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从互联网随缘搜索选用，包括慢新闻、上游、重庆老街群等，一并鸣谢。若涉版权保护主张，请联系删除。）

　　三、彭家大院、阮庄“竹林别墅”、“官邸”：中央政校本部、研究生部的前世今生

　　四、中央政校三个知名校友：马鹤凌、秦厚修夫妇；因“政治不正确”被开除、肄业的大文豪金庸

　　20年前在台湾当选并连任的前中国主席、前“中华民国总统”先生，最近率台湾青年学生团，到南京、武汉、长沙、重庆、上海等城市祭祖、参观访问，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件，引起很多关注。

　　祭访团队行程表已在网上公开，重庆安排了两天两夜，包括参访抗战历史博物馆，重庆市规划展览馆，中央政治学校旧址，三峡博物馆，凭吊张自忠将军陵园等。

　　已随缘蹭热度，突击了几篇关联度较大的陪都抗战史简介，今天接着聊聊祭访团行程表中的重庆中央政治学校的龙门阵。

　　重庆作为中华民国时代的抗战陪都，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远东地区司令部所在地，抗战遗址很多，是中国抗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文化宝库，史鉴高地。（本文随缘提出“重庆是二战史鉴高地、世界文明史鉴高地”的提法，恭喜你有缘见证这个史学创新。）

　　例如：抗战胜利庆功碑（解放碑）、宋庆龄故居暨保卫中国同盟总部、美苏多国当年的驻华大使馆、韩国总部、史迪威图书馆、抗战金融机构旧址群(渝中区)、国共双十协议签约历史陈列馆、八路军办事处、“民主之家”特园、李子坝抗战遗址群、歌乐山抗战遗址群、南山的抗战博物馆、北碚抗战遗址群、、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北碚区)、江津白沙抗战遗址群……等等。

　　仅仅我晓得的，抗战历史地位高、仍然保存较好的重庆抗战文化遗址，就有几百上千个……

　　这次特别率团到重庆祭访，主要是冲着抗战陪都的重要历史场所、旧址而来的。

　　虽然这是本人及、中华民国在台时期领导人在任、卸任后第一次参访重庆，因此，从台湾的、“中华民国”角度讲，这次率团祭访也可谓“重游故地”、“老马识途”。

　　例如，前“国防部长、行政院长、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郝伯村，及大量台湾党政军要员，此前曾多次到过重庆祭扫、参访。

　　郝柏村将军，曾于1944年被派到重庆陆军大学第20期学习。2014年，也是折腾厉害关头，以95岁高龄，三次到率团参访抗战故地，首先就是以重庆为出发点的“华中行”，其次是以芦沟桥为首站的“华北行”，再则是以崑仑关为起点的“华南行”。当年在重庆参访了解放碑、蒋介石官邸等遗址。

　　相对于重庆、大陆的巨量抗战历史遗址而言，这次祭访行程也是非常紧凑的，具体祭访项目是精挑细选了的，为什么要特别优选连很多重庆年轻人已不太了解的中央政治学校呢？

　　最主要原因在于，这个中央政校是在陪都时期的“中央党校”，附近还有包括蒋介石的“校长官邸”的南泉抗战遗址群；而的父母马鹤凌、秦厚修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知名人士、著名校友，并且还是同级老乡校友，还在此喜结良缘。

　　因此，作为人子，和前主席、前中华民国总统，在三年大疫大解封之后的清明节期间，率团参访政校旧址，从中华传统孝道文化角度合乎伦理，有情有义，从主席背景政治正确，属于公私兼顾，相得益彰。

　　至于我之所以优先介绍这个中央政治学校，也有一个于公于私合情合理的特殊原因：寰球华人爱戴、敬重、感念的超级文豪金庸先生，当年是这个学校的学霸，因墨侠精神、文侠义勇，触犯当时的体制内和学阀逆鳞，“政治不正确”，而被开除、肄业。作为金庸群侠时事-历史群的群主和藏经阁扫地僧，我有责任和义务蹭此热度，把键盘当扫帚和笔墨，入世修行金大侠亲传给环球金粉群英的乾坤大挪移第九重功夫，为金大侠的公案讨个说法，实战提升金粉群侠温故知新的视野广度、史鉴深度和趣味性。

　　这个中央政治学校旧址，位于重庆老主城区之一的巴南区南泉街道白鹤村16号的重庆工程学院南泉校区内。

　　南泉，是南温泉的简称，距市中区15公里，背靠树木繁茂的仙居山，面临流水潺潺的花溪河，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小巧精致，因此又叫“小泉”。

