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1945年8月28日，率领中国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图为民主人士张澜等与在机场合影

　　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社评：“好像在阴暗的天空中忽然放出来一道光明，不禁使人手舞足蹈，为国家的前途祝福！自日本投降后，这真是最令世人兴奋的消息！”

　　《大公报》：“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接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成都《华西晚报》：“到了重庆，并且开始了国共两党领袖的直接谈判。对于中国人民，这是一个比之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重庆之行，将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

　　《大公报》：“蒋毛两先生于昨晚重新握手，他们两位一定有无限的感慨。他们两位的会面，关系目前与今后的国运极其远大，自今日起，一定有一串的商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战终于结束，这一时间点是中国历史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中国人民在精神和心态上是非常复杂的。抗战胜利固然带来喜悦，重庆等地也都有盛大的庆祝活动。但喜悦过后，立即面临国家重建的艰巨任务，尤其是因联合抗日而合作的国共两党和军队还能否继续合作？在经历八年艰苦战乱后，人民能否享有和平的社会生活？这些都与中国的不同政治势力和每一个国民有切身利害关系。这就使公众对国共谈判具有强烈的期待，也具有广泛的关注和参与的热情。

　　从心理角度考量，抗战时期支持国家和国民精神的支柱和目标——“抗日救亡”大业，在带有一定突然性的胜利到来之后，如释重负的同时，显然会有一种失重的瞬间和一个调整过渡期。也就是说要找到一个支持国家和凝聚大众的新的目标来替代抗战胜利留下的目标真空和心理失重。在当时，国共谈判与和平建国，就是这一新的目标和希望所在。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就给发了一份邀请电函，邀请赴重庆谈判。电文略显夸张地使用了“万急”字样，并表示“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的急迫心情。实际上，蒋介石主要目的并非真心希望赴重庆谈判，而是摆出姿态，掌握政治话语权。

　　重庆谈判是由蒋介石首先发起的，一开始主动权确实在政权一边。蒋介石给的第一份电报“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回以“朱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朱总司令电文提出的是受降程序未明问题。蒋介石立即抓住机会，对中共实施攻击，以受降办法系盟军总部规定，“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进而指责“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尤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并再次要求亲赴重庆谈判。中共回以“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但蒋介石仍坚持“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在中共还未作出赴重庆谈判的决定之前，确实处被动地位，只能在国共双方层面交涉，而蒋介石是以国家和人民利益立意，声言赴重庆谈判“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并慷慨陈词，称“抗战八年，全国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

　　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共复蒋介石第二电也只是“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当时国际国内舆论对中共也不利。对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大公报》社论的评价是“蔼然诚坦，溢于言表。蒋主席这几句话，言简意诚，不须我们多作解释。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纽约时报》社论《中国》一文，也称中国不愿参加合作。国民政府发言人张群甚至直指中国为“国民之公敌”。

　　面对的舆论压力，《新华日报》8月24日发表署名“莫一尘”的文章《解决问题的关键》，文中说民主改革等问题不解决，“一切谈判都将是空的，毛先生出来也没有用。因为政府当局是否肯实行民主，不决定于毛先生，如果政府当局肯真正实行民主，（注意，不是空口说白话的假民主！）那么，即使毛先生不出来，问题也一样可以解决”。文章批评强调一定要亲赴重庆“显然蓄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并以政治犯遭关押，政党无合法地位和特务横行暗示赴重庆不安全。

　　延安内部也为的安全和健康担心，反对赴重庆。一些解放区领导人甚至向党中央发电报，建议不要去重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担心到重庆谈判的安全问题。

　　方面普遍预计不会亲赴重庆，故《中央日报》定下的宣传方针是“假戏真做”。在蒋介石的邀请电发出后，双方反而剑拔弩张，相互指责。是否赴重庆，和谈能否进行，成为一大悬念。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褚辅成致蒋介石电要求蒋“再电劝驾，窃恐未必肯来”。

　　“重庆之行，将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历史家必将大书而特书！”

　　在充满悬念的期待中，1945年8月28日，率领中国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这一消息震撼重庆全城，引发新闻界和公众的极大热情，立即产生了轰动效应。

　　据当时在《大公报》工作的王淮冰回忆，到了重庆，“山城的人们还在争论着毛主席会不会来”。在王淮冰到机场完成采访飞抵重庆的任务回到城里，听到同事金仲华和刘尊棋两位国际问题专家还在争论会不会到重庆的问题。

