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云南省从南到北，既有西双版纳的热带风情，也有玉龙雪山的高山积雪，气候类型和自然景观极为丰富。云南还有拥有25个少数民族，其中15个更是为云南独有。这些都使得云南成为非常热门的旅游省份。

　　外地游客在前往云南旅游时，往往选择先到省会昆明，再中转前往其他城市。大理几乎成了云南必去的旅游目的地。

　　在很多游客眼里，有“风花雪月城”之名的大理，似乎要比“春城”昆明更能代表云南。实际上，在云南两千多年文明史中，两座城市有更加微妙的关系。

　　昆明（滇池地区）从汉朝开始作为云南的中心四百余年，但从唐朝中期一直到元朝，大理（洱海地区）在这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则成为了云南地区的中心城市。而从元朝开始，昆明却又一次成为云南的中心乃至省会城市，直到今天。

　　那么，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当中，云南的中心为何从昆明转向大理，又转回昆明呢？

　　在古代史中，中央王朝对云南地区的管理，总是随着中央王朝实力的变化而时断时续。

　　中原对于云南的了解始于公元前3世纪早期，楚国人庄蹻曾率兵占领滇池地区，但由于秦国的阻挠，庄蹻没能回师成功，于是在滇地顺势称王，建立滇国。为解决军队的供应，庄蹻初步开发了滇池地区。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兵征服滇国，将云南地区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为加强管理，汉武帝仿照内地的郡县制，在云南地区设益州郡管理。

　　而滇池地区由于已被庄蹻进行过初步开发，且地理上更靠近中原，便于中央王朝的管理，成为郡治的不二选择，汉武帝在古滇国都城的基础上设立滇池县（今云南昆明）作为郡治所在，并消耗了大量人力和物力修建了内地联通滇池的道路，大大加强了内地与云南地区的联系。

　　然而，云南地区还是以滇人等诸多少数民族为主，中原人口偏少。且地势险要，管理难度很大。

　　一旦中央王朝实力削弱，云南地区往往就会试图脱离中央王朝。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三国时期的云南地区的首领孟获率兵反叛蜀汉，被诸葛亮所平定。

　　但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南朝实力逐渐孱弱，对云南地区的管控能力也逐渐削弱，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相继建立起多个半独立政权，中央王朝的管理开始形同虚设，滇池地区也逐渐失去中心地位。

　　以至于7世纪后，即使是重新完成大一统的唐朝，也只能承认云南地区半独立的事实，通过设置异于内地的羁縻州县，任命当地民族首领来进行间接统治。

　　在设置羁縻州县的少数民族政权中，分布在洱海附近的六个实力最为强大，被称为“六诏”。洱海为这些“六诏”的发展农业提供了充分的水源，“六诏”在唐朝的影响下，纷纷转向农耕生产，实力迅速增长。

　　其中的蒙舍诏位置最南，被称为“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其于8世纪中期灭了其他五国，统一了洱海地区。

　　随后，南诏遣使觐见唐玄宗，玄宗询问：君在何方？使者指南回答：“南边云下”。其后，玄宗封南诏首领为“云南王”，云南一词自此成为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的代称。

　　南诏立国时，云南地区已经游离于中央政府200多年的时间，并且北部有吐蕃和唐两个强大的政权，如何确保安全是最大的问题。此时的滇池地区虽然开发程度很高，但发达的交通系统使得其难以阻止唐和吐蕃的军队。

　　于是南诏将目光看向洱海。洱海是南诏的发源地，南诏人在此地生活了几百年，该地区群山环绕，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和滇池一样也有充足的水源供其发展农业。

　　因此，南诏将都城定于洱海边的羊苴（xiá）咩（miē）城（今云南大理）。自此，洱海地区正式成为云南的中心。

　　南诏立国不久后，中原王朝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唐朝衰落，吐蕃崛起。为了避免被消灭，南诏曾反复归顺于唐朝与吐蕃之间，这引起了唐和吐蕃双方的不满。

