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5月8日，《云南网》全文转发《玉溪日报》的一篇文章《玉溪历史物廉洁故事 刘林元：高风亮节的优秀员》，介绍了从滇中玉溪走出了一位高风亮节的优秀员。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云南工人运动的先驱，作为中国工人运动历史人物列入《中国工会大辞典》；他还是参加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唯一的玉溪籍员……他就是云南省原副省长刘林元。

　　文章作者在结尾处深情的写道“刘林元是较早参加革命活动的玉溪籍员，是云南早期党组织的重要领导成员，是云南工人运动的开拓者，在革命战争时期一次入狱、两次身负重伤。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省委、省政府领导，心系人民群众，敢于坚持真理，严于修身律己，为云南的发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革命精神和品格风范，尤其是他廉洁自律，注重家风家教的感人事迹，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铭记。”

　　笔者对刘林元一生投身革命，把一生献给党，献给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献给云南边疆建设，令后人感动之至。也为他曾任云南省副省长，云南省监委书记的廉洁奉公、刚正不阿，最终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至死深感痛惜。

　　刘林元：又名王家福。1908年出生于玉溪市通海县的一个贫农家庭，幼年父母双亡，12岁进厂当童工，三年后成为正式工人。1925年，刘林元在昆明华安机器厂当工人时，云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和省立师范学校的学生到该厂宣讲“五卅惨案”真相，揭露日本怎样枪杀工人，宣传工人怎样举行罢工等。

　　这些宣传，对他触动很大，他与进步工友在华安机器厂成立了工会，参加昆明社会各界举行的援助上海工人示威游行，冲击日本商人办的保田洋行。此后，还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到工人夜校学习文化知识，接受进步思想。

　　1927年8月，刘林元加入了中国，受省临委书记王德三指派，打入滇越铁路公司负责铁路工人运动。随着工作重心转移，工运工作得到迅速发展。滇越铁路芷村车站、个碧铁路蒙自车站及蒙自机修厂、电灯公司、海关等地都建立了党支部。

　　滇越铁路和个碧铁路的阿迷（开远）、蒙自等车站还建立了工会组织。1928年6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滇越、个碧铁路工人代表会议在阿迷车站召开，会议发起成立云南铁路总工会，推选刘林元任铁路总工会主席，并以阿迷铁路工人代表会议的名义，发表《告全体会员书》，号召所有云南铁路工友团结起来，组建工会，向法国帝国主义作长期、英勇的斗争。这是云南铁路工人在中国领导下的第一次统一行动和有组织地向法国帝国主义发起斗争的宣言。在中国和工会的领导下，工人的罢工斗争持续不断，芷村车站党支部组织的兄弟会从1928年至1929年2月底发动8次罢工斗争，其中6次取得了胜利。

　　1928年10月13日，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距离蒙自芷村火车站5公里的查尼皮村召开，多数参会代表要乘坐火车经滇越铁路到达芷村车站，再步行到查尼皮村。刘林元毅然担负起接送代表的重任，他利用铁路职工身份和工作条件，依靠工友，精心安排代表巧妙通过敌人的严查封锁，安全地把每个代表护送到查尼皮村。刘林元本人也作为云南铁路工人代表参会。

　　1929年1月，刘林元当选为省临委候补委员，同年5月，当选为省临委常委。1930年1月，当选为中共云南省委委员，任省总工会党团书记。1930年6月，刘林元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代表，在代表团团长的率领下，赴苏联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1931年初，刘林元从苏联回到上海，鉴于云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决定派他回云南恢复、重建党组织，计划成立以刘林元为书记的云南临时省委。由于叛徒出卖，同年5月，刘林元刚进入云南境内就在河口被捕，幸好他在回滇之前化名王家福，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坚贞不屈，机智勇敢地与敌人作坚决斗争。出狱后，他立即回到开远，与施介、王任初等地下党员结上关系，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1938年初，他从云南步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在抗大和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9月起，先后任绥西地委组织科长、地委组织部部长及晋绥军区后勤部军工七厂厂长、本溪煤铁公司总工会主任。1949年，随军南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支队长。

　　建国后，历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云南省总工会主席、中共云南省监委书记、云南省副省长。

　　作为云南工人运动的先驱，刘林元在云南工人运动史上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他曾领导了滇越铁路工人，先后举行过8次罢工，其中6次获得胜利，最耀眼的当属1937年举行的震惊中外的滇越铁路大罢工。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和沿海各省中的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山海关以内的11500公里铁路，有9100公里沦入敌手。云南变成了抗战的大后方，平、津、宁、沪的许多高等学校和沿海各地的工商业企业纷纷迁往昆明，几十万沦陷区的同胞逃难到云南来。其中有许多工商业资本家挟巨资来昆明开办工厂和商店。昆明一时百业俱兴，空前繁荣起来。于是滇越铁路的客货运量猛增，1938年和1939年滇越铁路的运输营业达到了通车以来的最高峰。1938年货运量达到了376628吨，1939年又猛增至524329吨，为1919年的3倍多。1938年售出客票4200万余张，1939年售出客票4542万余张，比1927年增长22倍多。当时滇越铁路上的来往旅客，一时有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盛。

