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考察活动顺利重走了西迁云南的办学之路。2019年4月14日至20日，在孙中山基金会等单位的资助下，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党委书记龙波，教授赵立彬、曹天忠，副教授李欣荣，特聘副研究员刘宇等13人组成师生考察团赴云南昆明、澄江两地进行校友探访、田野调查、口述访谈及文献搜集等实地教学活动。另有摄影团队编导丁澄等4人同赴云南参与相关拍摄纪录片工作。

　　为期一周的云南寻迹与追忆之行，收获颇丰。一方面，工作小组搜集到大量珍贵的文献史料，实地考察了办学旧址，对抗战时期中山大学内迁史有了更为真切而直观的体验与认识，更能怀着一份敬意去了解这段历史。另一方面，师生们受到云南校友及当地领导、专家、百姓的热情招待及真诚帮助，切实感受到尤为浓厚的人文温情。

　　4月14日，历史学系云南考察团第一站抵达昆明以后，即在云南友脉集团举行在滇部分系友座谈会。友脉集团创始人和志勇（95级）及其他系友曹银海（99级）、徐淑静（03级）、方智娟（04级）等回忆起当年的各种学术活动、专业课程、社会实践与文娱活动，纷纷感念中大的学习与生活，感怀历史学科的生命力，感激母校的培育之恩。系友们纷纷表示，当年专业的训练令大家在日后从事各种工作仍然能够戒骄戒躁、踏实做事，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终身受益。系友们在不同行业精益求精，仍然不忘回馈母校，如友脉集团便与母校中山大学等单位都建立有深度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次日，考察团访问了云南省图书馆。馆长王水乔（82级）回忆起4年本科学习经历，谈到陈胜粦、林家有、蔡鸿生等诸位教授传道授业解惑的用心与严谨，他神情颇为激动，“当时上课的讲义与试卷都是由老师用蜡纸和钢版一笔一划用心刻出来的，这些都非常值得感念，至今我还珍藏着许多资料。”如今，王馆长始终牵挂着母校与历史学系的发展，并致力于历史人类学的学术研究。访谈过程中王馆长与考察团谈笑风生，过去的经历至今仿佛还历历在目，他动情地说：“如果有下辈子，我还要选择中大，选择历史学系。”

　　1938年日寇南侵，广州告急，中山大学十月始分批出发，举校西迁。［1］翌年1月19日，部分师生与公物一路西迁抵达广西龙州，“决定由龙州承越滇铁路赴滇，并择定澄江县为校址”。［2］历经数月，3月1日全校开学正式复课。此时各学院院址零散在澄江县内，主要利用当地庙宇等公共建筑进行教学活动。据文《飘泊西南间——中山大学迁移云南澄江的一组旧影》载言：

　　“法学院设在澄江县属第二区和备乐村，共用庙宇十间。理学院分散在东浦乡、大仁庄、东山村、东龙潭等九处。工学院设在澄江城外金莲乡、梅玉村、中所乡，计院舍九处，另租民房作为教授及女生宿舍。农学院设在鲁溪乡玉皇阁、吉里村关圣宫、洋潦营村下寺、关圣宫、上寺、鲁溪营下寺、洋潦营风台寺等处。医学院设在小西城关圣宫、三教寺、县城南门处火龙庙、县城南门楼、小里村下寺、城内玉光楼、城西土主庙。师范学院分散在城内玉皇阁、建设局、极乐寺及北门外五灵庙。”［3］

　　而此时的文学院，设有历史学系（1939年9月史学系经教育部训令规定改称为历史学系）、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英文组、哲学系同隶属文学院，文学院定址“设在占地约2万平方米的城内孔庙和孔庙背后的凤麓小学一部分、玉光楼、观音阁，城外北面的斗母阁和翠竹庵”［4］。

　　为追寻与考察中山大学澄江办学情况，4月16日，工作小组抵达位于澄江县职业高级中学的中山大学澄江办学纪念馆层青阁，此为原来理学院的旧址。层青阁共分为两层，2005年澄江县委县政府斥资重修，阁名为原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兼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杨遵仪所题写。纪念馆首层展示出80年前中大师生艰难而曲折的西迁办学历史，以及中大对澄江当地民生的贡献与影响，彰显“中山英魂，恩泽澄江”；二层则是近年来中山大学各院系、各单位及师生寻根澄江的历史展示，可谓“回报澄江，永德不忘”。两个展厅所陈列的实质是一个中大与澄江互动、回馈的双向历史过程。随后，澄江县委教育工委书记、县教育体育局局长杨进书、县职业高级中学校长施文论还带领大家参观了华藏山下的办学旧址。

