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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的西南联大文学研究中，“战争”与“现代性”是研究的两个主要切入口，这自然有其必要的合理性，但也对回答“西南联大文学之所以是西南联大文学”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遮蔽，在这种遮蔽之下，云南文化与西南联大文学之间的关系长期被忽视。西南联大文学是在云南的文化天地中形成并发展的，思考西南联大文学的独特性，云南文化成为必须给予考量的因素。当下研究中对云南文化遮蔽的形成，既反映了学术研究资源的不均，也是研究中一味追求现代性模式所导致的。在现代性的研究模式下，研究者热衷于寻求西南联大作品中的现代性，用时间的差异性遮蔽了空间的文化差异性，这是云南文化缺席西南联大文学研究的根本原因。返回西南联大文学本身的历史境遇，激发研究者的“主体性”是改变这一局面的关键。

　　近年来，学界对西南联大的关注呈现出增长的态势，西南联大研究渐成学术热点，与此相应，西南联大文学也越来越多的进入到学者的视野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的文学中心之一，代表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国文学别样的风姿，是“‘知性的提升与融合’与‘文本实验’的自觉”，是“一个致力于开掘现代诗智性审美因素的诗人群”，“知性”“文本实验”“智性”等都显示了研究者对西南联大文学独特性的一种追寻。对这种独特性的概括，是研究者从“战争”与“现代性”两个研究维度里凝炼出来的。

　　尽管在当下的西南联大文学研究中存在着研究视角越来越宽、评价标准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向，比如邓招华从“文学场域”的角度来解读西南联大诗人群，江渝借助西南联大来考察大学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李光荣从“民国视域”的角度来观照西南联大等，但从总体上看，西南联大文学的研究依然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文学与战争的关注。西南联大诞生于抗战时期，其命运与抗战紧密相关，战争理所当然成为西南联大文学关注的主题之一或者说是西南联大文学显著的特色。就像有学者所说“战争对西南联大文学创作，不是一般论者所说的文学背景，而是内容的主要部分”。因此，战争与西南联大文学创作的关系较早地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比如黄科安的《诞生和死亡的时辰———论西南联大现代诗人与战争之题材》、李光荣《抗战文学的别一种风姿———论西南联大文学》及《文学抗战的艺术呈现———论西南联大抗战文学》等，这些研究大多从战争给作家带来的心理影响及作家如何表现战争等入手，着重表现战争对作家影响的深刻性及战争给当时中国带来的残酷性。

　　二是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论述西南联大的文学成就，比如程波的《新诗现代性的特殊生态———西南联大诗人群研究》、李光荣的《论西南联大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杨绍军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文学》等，这些研究遵照中国现代文学的线性发展历史，企图在西南联大文学中发现更多的现代性因素及这种因素具有的独特性。

　　也有研究将战争与现代性融为一体来观照，比如文学武的《战争夹缝中的现代性追求———以西南联合大学作家创作为中心》。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中国的抗日战争充满着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强烈诉求，本身就是具有现代性的追求。也就是说，围绕着西南联大文学，当前的研究还没有脱离出现代性叙事的诱惑。这些研究，对于认识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的特点，自然是必不可少。然而，对于从整体上来考察西南联大文学，回答“西南联大文学为什么是西南联大文学”的疑问，却还是不够的。

　　文学战争是促成西南联大在昆明聚合的主要原因，但却不是形成西南联大文学特色的唯一原因。因为在抗战时期，中国所有的区域都与抗战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样是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之下，同样是为追寻着国家、民族、个人的某种“现代性”，但西南联大作家群的思考方式明显不同于延安解放区作家群，不同于上海“孤岛”文学，也不同于重庆、桂林等地的文学。显然除了共同的战争因素和对现代性的追求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促使着西南联大文学不断向前发展。随着抗战的爆发，中国现代文学被迫分割成了几个不同的区域发展，东北的流亡文学、延安解放区文学、上海“孤岛”文学和国统区文学，而国统区文学又形成了桂林、重庆、昆明等不同的文学中心。