　　1939年的营业收入达11750万元国币，比1927年增加5倍多。抗战初期的两年，法国人在滇越铁路确实是发了大财，发了中国人民的国难财。

　　滇越铁路的中国工人从修建铁路时起，就深受法国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均不如已沦为殖民地的越南工人，因此他们具有强烈的反法帝国主义的斗争意识。特别是1926年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成立后，把滇越铁路作为工人运动的重点，先后派刘林元、王纯祖、施介等许多同志到沿线各主要车站开展工人运动，组织秘密赤色工会，发展党员，建立地下党支部和地下交通站，不断组织局部罢工和同盟总罢工，甚至武装暴动如小东山暴动等反帝斗争。

　　1928年7月，中共云南省第一次党代会就是在芷村附近的苗族村寨查尼皮召开的。1929年后，中共云南省临工委遭到反动派的破坏，许多地下党员被捕牺牲，工人运动转入低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滇越铁路工人又掀起抗日救国运动，成立了滇越铁道区抗日救国总会，领导铁路员工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举行。从1932年至1936年，抗日运动和反法斗争此起彼伏，一直未断。

　　1937年七·七事变后，当年10月，法国资本家借口中日战争影响，运价改为低金单位收入减少，通令在滇越铁路的华越籍员工中裁员减薪（裁员10%，减薪30%)。为此，1937年11月1日爆发了震动全省的滇段大罢工。

　　在中共云南省委的领导下，王家福在开远组织了滇越铁路华国职工会，由该会主席王正福，委员杨孝儒、杨孝科、姜国忠、潘成孝等工人领袖。

　　10月30日深夜在杨孝科家举行秘密会议，有50多人参加，王正福主持会议，请从河口来的地下党员梁福如讲话，动员全路工人团结起来，反对裁员减薪，举行全路大罢工。然后宣誓，分工到沿线散发传单，组织全路工人于11月1日同时举行大罢工。

　　兹准定于11月1号由云南府至河口全体铁路职工自动实行总罢工，要求恢复原定薪水。特此通告，希各同志一致努力实行，勿得观望是幸。此致

　　11月1日清晨，开远车站没有一个工人来上班，法国站长派人去叫工人上班，没人理睬。8点多钟又派警察去强迫火车司机来开车，激怒了工人们，都到车站上来抱着手站成几排。法国帮办、法国站长、段长们乱做一团，施加威胁，工人们不为所动；站方便命令警察抓人，工人们一拥向前喊道：要抓就让他们全部抓走！这时，王正福跨上车厢，拿出写好的罢工要求大声念道：

　　面对声势浩大的罢工工人和正气凛然的罢工要求，法国本家一筹莫展，只好灰溜溜地退走，回去另谋对付手段。

　　在昆明南站，11月1日天还未亮，工会会员们便在售票房散发传单，对售票员说：不要卖票了，今天开始总罢工。开车时间已过，开往开远的客车还停在站上。法国车房主任到车房叫司机开车，没人理他，他便自己把机车开到站上，叫挂钩夫挂车，挂钩夫也不理他，他又叫警察来挂车，警察挂上车钩，又被工人悄悄把钩摘下。闹到9点多钟，法国总办巴杜来了，命令警察强拉工人开车，工人们有的爬上机车阻拦，有的坐在钢轨上阻拦，巴杜无计可施，只好悻悻而去。

　　这一天，宜良车站和沿线;轨道汽车到开远与工会代表谈判，威胁利诱各种手段用尽，工人代表均坚持不满足罢工要求不开车。

　　巴杜只好电报河内请示法国总督。当天下午，法国人答应工人要求，废除裁员减薪命令，此此罢工取得了最后胜利。

　　在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也是为数不多的取得胜利的罢工之一。

　　滇越铁路大罢工的胜利，极大的激励了国民政府和云南军民在抵抗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的自信心。

　　1939年，希特勒的铁蹄踏破巴黎，抵抗了不到3个月的法国维希政权宣布投降。

　　而宣布投降的法国维希政权，无此的和小桂子达成交易，将法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权益私自转让给小桂子，为此，中国政府毅然宣布，废除和法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滇越铁路中国段，河口至昆明的主权。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以滇军为主的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赴越南河内受降。

　　1946年3月，卷土重来的法军在越南海防对驻防的滇军进行挑衅，滇军果断还击。

　　此战，法国伤亡500余人，阿巴努海军中将等5名高级将领被俘，水兵2000余人成为俘虏。中方伤亡30人，法国人被揍得鼻青脸肿，惨不忍睹，中方完胜。

　　事后，法方阿巴努海军中将和中方13在3月6日下午签订了中法海防三·六事件协定，协定中有如下内容：

　　“法方承认应对海防三·六事件负全部责任，保证以后再不偷袭海防守地，中方宣布自即日无条件释放法军被俘人员，允许法方打捞击沉击伤军舰，此协定还说明三·六事件协定不涉及两国友谊和两国政府外交上其他方面。”

　　这就是传说中的滇军打得法军满地找牙还让法军不得不认错写检讨的佳线年的滇南铁路大罢工胜利后，刘林元也受到了法国殖民者和当局的关注，成了重点盯防对象，又因叛徒告密，他已难以继续在滇南从事地下工作，经中共云南地下省委决定，刘林元去延安。

　　作为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云南工人运动的先驱，他也错失了后来为云南的解放的而战的机会。

　　（很遗憾，笔者搜寻相关资料，未能收到刘老的图片，直接引用了原文图片，侵权即删，下面几张图为滇越铁路的关键节点站碧色寨的图片，笔者拍于2023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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