　　下午，考察团在中大西迁史研究者、澄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解天荣，县教育局教科所教研员刘小鹏，县教育体育局副主任李佳，县文化和旅游局文物管理所办公室负责人刘艳萍等的指引下对中大办学旧址进行实地考察。

　　首先参观的是工学院旧址——东岳庙。此地后改为粮食仓库，重修时发现屋梁有“中山大学办学于此”的字样；随后大家考察了法学院旧址玄天阁，据说当年中大学生在这里自盖有十数间土坯房与茅草屋；继而大家参观农学院旧址凤台寺，此处还立有纪念碑，碑文主要述及农学院教授谢申、黎旭祥、刘致清等曾经带领学生对澄江及周边土壤土质作全面调查，并写成《云南省澄江之土壤》等事迹。师生们还在当地建立阳宗农场，研究华山松、云南松的特性。惜今凤台寺残破不堪，实在亟须对这座精致的滇中宗教建筑进行抢救性保护。

　　医学院旧址三教寺曾经得到当地文史研究者的大力呼吁与保护，使之在围城中得以保存。当年医学院内迁澄江以后，对当地的医疗卫生发展作出相当的贡献。师生们“曾在极乐寺开办门诊部为群众治病”，还为当地“一老妇切割甲状腺肿瘤”，为“一难产孕妇做剖腹产手术，婴儿得以顺利诞生”，其精湛的医术在澄江一度引起轰动，为人所称道。

　　考察团一行还在副县长刘燕萍的陪同下参观中山大学文学院及研究院旧址文庙，棂星门与大成殿甚为气派，殿前横额书曰“斯文在兹”。1940年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学生毕业时，文学院院长吴康及历史学系师生朱谦之、陈安仁、鲁默生、罗香林、杨成志、吴宗慈、江应樑、梁钊韬曾在此合影。是年，中山大学回迁粤北时，代校长许崇清曾写下《告别澄江民众书》，并在大成殿勒石为记。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1940年毕业合影于澄江（前排左二为江应樑、左三为鲁默生、二排左为罗香林、右为杨成志，三排左为吴宗慈，四排左为陈安仁、后排左四为朱谦之、左五为毕业生梁钊韬、左六为吴康）

　　17日，工作小组在澄江县境考察普福寺、极乐寺、凤山小学、城隍庙、玉皇阁、土主庙、斗母阁、翠竹庵等办学旧址。大家在当年的男生宿舍斗母阁意外地发现当年中山大学理学院学生蔡政熙收到邮寄的木匣子，其中的文字及邮戳至今依然清晰可辨。

　　多日来，考察团马不停蹄地实地考察，辗转于中大办学旧址之间，重新回到历史现场，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来回切换。触目所及，多为颓败与破落的寺庙，或因旧城改造，只得于断壁残垣孤零其中；或被围裹兀立在四面高楼之间，幸得当地有识者尽力维护仍留其迹；甚或有被改造利用者，已然不见昔日模样。

　　澄江县实地考察最后一站是抚仙湖。考察团在湖畔感受着当年中大师生曾在此地作《美丽抚仙湖》的乐曲，感念他们曾在此地恣意流连，魂牵入梦。“我常在梦中重游抚仙湖，忆念她，怀念湖边的人们。”他们在湖畔暂缓脚步，怀想80年前中大师生在澄江办学的种种情境，体味历史厚重的融入感与真切的情景感。

　　云南寻迹之行的另一重要用意即是走出前期编年史料工作所营造的文本世界，用双脚实地考察，以此丈量出历史与现实衔接的距离。通过充分利用田野考察强调的“看、找、听、走”四字诀的奥义，由是既可加深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体会历史的深度，还能拓宽认识历史的视野，以期对历史产生同情与敬意。

　　在考察澄江各院系旧址期间，工作小组及摄制团队对著名民族学家江应樑教授之子江晓林、澄江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旭辉、中大西迁文史研究者解天荣、刘奇、刘小鹏等进行口述访谈。

　　长期致力于抗战时期中大内迁史研究的解天荣出身于澄江教育世家，中山大学迁澄期间，其伯父解德厚、其父解德骥等人与师生们关系密切。解天荣在访谈时从四个方面概括中大师生对当地产生的社会与文化影响。略言之：①改善当地医疗卫生，建立公厕，打扫卫生。医学院更是成立门诊部，先后实施了“剖腹产”及“切除甲状腺肿瘤”两场轰动一时的手术。②促进当地农业生产，带来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培植水稻田。③改进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中大学子经常性举行巡回演讲，在城隍庙表演话剧等，推动当地人向新观念转变。④促进当地教育的发展，对当地影响深远。除了培养师范类学生之外，还由学生直接到中小学授课，改良教育，提升生源。随后，他还赠送了新出版的《中山大学在澂江》一书予以留念。