　　8世纪中期到9世纪中期的百年间，南诏与唐朝和吐蕃有过多次战争，期间三方互有胜负，但南诏国力终究与唐和吐蕃相差悬殊，长期的战争使得南诏国逐渐招架不住。

　　9世纪末，南诏陷入内乱，经过五十多年的动乱，937年，白族段氏建立大理国。此时的洱海地区已经作为云南地区中心近两百年，开发非常充分。大理国继续以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为都。

　　大理国成立后不久，宋朝建立。大理和宋朝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妙的关系。

　　大理国大量需要来自于中原的物资，但大理的实力又不足以支持其入侵中原。而宋朝有鉴于南诏曾趁唐朝衰落时大举入侵，造成西南的大乱，一直对这个割据的民族政权保持着警惕。但宋朝又始终承受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无法用武力征服大理。

　　因此，宋朝虽然一直和大理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双方的商贸往来极多。但宋朝还是大量拉拢大理国和宋朝交界处的独立发展的“诸蛮”，让他们充当宋和大理之间的缓冲带。

　　大理和宋朝间的微妙关系一直持续到13世纪。蒙古人崛起，开始向中原进军，在吞并了金和西夏之后，蒙古人开始转向西南，于1254年吞并大理国，形成了一个对南宋的包围圈。

　　1279年，蒙古人彻底完成统一。在分离了五百多年后，云南地区再次重回中央王朝的掌控之中。

　　元朝完成统一后，恢复了唐朝时期中央王朝对一地区的旧称：云南，并设立“云南等处行中书省”，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员进行管理。自此，“云南”一名便正式作为行省一级的机构出现。

　　但云南地区作为民族割据政权脱离中央王朝已超过500年的时间，洱海地区在这期间一直是云南地区的中心，但作为昔日大理国的首都，少数民族人口多，汉人数量少，直接管理难度颇大。

　　为此，元朝放弃了以洱海地区作为省会的打算，而是转回了云南传统的中心——滇池地区。

　　从地理位置上看，滇池地区从汉朝开始就修建了与内地相联系的道路，处于内地通往云南的必经之路。

　　在古代交通落后的情况下，相较于更偏西的大理，滇池更接近中原腹地，与中央王朝的行政往来也更加顺畅方便。如果只立足于云南，洱海地区更适合做中心。可如果立足整个大一统国家，滇池地区则更为适合。

　　因此，元朝在滇池地区设中庆路，并以生活在滇池地区的民族——昆明族为名，设昆明县，作为云南行省的治所所在。

　　此后，元朝又修建了多条内地联通滇池与洱海间的道路，并大力治理滇池，促进农业和丝织业的发展。使滇池地区的政治经济在元朝有了新的发展，极大的巩固了滇池地区作为云南中心的地位。

　　但是，由于元朝的疆域太过广大，蒙古人对国家管理的模式也相对粗放，云南地区复杂的民族情况始终是元朝解决不了的一个重大问题。

　　为此，元朝吸收了唐朝的羁縻制度，在汉族人相对较多的地区，元朝派遣行省官员进行管理。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元朝创设了土司制度，通过册封当地的民族领袖，利用他们对土著居民进行管理。终元一朝，云南地区设有各类土司机构90多处，成为土司最多的地区之一。

　　土司隶属于行省，各级土司长官均由本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这些土官一旦任命即可享有世袭权力。元朝政府从土司的任命、承袭、升迁到对土司的惩罚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使得土司成为了元朝在云南少数民族聚集区的最基本治理单位。

　　土司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云南地区的稳定，终元一朝云南都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叛乱。

　　但是由于土司的存在，使得中原对于云南的管理始终难以深入基层，特别是之前大理国的后裔依旧出任土司高官，甚至在元朝后期垄断了云南行省的诸多职务，使得云南行省又呈现出半独立的局面。

　　元朝这种粗放的管理模式一直持续到明朝。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沐英等将领进军云南，消灭了盘踞云南四百多年的大理国后裔。

　　明军平定云南前后仅用了五个月时间。然而，仅仅在当明朝大军撤离半年后，各地土司又迅速反叛，纠集了二十余万叛军猛攻昆明，沐英迅速回师，方才平定叛乱。

　　为稳定局势，明朝于云南地区设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为云南省，改元朝所设中庆路为云南府，仍以昆明县为治，大理路改称大理府。同时，明朝派沐英镇守昆明。