　　《新华日报》这样报道：“八月间充满了伟大的日子，伟大的新闻。本报发表了同志来渝的消息，重庆市民间是如何的激动，如何的洋溢着喜悦啊！本报门市部挤满打听消息的热心的读者”。而在机场，“人们在酷热中等候了两个钟头，但是每个人都遮掩不住由衷而发的喜色”。“机门才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最前列就排齐几十位摄影记者的阵势”。“摄影竞赛继续了二十分钟之久，赫尔利大使对毛主席说：‘好莱坞’！”“美国记者们像打仗似的，拼着全力来捕捉这一镜头”。这是好莱坞影片里习见的情景。

　　《大公报》记者子冈写道：“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接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蓝的布制服，到、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九个人。”

　　《大公报》记者注意到了的几乎所有细节：“先生，五十二岁，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装，蓄发，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

　　显然，的一切对这位记者都是新鲜的，是她想知道，也是她的读者想知道的，所以如此不惜笔墨详细描述这位中共领袖。这一人性化的生动形象，对大众是有亲近感和感召力的。

　　而重庆的新闻传媒则直接采用了诸如《先生来了！》、《到了重庆》、《团结在望 国家之光——欣闻先生抵达重庆》和《迎同志来渝》这样的社论标题，对到重庆的意义深切关注并大肆渲染。

　　来到重庆，在社会上也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四人的来信说：“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大公报》将“先生翩然到渝”与“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中苏定约，结为盟好”并列为国家的喜事。成都《华西晚报》更直言“到了重庆，并且开始了国共两党领袖的直接谈判。对于中国人民，这是一个比之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并判断“重庆之行，将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

　　而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社评，则将飞抵重庆比喻为“好像在阴暗的天空中忽然放出来一道光明，不禁使人手舞足蹈，为国家的前途祝福！自日本投降后，这真是最令世人兴奋的消息！”并相信“这是‘新中国’的发轫，这是全世界和平的福音，建国大业可能因此而提前完成二十年，历史家必将大书而特书！”

　　爱国诗人柳亚子写诗称赞赴重庆谈判是“弥天大勇”，这虽然带有诗歌夸张成分，但客观评价，和中共做出的赴重庆谈判的决定是需要承担一定政治风险的，体现了和中共的胆识和担当，符合社会各界的期盼，因而赢得强烈的反响。

　　1945年8月28日，和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当晚，出席蒋介石在山洞林园住处举行的欢迎宴会，并且留住在山洞林园。第二天，同蒋介石进行第一次商谈，并确定双方的谈判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和王若飞，政府方面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

　　8月29日上午，在下榻的林园与张治中晤谈；下午蒋介石接见晤谈；晚上又与张治中等作长时间谈线日，、周恩来从山洞林园进城，访问宋庆龄、张澜、黄炎培、左舜生等各方友好；晚上张治中设宴款待，于右任、孙科等作陪。

　　9月1日，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有宋庆龄、孙科、冯玉祥、陈诚、陈立夫、沈钧儒、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三百多人参加的鸡尾酒会。

　　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日）上午，美大使赫尔利造访未遇；中午民盟中央常委欢宴等；下午会见邹海滨等各方来访友好。晚蒋介石宴请等，介绍与党政人士及参政员会面；当夜两人单独会谈。

　　9月3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往访；往访于右任等要员；下午会晤韩国临时政府官员；下午六时接见郭沫若；晚赴苏联大使宴会。

　　9月4日，白崇禧往访；赫尔利与等共进午餐；下午出席蒋介石邀请的军委会胜利茶会，蒋介石与再度单独会谈；晚赴英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魏亚特招待会。

　　9月5日，午时赴邹海滨宴会；下午接见中国妇女联谊会成员和各方友好；午后对重庆《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晚应前次赴延安六位参政员的宴会，随后参加蒋介石夫妇招待苏联大使茶会，并应蒋介石邀请看戏。

　　9月6日，赴于右任午宴；随后访柳亚子等；晚应宋庆龄宴会；宴毕访问苏联大使。9月7日，访问陈立夫未遇；访问英法大使；赴加拿大大使茶会。晚赴冯玉祥约宴。9月8日与周恩来招待各国援华团体；晚赴孙科宴会。

　　9月12日，蒋介石在官邸约、周恩来午餐，餐后会谈。9月13日赫尔利欢宴等；等招待在渝外国记者，对合众社记者谈线日接见日本反战作家及各方友好；晚赴白崇禧邀宴。9月15日宴请中国青年党在渝中央委员。9月17日蒋介石邀宴和赫尔利午餐，三人合影；招待产业界人士刘鸿生等茶会。9月18日在国民参政会茶会上发表演说。9月20日赴大公报社负责人宴请。

　　10月8日，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为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受邀的党政军和重庆文化界人士有五六百人。张治中和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张治中甚至还乐观地对大家说：“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全场来宾报以热烈鼓掌。酒会一直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会后张治中还专门找来重庆有名的厉家班演了一出京剧《群英会》。