　　重庆工程学院，前身是2001年8月成立的重庆正大软件专修学院，2014年5月经教育部批准为普通本科院校，是中央财政支持建设院校。学院设有南泉和双桥两个校区，校园占地815亩，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约15000人。

　　一般所说的中央政治学校旧址，完全位于重庆工程学院南泉校区内部，没有单独的出入道路。

　　这个政校旧址，是一座由上中下三厅、二层楼房组成的“器”字形四合院，建筑面积3860平方米，占地面积5320平方米，接近13个标准篮球场。

　　三、彭家大院、阮庄“竹林别墅”、“官邸”：中央政校本部、研究生部的前世今生

　　这个四合院，由大盐商富绅彭瑞川始建于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当地称为“彭家大院”、“彭瑞川庄院”，现代时尚称呼为“彭氏民居”。

　　整个院落坐东向西，由10个回廊式小四合院组成，大小房间77间，12个天井。前厅为单檐硬山式穿逗木结构建筑，面阔3间10米，进深5.8米，通高6.4米；中厅为单檐悬山穿逗式木结构建筑，面阔3间14米，进深10.5米，通高7.8米；后厅为单檐悬山式穿逗木结构建筑，面阔5间23米，进深10米，通高7.2米；四周用高达5-7米的砖石围墙或风火墙维护；屋面均施小青瓦，青石铺地。

　　整个庭院有科学的防雨、排水系统，因而历经两百年风雨，仍然保存较好，是目前重庆主城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代民居建筑之一。清末民初，彭氏家族衰落，大宅门变成存古学堂。

　　存古学堂，不是一个学堂、书院，而是全国性的一系列学堂、书院的“连锁”称谓。是晚清著名洋务大臣张之洞，在西学东侵危局下，采纳学贯东西的辜鸿铭的建议，提出《奏修订存古学堂章程折》，其中提出“存古学堂以养成初级师范学堂、中学堂及与此同等学堂之经学、国文、中国历史教员为宗旨，并以预备储升入经科、文科大学之选。”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大举入侵，进而在8月13日爆发第二次淞沪会战，南京情势日益危急。11月17日，由国府主席林森率大小官员开始撤离南京，沿着长江内迁，三日后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国府于12月1日开始在重庆办公，重庆由此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历史重任，演义气壮山河的“愈炸愈强”大抗战史。

　　1940年9月6日，国府正式发布命令，宣布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重庆一直是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宣布北平和重庆为陪都。因此，重庆在抗战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前，具有中华民国“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的“双都”身份。

　　在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逃难和持久战迁移过程中，中央政治学校于1938年内迁到重庆。

　　前身是中国于1927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国中央党务学校。先准备取名“宣传训练院”，负责北伐期间干部的教育训练，随即违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用于对先前按国共两党协定加入的中共党员进行“清党”的内卷、内战高级干部培训机构。

　　首任校长为蒋介石，定校训为“亲爱精诚”，与苏联支持孙中山在1924年创办的黄埔军校一致。

　　创校初期借用国立东南大学校舍，后迁至江苏省立法政大学校址，课程着重党务及社会运动、政治宣传

　　更名为中央政治学校，初设政治、财政、地方自治、社会经济四个系，后增设新闻、教育和外交等系，学制四年。原党校第二期学生改为政校第一期。

　　1930年增设测验工作人员养成所，西康学生特别训练班及蒙藏班，1931年增设华侨班。各系都是本科，1932年改称大学部。当年8月，增设地政研究班，12月设计政学院。

　　1933年改蒙藏班为蒙藏学校，地政研究班改为地政学院。10月成立包头、康定、西宁三分校。1935年2月成立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招收该校及其他普通高校毕业生做研究员，通过考核可获硕士或博士学位；5月设肃州分校。

　　大抗战爆发后，中央政校也陷入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艰难岁月。学校师生于1937年秋痛别校舍，以国际战争难民的缘故和方式，迁到庐山，1938年春又转迁芷江，当年秋冬再迁往重庆。

　　经历过大搬家的人都知道，大搬家是辛苦事，每次搬迁都有很多鲜为人知的艰辛故事，由于抗战屡败屡战，节节撤退，中央政校的师生不得不在三年内大搬家三次。国难浩劫的苦痛，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搬迁到重庆，就相对安顿了，并且校园内外的环境极好：是一个温泉别墅群：重庆南温泉的小泉竹林别墅群。

