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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教育近代化的努力是在清末边疆危机背景下发轫的，而沿边地区民族教育的起步和发展则滞后于靠内地区，直至民国时期才得到一定发展。以往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云南教育近代化的评介、近代云南教育与社会变迁等领域。我们认为，沿边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与边防事业巩固、国家认同强化等问题关系密切。

　　清末民族危机背景下，爱国人士把学习日本和欧美的教育制度作为民族救亡的途径之一，主张建立新型学校，吸取新知识文化。于是，与“义塾”“私塾”迥然不同的新学校纷纷在各地建立起来。辛亥革命后，各类学校发展愈加迅猛，逐步建立了我国现代教育的基础。

　　云南地处西南，历来交通不便，社会发展水平有限，教育事业发展受到极大制约，文化教育向来相对落后。但在清朝末年民族危机背景下，云南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状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自1902年创办新学以来，各类学校教育均得到不同程度发展。辛亥革命后，云南在沿边民族地区开办小学，更是云南各民族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事件。

　　云南沿边一线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根本在于提高当地民众的素质，通过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转变，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科学发展，这些都需要依靠教育。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云南巡抚林绍年组织人力在昆明创办小学11所，开始了云南靠内地区教育的近代化努力。此前，云南的“义塾”“家塾’、“族塾”等私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国内其他地方大同小异。在沿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事业极端落后，大部分地区连简单的私塾都没有开办，直接影响民众素质的提高。

　　云南光复后，云南当局对边疆民族教育给予一定重视，其核心目标是唤起边地同胞的民族意识，增强国家观念。政府除了对边疆地区的腾、龙、思普等地在经费、师资方面给予资助外，要求各地“筹款延师设学”，创立和推广初级小学及民众小学。官方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包括《实施边地教育办法纲要》《实施苗民教育计划》《推行苗民教育计划》《边地简易师范及小学设学概要》、《设置省立小学概要》等，[1]表明了政府采取措施发展沿边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决心。作为云南沿边地区教育近代化的努力，这些措施对培养沿边地区民族人才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当时云南边地学校教育面临诸多制约。由于自然气候的原因，一些被任命前去筹办学校者未按时到位，影响工作。在人口分布分散的民族地区，基于语言和民族关系的影响，筹建学校困难重重。如果没有外来教师，教学无法推进；而外来教师即使高薪相待，也会因生活条件恶劣等原因而流失。边疆地区学校的招生原计划为“以招收逼近边界之土人为主”，但是少数民族反映并不积极，官方只能招收汉族子弟入学来示范，这样又没有达到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目的。有的地方少数民族子弟入学比较积极，但他们大多没有汉语基础，学校因受到师资和经费等客观条件制约，无法根据学生情况因材施教，教学效果不好。但这些都阻止不了以边地民族教育为主体的近代化努力。

　　云南新式小学教育始于清末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辛亥革命后的十几年间得到进一步发展，20世纪20年代发展缓慢，1930至1937年间发展较快。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与政府采取的教育措施有关，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在沿边民族地区创办的民族教育小学对边疆地区的发展和巩固起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清末新政以来，云南沿边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发轫及发展情形，尤其是民国时期边地教育事业发展，似可视作潘先林教授提出的“沿边型”近代化的内涵之一。潘先生认为，“沿边型”近代化主要表现为近代化潮流影响下边疆地区各民族人民朝向资本主义工业化、民主化方向的种种努力，及与此相关的观念转换、习俗变迁、文化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等。[2]虽然未直言包括边地教育，但边地教育应属近代化努力的范畴。