　　医学院在澄江县曾经进行过一场轰动一时的切除甲状腺肿瘤手术。在口述访谈中，澄江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旭辉告诉我们，患者即是他的奶奶。其父是澄江“小西城垦植合作社”的创始人李树华先生，当时积极动员自己的母亲接受医学院教授的手术，成功解除了缠绕多年的病痛。1936年，李树华创办了一所生产资料公有，实行按劳分配的综合性农业合作社,即小西城合作社。《新华日报》曾经对这一开先河的创新生产方式进行报道，史学家吴晗、社会活动家楚图南、社会学家费孝通、经济学家赵迺抟及学生张友仁等人也前来参观访问。李树华与中大师生还有着更深的渊源，师生们对合作社进行详细考察之后，出版了《小西城》一书。有几位中大教授借住在李树华的家里,他更是慷慨任由中大师生翻阅借查家中珍藏的大量善本古籍。

　　江应樑教授之子江晓林教授专程从德宏赶来接受摄制组的口述访谈，并随身带来珍藏多年的许多珍贵照片、文章、论著，其中最为令人眼前一亮的莫过于江应樑先生在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工作时的聘书。聘书清楚记载着：1939年6月30日，江应樑应聘为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专任讲师兼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研究员。该聘书历经80年依然保存良好，殊为珍贵。据说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应樑傣族博物馆还保存着江应樑先生大量的日记、手稿、资料及照片。

　　整个口述访谈进行了将近三个半小时，江晓林教授从其父进入中山大学研究院学习、工作，乃至受命重返云南考察边疆问题的丰富经历谈到江应樑教授的治学与人生。江晓林教授表示，“父亲对中大感情很深，他报考中大研究院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据《江应樑传》描述：

　　“1936年，中山大学研究院招生，江应樑写了《研究西南民族计划》一文参加报考。这年夏天，他被研究院录取，与他同时被人类学组录取的还有王兴瑞，他俩是中山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组的第一届研究生，指导教师是朱谦之、杨成志两位教授。”［5］

　　江晓林教授在访谈中娓娓而谈，“父亲能够入读中大研究院并不仅仅是通过了入学考试，其实更多的是他的文章与研究为教授们所青睐。”就读期间，江应樑不仅积极参与广东瑶山、海南黎苗考察，还发表了多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体现出历史学、民俗学、民族学相结合的鲜明特点。

　　1938年9月，江应樑从中大研究院毕业后，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讲授“中国民族史”和“西南民族研究”两门课程。［6］获得英人庚款补助后，他在国立中山大学与云南省政府的支持下，奔赴云南继续深入研究傣族问题。是年底，中大西迁至澄江，江应樑先后为理学院、法学院讲授“中国通史”。这是师生们“一起做学问，一起做田野”的难忘岁月，江晓林如是道。

　　学校回迁广东以后，江应樑继续滞留西南边疆，在中大安排下前往重庆授课，并进入大凉山深度调查彝族。不久，他回到昆明，却因战争原因与母校失联，虽然并没有正式辞职，但在中大工作的经历从此戛然而止。

　　江应樑一生经历颇为曲折，幼年师从月溪法师，先后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研究院读书，长期进入少数民族区域考察，治学与为人颇为真诚严谨。江晓林回忆说，“父亲对同事、学生，都讲究一个字，那便是——‘真’。他从来不说人情话，也不借自己身份为学生求情，学生答辩时绝不说人情话。”他心目中的父亲“严谨而温和”，“父亲很少对孩子表达他个人的希望，而是通过自己的行为使之成为孩子榜样。”

　　在访谈中，工作小组深切感受到江应樑命运多舛，人生跌宕。但他一生从未放弃其学术追求，更是以坚韧心志及行动贯彻始终，为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研究沥尽一生心血。这次访谈让工作小组了解到一位更为立体而丰满的真性情学者，对其人格魅力心怀敬意。其子江晓林在访谈过程中，每每话至真情处，眼角不经意泛起泪花，声音几度哽咽，令人为之动容。

　　古稀之年的刘奇老人在接受访谈时，忆起避难至此的师生们，对于当地人而言可谓“大开眼界”。他即席赋诗抒怀，“澂江偏僻文化浅，协助办学万民赞。”而后在我们挥手告别众人时，走路颤巍的他更是紧握着大家的手，激动地说，“我们澄江人民不会忘记中山大学。”

