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胡同的这些名人都和津门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如今的东城区史家胡同55号,也就是昔日的老门牌26号,曾经被称作“焦家大院”。之所以出现这个称呼,是因为这座大院里居住过清代咸丰年间八大辅政大臣之一的焦佑瀛。焦佑瀛的名字,或许会让您感到陌生。没错,他确实不如同为顾命大臣的肃顺、端华、载恒等人那般名声赫赫。而且,焦佑瀛在八位辅政大臣中的地位最低,他不过是军机处的“挑帘军机”。只因其文笔过硬、才干超群、又颇有些见识,并得到肃顺的赏识与推荐,才被咸丰帝看在眼里。待到咸丰十一年(1861)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发动“辛酉政变”,将肃顺、端华、载恒处死或赐死,受到殃及的焦佑瀛也被罢官、充军。焦佑瀛有何大罪?不过是得到肃顺赏识而已。两宫太后与恭亲王没有对其严惩,最终让焦佑瀛告老返乡。不过,从焦佑瀛开始,在史家胡同住过的诸多名流,都和津门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焦佑瀛的故乡在哪里?津门。他是地地道道的天津人。当初能让肃顺看上,就是因为焦佑瀛于咸丰十年(1860)奉命在天津静海办团练时所展示的才干。
待焦佑瀛回归津门后,他便在“逋园”内消磨着自己晚年的时光。“逋园”,也被称为“家园”,它位于今天津河北区锦衣卫桥的解放新里。“逋园”二字,或许包含着“有幸免于死且逃亡于津”的意思。当然,津门百姓又把“逋园”称作“焦家大院”。这倒是与史家胡同的俗称相吻合了。想当年,焦佑瀛所隐居的“逋园”,正好处于海河港岔,看船只往来,帆樯如林,渔舟唱晚,风景如画。焦佑瀛在园中兴建亭台,植花木,喂养虫鱼鸟兽,亲自种植菜圃畦蔬。豆棚瓜下,花晨月夕,常开筵宴宾客饮酒赋诗,以消遣光阴。而今的我,无法揣测焦佑瀛彼时的所思所感。远离污浊的晚清官场,或许也是一种很大的福分。早些年,当我探访“逋园”时,发现院落尚且留存,然其旧貌早已荡然。
焦佑瀛留津,他的两个儿子焦子柯、焦厚安,又在为天津“八大盐商”之一的姚家管账。这盐商姚家,实乃老天津城厢之中居住年头最久的住户之一。自清乾隆、嘉庆年间起,他们就一直住在鼓楼东一带,所以被称为“鼓楼东姚家”。根据文献记载,焦佑瀛的堂妹就嫁给了姚家的掌门人之一姚承丰。
焦佑瀛是晚清的重臣之一,他的子嗣则为商贾。到了焦佑瀛的孙辈,出现了一位鼎鼎大名的文化人,他便是北京人艺副院长兼总导演焦菊隐先生。焦菊隐先生是焦子柯的儿子。尽管他的人生经历,绝大部分是与北京联系在一起的,但他毕竟是天津生、天津长。焦菊隐先生于1905年12月11日生于天津的时候,他的祖父焦佑瀛已经离世多年了。
说来也巧,焦菊隐先生也在北京史家胡同居住过,那便是老门牌56号(而今的20号)。我曾以自己的行走速度作过推测,从史家胡同20号的北京人艺宿舍步行至史家胡同55号的“焦家大院”,大概需要五分钟时间。短短五分钟的路程,却跨越了焦家三辈人的居京时光。
就在焦菊隐先生成为史家胡同20号的新主人以前,这处庞大院落的南侧,曾经被德国商人创办的禅臣洋行所使用。昔日的院落大门,是设在干面胡同一侧的,所以老门牌号为“干面胡同20号”。而今,大体是干面胡同47号的位置。当然,您若找寻这个新的门牌号,估计是见不到的。由于大门改为住房,所以门牌号也跟着消失了。
禅臣洋行有啥特别之处么?当然有了。关于它的一段故事,可说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夺宝大案”。
线年日本投降后,作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助理代表的王世襄,得到了古玩商陈耀先等人所提供的一个信息。在沦陷时期河南等地出土的重要青铜器,有相当一部分被德国商人杨宁史买去。杨宁史是禅臣洋行的经理,他所供职的洋行及其住宅的地点,就在干面胡同中间路北。1945年11月上旬的一天,王世襄到干面胡同禅臣洋行去查看,恰好看见禅臣洋行一个德籍女秘书在打字,文件内容是青铜器目录。王世襄将目录拿到手中,声明就是为追查此批文物而来。女秘书说,目录是德国人罗越交给她打的,如需用这份目录,请告知罗越。
王世襄拿目录找到罗越,罗越承认目录是他编的,而器物则为杨宁史所有。杨宁史此时正在天津,因日本投降后,限制日、德两国人自由行动,所以杨宁史不能到北平来。为了使杨宁史承认有这批青铜器,只有把罗越带去天津,持目录和杨宁史对质。