　　民国时期推行的边地民族教育，其出发点是反对西方宗教文化侵略，维护祖国统一，具有推进边防建设的蕴涵。云南沿边一线紧邻域外，国防地位十分重要，云南沿边民族地区教育事业与国防事业关系密切。所以，开办民族教育事业，启发民族意志，树立国家观念，就成了巩固国防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教育本身难担巩固边防之全任，人们难免惜之不足。苍铭认为，当时边地民族教育的“推行者们不结合边疆民族语言复杂、文化各异的特点……强制性推行汉语汉文教育，加之落后的边地经济与现代学校教育的不适应性，以及民族传统教育和教会教育的抵触，最终使边地学校的教育收效甚微，从总体上看以失败而告终”。[3]但他也承认，民国边地民族教育还是为许多少数民族培养了第一批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一些有觉悟的民族知识分子在解放初期的边疆民族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马廷中认为，民国时期云南边地教育的特点，主要以扫盲教育为主，当时各地教育发展不平衡、在校学生中少数民族子弟少、强迫教育现象突出、女子教育落后。[4]此言虽符合事实，但如果从云南边地教育纵向发展看，对于沿边地区近代化的作用是明显的。

　　近代化是一个艰难的进程，“中国的现代调整问题是一个占优势的成年文明突然发现自己在世界上处于未成年地位的问题。由于群众坚持根深蒂固的中国方式，接受外界的‘现代’方式就更加困难了”。[5]即便如此，中国依然在曲折中不断探索近代化的进程。

　　首先，清末民国云南沿边民族教育具有明确的“巩固边防”目的。清末朝野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巩固云南沿边地区国防的途径之一是开办民族教育事业，还特别成立了“永顺普镇沿边学务行局”，设总理1人，并从藩库拨白银二万两作经费，兴办云南沿边地区民族教育，称“土民简易识字学塾”，李曰垓任沿边学务总理。[6]他认为办土塾的目的，一是消除边民与清政府的矛盾，少闹乱子，坚定爱国信念；二是巩固边防，消弭外国侵略者的渗透之缝。“除了教育本身的价值外，正如李曰垓所希望的那样，土民学塾的创办也提高了云南边疆各少数民族的知识文化水平，进而也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通过在土民学塾接受的教育，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开始有了初步的国家民族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巩固边防的作用。”[7]国土沦丧非教育能承全责，但关于加强边疆民族教育在发展边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巩固国家国防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其次，一些接受国外新式教育的留学生归国后，参与到云南地方军政事务，推进了云南边防近代化进程。以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李根源为例，他学成归国后，参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复办及管理工作，培养近代军事人才。片马事件后，他亲历滇西边陲勘查，为边防而作《滇西兵要界务图注钞》，每勘录一地，几乎都涉及当地物产、历史沿革、部族生产生活等，还特别记录了沿边各战略要地防营驻兵规模，所著《滇西兵要界务图注钞》因而成为滇缅边务问题的最翔实的近代史料，为中国处理滇缅边境领土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图文资料，对滇西抗战和新中国成立后中缅解决界务问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参考依据。抗日战争期间，李根源任云贵监察使，深入滇西，镇守保山，为云南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

　　再次，一些接受近式教育的边地民族儿女直接参与保家卫国的民族战争。民国时期，一些土司对本地教育积极支持。如1935年在怒江创办省立泸水小学时，六库土司段承钧将自己在六库的三方楼房借出充作校舍，并通知各乡头人速送各族儿童入学。由于战争原因，泸水省立小学时办时停，但仍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人才，对支持抗日战争和民族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42年日军侵入泸水，一批泸水省立小学学生毅然加入“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担负泸水前线的运输、侦查、动员民众抗日等任务。[8]一些学生还自费到大理国立师范和龙陵师范就读，学成后成为滇西边地民族教育工作者。

　　云南陆上边防的巩固，就长远和根本而言，就在于边地社会建设和边地民族的民族意识、国家认同等观念的塑造，以及在各种语境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正向表达。没有边疆社会建设，就不能有边防的持久稳固。民国时期，云南地方政府比较注重寓边防于边疆建设之中，其中龙云时期最具代表性。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投身社会建设，社会建设带来发展和稳定，社会稳定带来边防巩固，这是对“清末民国时期云南沿边地区民族教育与边防近代化”命题内涵最简单的线性表达。

　　按：孔令琼，博士，公安边防部队士官学校讲师，研究方向为近代边疆史。原文载《思想战线页。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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