　　由于人多房少，需要改扩建。学校迁建及恢复教学事务，由时任国府教育长陈果夫负责。

　　陈果夫（1892年10月27日—1951年8月25日），名祖焘，字果夫，浙江吴兴东林镇（今浙江湖州东林镇）人，民国时期政治人物，是内。1926年当选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中央组织部代部长。1929年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成立中央政治干部学校。与弟陈立夫与蒋介石关系密切，负责内组织及党务，有“二陈”、“CC系”之称，及“蒋家天下陈家党”说法。

　　这个小泉别墅区，在清末民初是个寺庙，曾经香火鼎盛，到清末由盛转衰，逐渐颓败荒弃。1932年前后，前清秀才阮春泉花了80块大洋，成为这片温泉的地主，兴建九栋别墅和温泉池，自家居住之余，开办旅社浴室对外营业，时称“阮庄”。因四周遍植修竹，又称“竹林别墅”。

　　国府为迁中央政校，征用了“阮庄”的竹林别墅，作为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在渝期间官邸之一。

　　至于当时的“阮庄”业主及其后人，缺乏史料记载，暂不知所踪。当年类似的征用不计其数。这是当时巴蜀地区新老土著为抗战做出的巨多贡献之一。

　　国府还利用重庆南山花溪河畔的丛林，在彭家大院和竹林别墅附近，兴建在若干官邸。包括“校长官邸”、孔园-孔祥熙官邸、听泉楼-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官邸。

　　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专为校长蒋介石修建的“校长官邸”。这个官邸现位于“保利小泉别墅”区内，是蒋介石在渝期间四大官邸之一。

　　校长官邸坐南向北，是中西合璧式建筑。占地面积298平方米，建筑面积272平方米，大小厅室12间，通高7.4米；砖混木结构，单檐歇山式顶，小青瓦屋面。

　　当年蒋校长在中央政校开学、毕业等重要时间节点，会到学校视察和“训话”（演讲），平时在这里的时间不多。

　　在小泉校舍改扩建期间，中央政校逐渐恢复教学能力后，即面向社会招收学员，先开设了法政、经济、外交、新闻、地政五个系，会计院、地政院暂借彭家大院复课，其它部分入驻“竹林别墅”及其附近建筑。

　　1939年1月，小泉校区新建教学楼和宿舍楼落成，本科部全部迁入，研究部迁驻彭家大院。也就是说，中央政校的本部在小泉“阮庄”“竹林别墅”片区，由于建筑面积不够用，彭家大院曾作为两个学院和研究部师生的临时住宿和教学场所。后来小泉校区完成扩建后，中央政校总部和本科部都集中到了一起。彭家大院改用作中央政校研究部。

　　中央政治学校作为培养党政精英的专门学校，蒋介石很看重，他不但亲任校长，还每年都要来学校视察、训话多次。但他作为国府和的最高领导人，缺乏时间处理校务，校长一职是为强化个人权威而挂名，校务实际管理工作由教育长陈果夫、张道藩、程天放，及教务部、训导部、总务部和毕业生指导部负责人承担。

　　就学校职能而言，中央政治学校是中国在中华民国训政时期培育政治人才的主要基地，地位类似“中共中央党校”。是近乎黄埔军校同级别的存在，史称

　　与抗战时期特别重要的西南联大等高校迁建创办时的简陋、艰难比较，中央政校是抗战期间内迁规格最高、新校规模最大、校舍最新、最好的大学。这个温泉别墅群大学，是抗战时期桃花园般的神奇存在。

　　这一方面体现出国民政府重视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级政务人才的培养，也体现出重庆土著的官军民商，对抗战内迁高校和各大机构用地和建设的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还暴露出国府当局当年“直把杭州作汴州”，在战时首都攀比着大兴土木，特别是为蒋委员长和权贵们兴建了很多相对于抗战救亡艰苦环境而言可谓豪华、奢侈的别墅——蒋委员长和很多高官在重庆有多处官邸、别墅，其中将为蒋委员长就有“四大别墅”。其中也有防备日军轰炸、行刺等安全防卫因素。

　　也正是由于显著的政治派性，和相对养尊处优、缺乏艰苦抗战奋斗磨砺的原因，加上国共政局变化导致的官宣选择性原因，中央政校没有涌现出西南联大那样的大师群体，和新中国建国创业群英。