1946年1月12日,经过王世襄的努力和官方出面交涉,杨宁史收集的古青铜器127件和古兵器136件被运到故宫御花园绛雪轩清点交接。而今,在故宫博物院的青铜器馆内,还能见到杨宁史所藏的珍品文物。其中最为出名的,是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
不是说杨宁史是住在津门么。那他到底居住在天津的什么地方?待我查阅相关资料时,“德璀琳大院”的名字突然映入眼帘。这个德璀琳,是近代天津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德国人。作为直隶总督李鸿章、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都十分赏识的人,德璀琳于1877年至1904年间,断断续续地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长达22年之久。德璀琳有五个“善于交际、喜欢运动”的女儿。而他的五个女婿,分别为李鸿章的顾问汉纳根,美丰银行经理腊克、奥地利驻津领事包尔、开滦矿务局总经理纳森,以及英国驻华使馆武官。一时间,兴建于1886年的德璀琳大院,俨然成为天津的社交中心。待德璀琳夫妇分别于1913、1939年去世后,他们的后代将院中的一、二、三号楼租给了三个财大气粗的德国商人。其中的三号楼,正是租给了禅臣洋行的经理杨宁史。待二战结束后,德国人占据的大院,被三个美国将军替代。当美国人撤离后,大院又被国民政府接管。如今,当我寻访昔日的德璀琳大院时,发现这里早已成为天津第一招待所。
紧挨着禅臣洋行旧址的干面胡同49号,居住的是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名流凌福彭。“凌福彭”这个名字,读者可能略感陌生,或许提到他的女儿,会相对熟悉一些。凌福彭的闺女是民国时期的大才女凌书华,凌书华的丈夫则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文化人陈西滢。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起凌书华“小姐家的大书房”,那里曾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出名的文化人沙龙。而凌书华、陈西滢所居住的区域,也就是而今被开辟为“史家胡同博物馆”的那片场地,恰恰是凌福彭寓所的花园部分。昔日的凌家后花园,占据了整个寓所面积的三分之一,而如今挂着“史家胡同24号”门牌的博物馆大门,只是旧时凌家的一堵后山墙。直到凌福彭于民国十九年(1930)病逝于广州西关前后,陈西滢、凌书华才将后山墙改造成出入的寓所大门。
说起凌福彭,他与天津的缘分可不浅呢。光绪廿六年(1900)春天,凌书华降生。但凌福彭并没有太多喜悦,他眼前看到的,是一塌糊涂的政局。待八国联军入侵京津之后,凌福彭被清廷补授为天津府知府。当上知府,凌福彭却没有丝毫的快意。毕竟,天津城正在被八国联军占据着。此时的天津城市管理机构,叫做“都统衙门”。直到光绪廿八年(1902),都统衙门的统治结束,天津城才算归还给中国,凌福彭也才走马上任。此时的凌福彭,在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指导下,于天津地区推行新政。他与警政方面的专家赵秉钧合作,派遣训练有素的巡警队伍来治理天津。
与此同时,凌福彭通过考察日本的司法与监狱制度,并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于津门开设了罪犯习艺所。这可是中国司法史上的一项创举。依照袁世凯向清廷递交的奏折上所言:罪犯习艺所应该按照道来设置。直隶省有五个道,所以应设置五所。但因府库空虚,于是先在保定与天津各设一所。
让我感到好奇的,是凌福彭担任天津知府时候的府署衙门在哪里。为此,我专门询问了天津文史专家魏斌老师。根据他的介绍,凌福彭时期的天津府衙,应该是昔日天津卫署所在地。其位置,大体是在而今的鼓楼北街。此地于明代是天津卫署,清代则为天津府署。民国三年(1914)撤府改县,这里又成为天津县署。前前后后延续510多年,是津门历史最长的衙署重地。(文中图片均为高申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