　　10月9日，蒋介石夫妇邀午餐。10月10日，蒋介石赴下榻处造访；同赴庆祝招待外宾之鸡尾酒会；当晚双方长谈。10月11日，乘车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启程返回延安。邵力子、陈诚、张澜等重庆各界人士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同志纷纷来到机场送行。

　　从上述不完全统计看，和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后，受到各方热情接待，与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这些活动大多是公开的。包括宴会、庆典仪式、毛蒋会晤、友好故旧互访、与媒体的见面和接受访谈、接见派和社会团体、会见国民政府官员以及参加外事活动等，内容极其丰富。其中一大热点就是国共两党领袖和蒋介石的历史性握手，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会面，给人以丰富的联想。

　　1945年8月24日《大公报》的报道这样写道：蒋毛两先生于昨晚重新握手，他们两位一定有无限的感慨。他们两位的会面，关系目前与今后的国运极其远大，自今日起，一定有一串的商谈，我们可先不作内容的推测。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

　　而媒体对毛蒋会面寄予厚望：“现在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战，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地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

　　在抗战胜利后在重庆与蒋介石见面，在政治意义上是国共1927年分手后的再度握手。所以媒体用了“对立达二十年之久的国共两党，今已因其领袖之公忠体国而共聚一堂”这一说法。毛蒋在重庆共有9次会面和会谈。两人的会面大多是礼节性的，而会谈则是最高层级的，既有象征意义，又有实质意义。不管蒋介石是否真心欢迎亲临重庆谈判，双方频繁宴请会谈的举动还是营造了国共谈判的气氛，也带动军政高层对和中共代表团表现出欢迎的姿态。

　　据王炳南回忆，在与元老陈立夫见面时，坦言当年背信弃义，残酷屠杀人的往事。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谈笑间蕴藏机锋，让陈立夫异常尴尬，连声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在重庆与各界人士的交往，留下了很多佳话，其中影响最大的还要数《沁园春·雪》的发表。到达重庆的第四天，就会见了老朋友柳亚子。诗人相会不免要相互唱和。将自己的一首旧作《沁园春·雪》赠予柳亚子，柳亚子随后发表《和毛润之先生咏雪词》，一时引发重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的这首词也不胫而走，广为传抄。柳亚子这样的社会贤达不仅惊叹的诗词造诣之高，更对有魄力有担当的中国人寄予希望。

　　在回到延安后所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谈到在重庆与各方交流的感受：“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1945年，经过八年抗战走上重庆谈判桌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成为决定中国命运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据《新华日报》上刊登的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中共现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人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这一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在抗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具有合法性。正是这一实力让各方对中共高度重视，也担心国共之间发生冲突。

　　当时在国共之间还有第三势力即派为主的中间势力，他们热切盼望国共之间团结合作。早在1945年6月2日，以褚辅成为首的7名参政员就致电、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从速完成团结。中共中央十分体谅褚辅成等的良苦用心，于16日复函，恳切表示出和平的意愿，“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召开党派会议，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电报还邀请他们前往延安参访。

　　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七大从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在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废止，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农村改革，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等，提出“民主的联合政府”这一政治主张。这与派的政治主张具有一致性。

　　应邀访问延安的黄炎培回到重庆后，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宣称：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取调和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

　　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派合法地位”。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民盟政治报告认为，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任务，“就是研讨怎样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的民主国家”。

　　亲赴重庆谈判这一行动本身给派和中间人士以巨大鼓舞。而所到之处，除了礼节性和仪式性应酬，也必然将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广为宣讲。除此之外，还利用蒋介石提供的讲坛，面对新闻传媒和公众，详细阐述中共的政治主张。直接面对媒体和公众的讲线日到重庆在飞机场的谈线日对《大公报》记者的谈线日对合众社记者的谈线日在参政会茶会上的演说；9月27日答路透社记者问；10月8日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晚会上的演说。

　　在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周恩来频频活动，向文化、妇女、产业、新闻各界和各党派、内的民主派介绍谈判情况，“指出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的责任在于”。

　　从重庆谈判期间各方发表言论的内容看，包括社论、宣言和个人的建言献策，都是对国共谈判和时局政治直接发表看法，表明自己的主张。主要诉求就是防止内战和实行民主。他们的主张和意见与中共基本一致，所以大多直接发表在《新华日报》或由《新华日报》报道。

　　公共舆论的“人民主权观”与中共“联合政府”的理念汇通，导致舆论转变，中共与媒体、在野其他党派和广大民众形成“统一战线”，由此形成战后政治势力的权势转移和力量重组。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这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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