　　显而易见，在民国大环境里，各区域的政治环境、经济发展程度、文化熏陶等都不一样。每个区域尽管有着互动，但又形成了各自特色鲜明的文学，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从来没有像抗战时期这样地域色彩鲜明过。正是这些地域特色鲜明的文学在抗战的一致性下组成了多声部的大合唱。这样一来，要研究抗战时期的文学，仅仅从战争或现代性的角度出发是远远不够的，地域文化的渗透就不可避免了。这种地域色彩鲜明的文学，显然不是由单一的某种因素主导形成的。

　　西南联大文学之所以是西南联大文学，是因为那样一批人写出了那样富有特色的作品。支撑这些作品的背后，是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的形成，显然是一种丰富性的综合。随着西南联大迁徙的足迹，这些作家经过从北平、天津到长沙，再到昆明，甚至到蒙自、叙永，更有一些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到达缅北的艰难跋涉，传统与现代交融，东方与西方碰撞，愚昧与文明交织，现实的体验不断冲击着作家原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不同的文化里面吸收养分，这一路的千里行军，尽管由于战争的爆发是被迫的，但也给予了作家全新的体验。正是这种深刻的生命体验，才融合成了作品中的一个个鲜明的意象、意境及形象。西南联大作家的这种生命体验可以说是多种文化的综合，既有北平文化、天津文化，也有三湘文化，更有云南文化，还杂夹着其他所经过地方的文化，间之以战争体验、民族启蒙的焦虑，才综合形成了独特的西南联大文学。在这种诸多的“综合”中，云南文化对西南联大文学的形成至关重要。如果将文学作品视为是文化创造的结晶，那么西南联大文学就是经过各种文化交融而孕育出来的，而云南文化是其中颇具重量的一块。

　　在西南联大一路的迁徙办学历程中，在云南的时间是最长的，到了昆明，才最终确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名称，在此后以云南为本的八年办学中，云南文化给予作家的熏陶也是多样而深刻的。至少在以下方面，云南文化深刻影响了西南联大文学的形成：

　　一是抗战期间云南独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保障了西南联大作家的生存及文化传播。云南对于西南联大而言，不仅仅是提供了办学的地方，更给予了它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历史上的云南长期处于一种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处于一种贫穷落后的状态，使得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内迁，大量人员涌入西南，昆明承载的压力陡增。在这种情形下，昆明以一种清贫的方式接纳了西南联大，被称为“难民大学”。尽管筚路蓝缕，但云南在近现代又封闭又开放的状态，刚好给了西南联大较为自主的发展空间。云南在历史上长期地处偏僻，近现代以来，经历了从唐继尧军阀到龙云军阀统治的过渡，长期与国民政府之间呈现一种貌合神离的状态，尽管国民政府内迁重庆，昆明成为大后方的重镇，拉近了与中央的距离，国民政府加大了对昆明的重视，但由于龙云的抵制，国民政府难以真正形成对云南的有效管理，比如云南可发行地方货币、可单独行使政策法令，甚至中央军不准驻扎在昆明城内。龙云本身又不是一个顽固的军阀，对教育思想采取开明的态度，云南这种状态，为西南联大赢得了难得的自由时光。

　　因此西南联大可以不执行教育部颁发的《大学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虽然在西南联大设立了党部，但的党化教育从来也没在西南联大形成主流，相反的，西南联大形成了一种相对自由的多家争鸣的状态。这里既盛行，也不难找到的思想，就连像“战国策”派陈铨推崇“理想的生活是战争，而不是和平”类似于法西斯的思想也能安然无恙，而在文学领域，古典与现代同治一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都可以各行其道。尽管新文学的诞生与北京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却没在北大而是在偏安一隅的西南联大取得了相应的教学地位。这些都见证了西南联大相对自由的一面，而这种自由的实现，与云南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密不可分。正如有人所言：“如果联大不是设在云南，而是设在大后方的其他地方，西南联大也就绝不可能有那样大的成就和贡献。”