　　连日来的口述访谈，数位不同身份的亲历者讲述着其历史记忆，通过这些“口述史”，与文本内容互相结合进行解读，让工作小组成员心存敬意，更为深刻认识中大西迁史。同时，通过口述访谈，小组成员透过亲历者的历史记忆尝试回到历史现场，与研究的历史人物拉近距离，似与故人同游，感受其中的温情，为其所触动。此行口述访谈进展顺利，收获良多。

　　搜集中大西迁史文献史料是工作小组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云南考察期间，大家积极利用当地图书馆、档案馆、史志办等馆藏资源，“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史料。”

　　4月15日上午，工作小组在云南省图书馆查阅到《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杨成志编)、《云南民族调查报告》（杨成志著）、《思普治边开发方案》（江应樑编）、《粤北乳源傜人调查报告》（江应樑编著）、《征夫杂录》（古直著）、《澄庐诗集》（邹鲁）、《澄江县地志资料清册》（吴崇基）、《中山公论》等珍藏。同时，工作小组在云南省档案馆查阅到一批中山大学西迁的档案史料，内容极为丰富。

　　当日下午，工作小组在云南大学图书馆办公室副主任李春雷、古籍部主任杜宇芳的协助下，发现《工作一年》（国立中大战地服务团，1939年）、澄江《大同》《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中大战报》《中大红旗》以及江应樑、王兴瑞等著作及期刊。云南大学党史校史研究所副主任雷文彬还赠送了《旧闻新编：民国时期云南高校记忆》（上中下）及《云南大学校史简明读本》等资料。

　　在澄江期间，县委史志办主任李玉华赠阅了《澄江县党史资料》第一册，《中国澄江历史》第一卷及《澄江县志》未刊稿，澄江县综合档案馆馆长张芳芳调阅出十数份中大与澄江来往文件，澄江图书馆馆长崔月涛为工作小组点阅古籍部书刊，并赠送了《中山大学澄江忆旧》（杨应康著）等书籍，工作小组在文史资料及党史资料、文化志中发现了不少中山大学迁澄文献记载。

　　为期一周的云南之行，考察团一行踏遍昆明、澄江作田野考察，读碑文观旧址；对专家及当地人民进行口述访谈，了解他们的历史记忆；辗转各大图书馆、档案馆、史志办、校史馆、展览馆……尽力搜集相关文献史料；还走访校友企业，参加座谈会。此外，考察团还参观了西南联大旧址纪念馆、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滇西抗战纪念碑、唐继尧墓、云南省博物馆、海源寺及灵源别墅龙云公馆等地，在历史时空的轮换中怀着敬意追忆过去。一路西行，考察团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招待，切身体会到了人文温情。

　　科大卫在其著作《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文末特别提到对田野考察工作的反思：“我们也必须要中国各地走一走，才能够亲眼看到各种历史遗迹，它们见证着已经消失的社会。我们也必须到中国各地走一走，才能够搜集到史料文献，这些史料文献，包括碑铭，以及由个人珍重保存的残卷。以这种方法书写中国历史，不知还能维持多久，时间恐怕不多了。”［7］

　　诚然，这一反思同样适用于这一次的云南考察行，考察团必须踏上过去的中大西迁路，追寻前辈留下的深浅不一的足印，亲眼看看那些曾经的“中大办学旧址”，在“中大人”曾经学习与生活的每一处寻迹。有了亲身的体悟，才能看到一座颓败破落的中大医学院旧址无声无息被围裹在周边耸立的鲜亮高厦之间，见证正在消逝着的历史，才能更明白保存历史的迫切所在及内在的重要意义。

　　考察团也必须踏上中大西迁路，搜集查阅当地相关的史料文献，捕捉更多的记载文字，兼合口述访谈及实地考察所获，尽可能地在消逝间超越时空，以更充分的史料丰满重构中大西迁史。云南寻迹与追忆之行，考察团始终以敬意与温情贯彻其中，怀着对中大人坚韧笃行的敬意，感受着当地浓浓的人文温情。

　　[1]参见萧冠英：《国立中山大学迁校周年感想与今后教育应趋之途径》，《中山公论》，1939年第1卷第4期，第30页。

　　[2]周鼎培：《中山大学工作三十九年见闻》，《广东文史资料》第33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7页。

　　[3]居然：《飘泊西南间——中山大学迁移云南澄江的一组旧影》，载自冯克力编：《老照片》（第102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第75-77页。

　　[4]吴定宇主编：《中山大学校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1页。

　　[5] 江晓林：《江应樑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4页。

　　[6] 江晓林：《江应樑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9-80页。

　　[7]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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