　　四、中央政校三个知名校友：马鹤凌、秦厚修夫妇；因“政治不正确”被开除、肄业的大文豪金庸

　　不过，中央政校也确实为抗战建国，及日后的大中国培养了一些著名人物，例如的父母马鹤凌、秦厚修夫妇，全球华人家喻户晓的大智度超级文豪金庸先生等。

　　其中，马鹤凌、秦厚修是1941年同期入学的中央政大第十一期，两人是湖南同乡。马鹤凌籍贯是湖南省湘潭县天马乡，秦厚修是祖籍湖南长沙宁乡县。

　　更重要的是，两人在校期间因乡亲关系熟悉、恋爱，并于1944年8月毕业时在重庆结婚。

　　因此，对马鹤凌、秦厚修夫妇和兄弟姊妹而言，中央政校、南温泉、重庆是很浪漫、感念、缅怀的地方。

　　政大毕业前夕，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人”的号召从军抗战。1948年马鹤凌夫妇随军到台湾。1949年夫妻俩到香港接母亲，并在港小住了一段时间，喜获这个独子。也因此与“两岸三地”都有殊缘。

　　马鹤凌1951年举家迁台，曾当过蒋介石侍卫官，在蒋经国“救国团”任职。先后任阴明山党部书记，台北市党部第2、3组组长，公路党部设计委员，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秘书，知识青年党部书记长，台湾当局“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第四组主任等职位。1981年5月至1986年4月任台北市党部副主任委员。1986年任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副主任，于1992年退休，在台湾政界任职40余年同事、学生遍布台湾。

　　马鹤凌崇尚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主义和“”，践行“和平奋斗救中国”遗嘱，主张“化独渐统”，退休后长期从事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多次到大陆参观访问。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组织“中华四海同心会”，任主任委员。

　　还联系海内外志士学人，筹建了世界华人和平建设大会，任创会主席；先后在台北、美国芝加哥、旧金山等地召开了五届世界和平大会。其主旨是“谋求世界永久和平与人类真正幸福”。

　　使人啼笑皆非的是，和很多学校、教派、门派、党派相似，中央政校的最知名、最显赫校友，还不是马鹤凌夫妇这样的体制内的三好学生、标兵、模范，而“反体制”的另类，甚至还是被学校开除的肄业生、“逆徒”、“废柴”、“败类”，他的大名“地球人都知道”，名叫金庸。

　　给全球华人带来巨多欢乐、巨量商机、国学复兴超级推手、大文豪的金庸先生，1944年春考入中央政校，学的是外交专业。

　　金庸在中央政校是学霸，有资料说还是成绩第一，本来大有希望成为国府体制内的外交官、达官贵人，但因当年

　　义勇，为团结抗战这个当时官方和民间的最主流宣传、最高大尚执念，挺身而出为被职业学生欺凌的“异党分子”仗义执言、打抱不平，遭到诽谤、校方训斥；又为捍卫真相、公道、荣誉，而被定性为“目无领导”，“政治不正确”，1945年春夏间就被校方以“违反纪律”名义开除了，成为肄业生，陷入抗战流离失所后的又一次人生至暗时刻。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1946年金庸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研习国际法，然后到香港打拼，发挥出文学天赋、国学底蕴、商人头脑，成为报人，因抓住机遇突击武侠连载，报纸畅销，洛阳纸贵，进而修炼成为一代文豪、儒商、文化大师，演绎出“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有华人处就有金庸武侠，成为中外文学史上综合功力、境界的昆仑群峰级别的存在。

　　2007年5月21日，台湾政治大学（前身为中央政治学校）建校80周年，时任校长吴思华对当年校方的不当作为深表遗憾，邀请金庸回母校参加校庆活动，并授予名誉文学博士。金庸不计前嫌，一笑置之，还发表了演讲，实修并开示一代弥乐菩萨的睿智和大度。（笔者综合研判断定，金庸修行到弥乐菩萨高阶境界，距离弥乐佛功德境界很近了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方式向国内外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14年的日中战争，和按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算起的长达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国内外普天同庆。1946年春，民国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并将北京和重庆作为陪都。中央政校也随即迁回南京。

　　网上有幅1946年政大学生到重庆城区游行的老照片，有点模糊，不晓得是不是中央政校告别重庆时的场景。

　　隶属教育部，校长改为专任制，由顾毓琇担任，蒋介石结束了长达20年的亲人校长，担任名誉校长。

　　网上有中央政校的校徽、校旗、校歌。其中，校徽采用中华民国“国花”梅花图案，及国旗青红白三色，表示为国育才之意。中间是红色的篆字“政大”。就此估计是还都南京、合并成立政治大学后设计和使用的。