　　此时，昆明对于云南的核心作用就得以充分体现。昆明在云南省的位置中相对居中，加之前面历代在云南修建的以昆明为中心的交通系统，使得昆明能够对周边地区进行快速反应。

　　这为改革土司制度奠定了基础，土司制度在云南实行一百余年，各土司势力非常牢固，并依靠在当地多年的经营，土司经常爆发叛乱。沐英则依靠昆明的中心地位，每次都能够及时出兵叛乱。

　　叛乱后，有条件直接管理的即委任官吏管理。偏远地区则采取“掺沙子”的办法，在分割旧有土司的基础上设立大量新土司。

　　治理云南的十年间，沐英基本完成了对昆明周边地区改土归流，大大稳定了昆明周边的局势。而偏远地区，沐英则在朝廷的允许下新设了33个新土司，这些忠于明朝的土司有力的削弱了原有土司的势力，为后来的大规模改土归流创造了条件。

　　接着，沐英在云南广泛进行屯田，以滇池地区为核心，对周边的山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

　　治滇十年间，云南新增屯田超过一百万亩，这些屯田不但解决了云南驻军的粮食问题，而且吸引了大量内地移民进入了云南，据不完全统计，仅新移民的军屯士兵及其家属数量就超过了25万，这使得昆明等主要城市的汉族人口都超过了当地少数民族人口。

　　随后，沐英在大理这种少数民族聚集的城市开始于各地大量兴建学校，并且大量吸纳土司子弟进入，使他们了解中原文化，并推举他们参加科举，为中央政府效力。

　　沐英治理云南的这些措施不但巩固了明朝对云南的统治，也使得以昆明为核心的滇池地区在云南的地位和优势越来突出，成为无可争议的云南中心。同时，这些措施也极大的削弱了地方土司的势力，为后面的改土归流奠定了基础。

　　从明朝中期，随着社会稳定，朝廷有了一定的实力，于是开始对部分地区开始改土归流工作。但大面积的改土归流，还是在清朝时期。

　　17世纪中期，清朝从东北入关，成为统治全国的政权。入关后的清朝沿用了明朝各方面的制度，其中也包括行省制度。对于内地各省的划分基本还是沿袭自明朝，因此云南省和各地土司制度依旧被保留。

　　清军在进入西南地区后，改土归流就开始展开。如顺治十六年，云南元江土知府那嵩反抗清军，被吴三桂平息，该府就被改为流官。

　　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开始于雍正年间，1726年，清朝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坐镇昆明负责云南等地的改土归流工作。鄂尔泰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沐英对云南的管理经验，仅仅五年时间，1730年前后，鄂尔泰就完成了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工作。

　　至此，云南土司基本被废除，逐渐形成和内地一样行省直管地方的管理模式，滇池地区的昆明也无可争议的成为云南的中心。

　　近代时期，云南第一所机器局、电报局和邮政局等近代化企业皆最先落户于昆明。

　　昆明更是开创了多个全国之先。1911年10月30日，仅仅在武昌起义的20天后，昆明爆发“重九起义”，推翻了清朝在云南省的统治，使得云南省率先进入“共和时代”。在随后的岁月中更是发展成了著名的“民主堡垒”。

　　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和唐继尧在昆明领导发动了护国运动，点燃了全国讨袁护国的革命之火。

　　抗日战争期间，昆明成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是安置内迁企业和发展战时工业的基地以及各大高校迁居的中心地带。

　　解放战争时期，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敲动了云南旧反动政权的第一声丧钟。

　　昆明起义后，包括大理在内的滇西、滇西北的军队和各县政府也纷纷响应起义。云南省大部分地区顺利解放。

　　1950年10月，云南省人民政府成立，驻地依旧在昆明市。大理则于1956年成立白族自治州。

　　昆明市作为云南的省会和中心，是云南省的核心城市，大理州则是云南省重要的旅游城市，历史上五百年的中心城市的经历，令其产生了独特的物质旅游资源，例如大理古城和大理三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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