　　二是对具体的文学创作而言，云南地域文化更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西南联大作家的创作。云南长久地与中原、沿海相对隔绝，让这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对于从外界进入到云南的西南联大作家而言，这相当于就是一次异域的生命体验。云南的景、云南的民俗风情、云南的生活方式，无一不刺激着作家焕发出新的想象。比如闻一多，到了云南，从一位书斋学者最后成为了民主斗士，就是从昆明人身上看出了中国人充满野性生命力的一面，“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的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正是云南地域文化给予了作家深刻的生命体验，让作家重新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不仅仅是闻一多，还有汪曾祺正是在云南的土地上萌发了他的诗意，穆旦在云南体验了他的“现代性”，朱自清笔下的蒙自，沈从文笔下的云南的云、云南的山歌，汪曾祺笔下的翠湖，冯至、汪曾祺、刘北汜、郑敏……他们的作品中都渗透着云南地域文化色彩。正是在云南的地域文化里面，开始或完成了他们最为“文学”的一面。可以说，云南地域文化对西南联大文学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如同李光荣在《民国文学观念与西南联大研究新视角》中所说的那样“如果忽视了昆明和云南社会文化的特点，品不出‘云南味’，所论便不是‘西南联大文学’”。

　　云南文化是西南联大文学形成的重要一翼，然而，对比起抗战时期的其他几个文学中心，作为云南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西南联大文学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从20世纪90年代兴盛起来的从地域文化来研究现代文学的思路几乎遍及全国的大部分省市，但在云南的这片土地上，地域文学的视角一直没有得到有力的开发。很多省市都整理出版了自己的现代文学书系，比如《贵州新文学大系》《河南新文学大系》等，但云南是缺席者；在1995年到1998年出版的很有影响力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中，包括了《“Ｓ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黑土地与东北作家群》《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都市漩涡中的海派小说》《“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长长的名单中，云南也是缺席者。

　　直到进入到新世纪，才由李光荣整理出版了《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这是作品集的收集整理，还谈不上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相比其他从地域文化来研究现代文学的汗牛充栋的论作来说，从云南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西南联大者寥寥无几，就笔者所见，仅有李光荣的《西南联大文学与云南的地方文化》，但该作更像是一种框架的建构，谈到了一些云南文化与作家之间的互动，还没有对云南文化对西南联大文学到底起到何种作用作出解答，还有待于对具体的作家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在其他论文中，李光荣也注意到了从云南文化来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的重要性，但论文的重点并不在此，仅只发出声音。可以说，从云南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西南联大，学者的涉及还相当少，仅仅只是浮光掠影地揭开了冰山一角。

　　根据以上梳理来看，从云南地域文化来研究西南联大文学有着从其他方面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是西南联大文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但同时，从云南地域文化来研究西南联大的成果却聊聊无几。为什么从云南地域文化来研究西南联大文学没有引起学者足够的重视？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云南地域文化缺席西南联大文学研究，首先反映出了当前学术研究资源的不均。在研究其他抗战文学中心的论著连篇累牍的时候，云南本土上却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研究队伍，学术研究力量较为薄弱。不仅是西南联大文学研究，就是西南联大研究长期以来都少人关注，甚至连抢救西南联大文献资料都做得远远不足。正如李光荣所言，“历史当事人在陆续离世，旧时的报纸杂志在日益炭化或蛀蚀，于2000年发出了‘抢救史料’的呼吁，并得到一些研究者的拥护，于是向某个研究组织提出了工作计划，不意那组织领导人的本意并不在西南联大研究本身，遂不理睬我的计划，大家只能坐视史料的消失而空发叹息。”

　　学界长久地忽视从云南地域文化来研究西南联大，更重要的原因可能与一惯形成的研究模式相关。当前对西南联大的研究还没有摆脱“现代性”叙事的诱惑。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性”作为一种思考文学的方式，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对文学研究的启发也是有益处的。但西方的现代性本身是在与前现代的对比中建立起来的一个时间概念，“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在这种概念中，现代社会被视作比前现代社会更具有现代性。当这个概念被复制到非西方世界中的时候，便成为了西方处于历史发展的前列，而东方处于历史发展的末梢，东方必定要沿着西方所走过的道路去追赶西方。表现在相关的研究中，就是将西方叙事模式复制于非西方社会，总是认为西方的现代性多于中国，而中国文学创造及文学研究要获得发展，就必定在时间轨道中走跟西方一样的道路，这就是长久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左右着我们的一种思维。在这种简单的思维中，作家的地位或是作品的价值变成了有无现代性或者是现代性多少之争。