　　虽然我是半个抗战史学者，还突击编著过一部很厚的抗战通史《乱世存亡：不可忘却的民族抗争史》，但对于梅花在中华民国抗战时期的特殊重要含义，和特殊重要地位，我以前一直没留意，只晓得、中华民国通用青天白日图案，也晓得“梅花香自苦寒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名句，但从未将两个层面的事情联系到一起。

　　直到2015年，前《中国洪门》杂志总编任培厚先生从台湾来重庆参加孙穗芳博士向中国历史党派陈列馆的致公党展厅赠送孙中山铜像，我接待他时，听了相关讲解，才有缘弥补这个很重要的抗战史常识性空白。

　　中央政校的校歌也很有意思，基调是践行，开头强调了政治的管理职能，最后特别强调了校训“亲爱精诚”。

　　由于多层面的复杂原因，以“抗战建国元勋”、“胜利之师统帅”之类殊荣还都南京的蒋介石当局，被“胜不离川，败不离湾”的偈语言中——其中的“川”，当时是包含重庆的，迅速陷入内战的军事失败和经济破产的大溃败局面，再次失守南京，偏安于台湾岛上。1949年4月解放军占领南京，政大南京校址被新政权接管，国立中央政治大学在大陆停办。

　　1954年台湾“教育部长”张其昀批准政治大学在台北县木栅镇（今台北市文山区）复校，首任校长是日本东京大学毕业，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哲学学者陈大齐，初设行政、公民教育及新闻等三个研究所，1955年恢复成立大学部。

　　截至2020年1月，学校占地面积107.24公顷，设有34个学院（系）；10个研究中心；有专任教师653人；有普通本科生9237人，硕士研究生3805人，博士研究生949人。许多毕业生担任了台湾各大行业领军人物。

　　后来，蒋经国时期进行民主化政改，被势力利用，发生了与和混杂的政大校歌修改歌词事件：

　　如前介绍，台湾“国立中央政治大学”的前身是当局的中央政治学校，因此校歌歌词中有“吾党”、“”等用词。后来李登辉、等势力夺取和台湾的统治权后，逐渐进入了党政分开的民主化与渐进混杂的动荡变局时代。当局在2008年夺回执政权后，、势力质疑政大校歌“”意识严重，有学生多次发动联署废除校歌行动，反对校内一年一度合唱比赛“文化杯”把校歌列为指定曲，甚至“罢唱”，许多师生展开辩论。

　　折腾到2016年，8年任期届满，蔡英文上台后，政大成立“校歌检讨委员会”。

　　通过修正案，拿掉校歌中的“不妥词汇”：原歌词中的“实行为吾党的使命，建设中华民国是吾党的责任”之“建设中华民国”，被改成“维护自由人权”；

　　“革命”改成“革新”、“命令”改成“理念”、“实行”改成“实践民主法治”、“吾党”改成“我们”等等。

　　为缓和和两大对立阵营的矛盾冲突，就同时保留旧版校歌，新旧版本并行，学生自行选择喜爱的版本传唱。在毕业典礼等重要场合播放校歌时，仅播放歌曲旋律版，不播放唱词，不会影响师生们用同一个曲调各唱各词。这是古今中外史上最奇葩的校歌状态。这是逐渐丧失台湾执政权后，渐进质变中的乱象和悲剧之一。

　　另外，就在当天下午，中央政校还表决通过了将2座蒋介石铜像迁出1座的决定，这也是势力当时实施的众多去蒋介石化、去化、去中国化事件之一。

　　2019年1月，“立委”刘世芳又提案，要求陆军官校（前身为黄埔军校）修改校歌歌词，否则将冻结相关预算。陆军官校发表新闻稿直言“无意更改”，称“国军恪遵宪法精神，严守军队国家化……立场永矢不变”，且“陆军官校校歌具历史传承，考虑歌词修正涉及著作权法，应予尊重原著创作精神”。

　　前年，2021年11月24日，台湾师范大学原本校歌中有一句“重归祖国乐融融”的歌词，被掌控岛内政权的势力强行删除了。

　　一个国家民族，要是群体不足够关心国家政治，不足够维护国家利益，放任极少数统治当局有意无意玩丢了国家民族的政权，那么，整个国家民族都势必因此遭到天谴报应。这是一个国家民族大运层级的“德不配位，都有灾殃”。

