抗日战争爆发前,四川大小军阀林立,派系众多,虽然名义上服从中央,但各派之间混战不止,随着局势好转,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利用剿共机会,国民政府才不断对军阀收编整合,慢慢取得四川控制权。
在这些军阀中,控制重庆的刘湘与中央走得最近,所以国民政府全力支持刘湘主政四川。刘湘的大本营重庆,也就成了中央控制最牢最放心的城市。
至于成都,军阀们为了利益还在打打停停并不稳定,迁都成都很容易受到军阀的制肘。
刘湘病逝后,蒋中正任命亲信张群入主四川省政府,但遭到川军军阀们一致强烈抵制,双方差点为此翻脸,最终蒋中正只得让步。因此,没有军阀盘踞的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实为最佳选择。
1937年11月11日,淞沪会战结束前,蒋中正和林森进行了一次会谈,20日政府即发布公告宣布迁都。可见把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是国民政府酝酿已久的最佳选择。
(参考资料:《抗战爆发前后国都西迁与重庆陪都地位的形成》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