　　受这种研究的影响波及，研究西南联大文学就只需要在西南联大文学作品寻找现代性的有无或多少。这在有关西南联大诗歌的研究中尤为突出，长期以来，我们提起西南联大文学，想起的便是“九叶诗派”，似乎“九叶诗派”就能代替整个西南联大文学，而“九叶诗派”又先天地被冠以现代主义，于是整个西南联大文学就是现代主义。这简直是有些令人费解的。这样的认识，无疑简化了文学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在西南联大文学中，以“九叶诗派”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诚然是一个亮点，但西南联大文学却绝非只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依然在这里得到了深化和发展，而当前的研究却很少关注它们。

　　认真考察现代性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运用，一个事实是，西方的现代性移植到中国，用线性的时间观念遮蔽了空间的差异性，“用时间性来抹去空间性差异，建立一个没有内部差异的同质化时间序列”，东西方的差异变成了时间先后之争。将这种思维扩散开来，就形成了这样的认识，西方比中国具有现代性，而在国内，沿海比内地具有现代性，汉族地区比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现代性。至今，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是被视为一个“汉化”的过程。在政治经济领域，这种模式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文化领域，则要复杂得多。

　　云南文化向来以丰富性、多元化著称。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云南在政治、经济上与沿海和中原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种经济、政治上的差距在现代性的叙事里被复制到了文化上，在缺乏对现代性更为深刻审视的情况下，便认为云南在抗战以前没有或者很少有现代性，云南所具有的现代性都是西南联大迁入之后带动起来的。从外面迁入的西南联大与云南本土文化形成了不对等的交流影响：西南联大代表着具有现代性的优势一方，云南地域文化代表着没有现代性的弱势一方。按照西方现代性扩张的规律，云南地域文化便失去了对西南联大影响的可能性，仅仅变成了对西南联大文化影响的承受者，云南地域文化对西南联大文学的影响便被遮蔽了。这种思维忽视了文化交流中所体现出来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将云南文学对西南联大文学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削平了。诚然，西南联大迁入云南，对云南的经济、教育、文化等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价值，但反之亦然，正如上文所述，没有了云南这片地域文化的影响，西南联大也就不再是“西南联大”。

　　在对现代性的追逐中，导致了云南地域文化缺席西南联大文学研究。这种缺席，与其说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如说是中国本土研究者自身“主体性”不足所致。在追求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研究者固执地认为西方比我们更具有现代性，而且他们所具有的“现代性”是我们必将要经历的。因而出现了研究者极大地忽略了我们可能拥有的资源及其对这些资源整合的可能性，在全盘复制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对本土理论资源的信心。而实际上，“消除现代性的大叙事是西方文学研究界的趋势甚至共识”，在西方自身不断质疑“现代性”的情况下，中国文学研究是时候走出“现代性”的神话了。西南联大文学研究者总是在一个习而不察的西方文学理论框架下进行文学思考及其论述，这种缺乏批判的研究导致了现代性逐渐建立起了自身的话语霸权，粗暴地遮蔽了文学本身。在当前重回中国文学本身去反思现代性，至少应该对中国与西方及中国自身内部的研究进行反思，尤其是后者更显重要，因为它直接导致了研究者的一些盲见。研究者应该质疑在这一系列的模仿与复制当中自身缺失了什么，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理论资源来，恢复现代文学研究的“主体性”。

　　在这种“主体性”的建构中，祛除“现代性”的神话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返回到文学现象本身。西南联大文学研究既不盲从于西方，也不崇拜于国内一些振振有词的预设逻辑，而是返回到西南联大文学发生的具体境遇中，认真地分析多种文化是如何影响并推动西南联大文学发展的，从为现代性建构的注脚转向一种客观的、反思的立场，这种路径对于培养研究者自身的思维，瓦解当前文化研究中的霸权，建构多元的、开放的对话场域却是必要的。否则，包括西南联大文学研究在内的种种文学研究都只能在禁闭的自我逻辑中进行，并重新进入到另一种独断的话语霸权当中去。

　　在当前“文学研究已如死水，亟需打破西方理论的话语霸权”的时候，上述的反思和建构，对于挖掘西南联大文学研究的潜力甚至是激活现代文学的研究，都是极有裨益的，在某种程度上为之后的研究打开了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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