　　中央政校从重庆迁回南京后，曾收留他们避难和学习的小泉校区和彭家大院，也随着大陆内外的政治风云变幻，经历了很多变迁。

　　其中，彭家大院于1946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倡议和支持下，由董必武、张有渔等具体组织策划，由九三学社重要创始人之一的吴藻溪及其夫人王克诚等出面，创办了西南学院。吴藻溪任教务长，王克诚任校董会董事、老师兼女生部主任。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解放重庆城的战役，于1949年11月26日在南温泉打响。南泉战斗历时三天，是解放重庆发生的一次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战斗。当月30日重庆解放。南泉建有“解放重庆主战场遗址纪念园”、“解放重庆历史陈列馆”、“革命烈士纪念碑”等等。

　　重庆解放后，西南学院于1950年停办，被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接管。西南人民革命大学（1950-1953），是由、等创办的一所公立大学。是为了改造和培养了大批具有专业化、现代化知识的优秀人才，为建国初期大西南地区的生产和建设做革命工作。

　　当时跟随解放军二野进入西南地区的西南服务团干部总人数不足3万，随即招聘了10万余名干部，但相对于幅员230万平方公里、7000万人口的西南地区而言，仍远远不够用。当时一部分南下干部和就地招聘干部，分派到四川、贵州和云南的大小城市各个部门和重要厂矿企业当领导干部，参加接管和社会主义改造；一部分到农村投入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三大政治斗争。

　　西南革大总校设在重庆，第一期招收学员20000多人。校部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分部设在嘉陵江畔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为中心的红岩村至虎头岩一带。其中，第四分部开始设在原新华日报总馆旧址所在的虎头岩，后来迁到南岸小温泉南林学院旧址。

　　西南革大在西南各地设立了一系列分校：成都分校（校址成都）、云南分校（校址昆明）、贵州分校（校址贵阳）、川南分校（校址泸州）、川北分校（校址南充）、西康分校（校址雅安）。

　　1953年西南革大总校并入西南局党校，后改为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继而合并到四川省委党校。

　　1953年至2002年，彭家大院先后做为重庆市第27中、四川省重庆市南泉职业中学、重庆市蓉泉职业高级中学、重庆市南泉职业高级中学。1992年渝府发[2000]83号文公布彭氏民居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元月彭氏民居产权划归重庆市巴南区文物保护管理所。

　　小泉校区先后用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大三分校，马列主义学院四川分院，中国人民解放军324医院，后来成了招待所、宾馆等等。

　　改革开放后，国共关系、台海两岸关系逐渐缓和，1985年、2006年，重庆市财政两度拨款对这个片区的抗战时期遗址进行修葺。

　　从修缮前后的彭家大院对比可见，有四个显著的变化：大门的部分黑漆改成了殷红色，大门内外增添了漂亮的灯笼，内外墙重新粉刷了，屋顶也有翻新。

　　2013年5月，整个“南泉抗战旧址群”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彭氏民居、校长官邸、林森别墅、孔祥熙官邸、陈立夫和陈果夫的“二陈官邸”等等。

　　修葺后的校长官邸，屋顶翻修了、墙壁粉刷了、室内选配了一些应景字画，铺满了紫色地毯。

　　办公室里古色古香的办公桌上有老式电话、台灯，电话基座上带有两个响铃。卧室里还配置了老式木床，几台上还有个留声机……

　　不晓得率台湾大学生祭访团到中央政校、南泉抗战遗址群参访时，会不会触景生情联想到蒋总裁在“国立政大”的塑像被泛独势力移走一座，在全台湾的若干雕像被泼漆、推倒或搬走的情形，进而情不自禁联想到孔子名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和思念故乡、落叶归根的情愫。

　　多情善感的我，又联想到在写本文时随缘搜到的那个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被强行删除的校歌新老词，在我的智度研判，新老歌词都不错，都值得点赞，但最好是都保留，唱到这部分时，同曲调、不同歌词重唱一遍，呵呵：

　　我深信，当台湾回归祖国，为雄壮美丽的中华山海锦上添花，共同深耕中华文明，协力开创世界文明新局面，更有利于两岸尽早走出疫灾重创下的经济困局，标本兼治美国重返印太下的多层面危局，距离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尚书·大禹谟》“世界大同”的理想憧憬，也会更近一步……

　　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有缘深度研究、写作过《盛世之毁：甲午战争110年祭》、《乱世存亡：不可忘却的民族抗战史》的大陆历史学者、时评作家，对先生和台湾大学生祭访团重庆-中国大陆行游学成果的祝愿，并为此突击了这篇广度和深度仍很有限的深度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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