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天津是北京的邻居，所以是党中央领导人除了北京，最常去的城市之一。从1949年算起，先后20多次视察天津，走过了天津非常多街道、村落。

　　其实不仅仅是，周恩来、都曾多次来到天津，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1951年12月，第一次到天津，他先听取了天津市委的工作汇报，之后又去参观了海河太古码头和郊区农村。

　　1970年4月，是最后一次去天津，并没有过多停留，在专列上听取了天津市领导的工作汇报。而在20多次莅临天津的经历中，要数1954年和1958年两次最为有趣。

　　一次睡地板、看日出，一次吃烤鸭、“挤”轿车，都是人生中难得的新奇体验。我们就一起看看伟人视察天津的具体经历吧。

　　1954年4月19日晚上，从北京乘坐专列前往天津视察工作，除了警卫人员，还有、罗瑞卿、叶子龙等党内同志随行。

　　列车是凌晨抵达天津的，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早早到车站迎接一行人，众人一同入住天津市委大院宿舍。凌晨两点半，卫士孙勇正在门口值班，突然打开门叫孙勇进房间。

　　孙勇有点疑惑的看着，轻声说：“我睡不惯软床，你给我把褥子、床单铺到地板上，搞个地铺。”孙勇直摇头说：“这不行！我立马找人换个硬床。”

　　却坚持说：“大半夜的，不要兴师动众了，搞个地铺睡就很好。”孙勇只好按照的要求，打了个地铺，换了地铺就安安稳稳地睡了。

　　上午大家都醒了，孙勇和叶子龙、黄敬汇报了昨晚毛主席睡地铺的情况。黄敬听了很懊恼：“怎么让我主席睡地铺呢！我事先不了解情况，没有准备好。”叶子龙安慰道：“不怪你，我事先也没有通知和安排。”

　　又过了一会儿，醒了，黄敬忙道歉说：“主席，实在对不起，让您睡了地铺。”摆摆手，风趣地说：“地铺比你那软床舒服多了！”在场的几个人都被逗笑了。

　　21日早上，乘坐专列抵达山海关车站，众人下车去参观了长城起点老龙头。站在古城墙，眺望远方的景色，对随行的人员感叹：

　　“这就是万里长城东边的起点，冷兵器时代，靠长城防御北方少数民族侵犯。山海关在历史上和现今，都是军事要地，东三省通往关内必过这里。日本侵占东三省后，也是从山海关入侵关内的。我军的第四野战军，解放东北后，也是从这里带着百万大军南下，一路打到海南岛。”

　　罗瑞卿提问说：“历史上山东人闯关东，是从山海关进入东北的吗？闯关东是从什么开始的？”

　　侃侃而谈：“山东人大规模闯关东是从清朝初年开始。满族没有入关前，是严格禁止汉人到东北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少数民族后，开始开拓疆土，向南部发展，他儿子皇太极从上海关一路南下，攻占了北京，灭明建清。”

　　“满族人入关后，东北人口大大减少，荒芜的田地非常多。山东那几年闹灾荒，不少当地人为了生存，开始离开家乡，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地广人稀，距离又相对近的东北成为首选。”

　　“清朝300多年的时间，闯关东的山东人就达到了两千多万，东北百分之七十的人口，都是东北迁移过去的。闯关东还分两条路，水路和陆路，水路走渤海，陆路走山海关。以前闯关东是九死一生，直白点说就是拖家带口沿路乞讨，路上饿死、病死的很多，能够顺利达到东北的都是命好。”

　　众人听得津津有味，都感叹知识渊博，尤其讲起中国历史，真是如数家珍，熟悉的很。有叶子龙感慨说：“以前总听人说山东人闯关东，一直是一知半解，今天涨知识了，终于明白了来龙去脉！”

　　早上看了山海关，中午等人又去视察海港秦皇岛港。秦皇岛港是北方的大港口，码头上人流货流来来往往，很热闹。距离港口不远，有一家玻璃厂，又去玻璃厂看了一圈，了解玻璃的制作和销售情况。

　　下午四点半，乘着专列达到北戴河，下车后入住了张学良别墅。晚上入睡前，特意对李银桥说：“明天早起，我带你们去看日出！”李银桥劝道：“你在山海关城楼时着了风寒，有点感冒，别去了！”

　　李银桥只好将的意思转告大家，杨勇心细，去找北戴河管理处处长何明孝，研究上山的道路，以及需要准备的东西。最后杨勇准备了马灯、手电筒、雨衣。

　　22日凌晨4点50分，、罗瑞卿、叶子龙、李银桥、杨勇等人跟着去山顶看日出。出发前，杨勇还将何处长介绍给，何处长建议：“主席，山上天凉，要多穿些衣服。”

　　一行人就这样上路了，50年代，山上还没有修路，偶尔有来看日出的人，都是沿着一条山沟小路走。四五点钟天色又暗，路很不好走，何处长在前头领路，大家跟着他一脚深一脚浅的往前走。

　　不过这段路并不算远，走了一阵子，众人就到了望海亭。孙勇找了一处石墩，将风雨衣盖在上面，请坐下休息，李银桥也将拿了一路的大衣给披上。

　　掏出一包烟分给众人，自己也点上一支，一边抽烟一边等待日出。没一会，东方的海面上就露出一道霞光，光线一点一点扩大，变成橙红色的半圆，再然后一轮红日就跃上海面。海上升明日的景观极为壮观，众人都被震撼，久久望着海面欣赏。

　　孙勇说：“我这是第一次看日出。”也说：“看日出真是一种享受。”很高兴，笑着说：“我带你们看日出，虽然耽误了睡觉，但物有所值吧？”

　　叶子龙接过话：“能跟主席一起看日出，本身就很难得，何况还欣赏到了如此壮观、雄伟的美景。值，大大的值！”

　　看完日出，众人步行返回张家大楼，下山的速度就快了很多。众人回去稍作休息，吃了早饭，八点多，又随着登上了专列，去下一个地方视察去了。

　　去正阳春鸭子楼吃烤鸭，事后，李银桥却在楼下捡了“七筐半”钢笔和手表

　　1958年8月10日，的专列抵达天津，开启了新一轮在天津的视察。前一天，先听取了市委的汇报，11日去参观了天津进出口商品陈列馆；12日，又去参观了天津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会。

　　13日，安排了去新立村参观稻田的行程。新立村的情况非常特殊，为了提高粮食产量，竟然想出了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为水稻吹风的方法，说这样可以增产。这样神奇的事情传到了的耳朵里，当地的干部还向吹牛说：“新立村亩产十万斤。”

　　自然不信，他在韶山老家种过地，指着那位领导干部就说：“你肯定没种过地。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十万斤？堆也堆不起来！”

　　有人为了向证明这件事，还让几个小孩子站到水稻上去，亲眼见了，依旧不信，还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

　　不相信新立村能亩产十万斤，但通过考察，还是认为农村其它方面的建设不错，有了新农村的样子。参观完新立村后，市里的领导又陪着去南开大学，视察校办工厂。

　　学校年轻人多，一出现，全校师生都兴奋起来，涌过来想见一面。结果，视察完工厂，却被堵在了工厂里面，外面被学生和老师包围了，寸步难行。

　　卫士长李银桥和天津市警卫处处长李侃商量，调一辆华沙小轿车过来，让直接从工厂门口坐车走。华沙小轿车体型非常小，适合在拥挤的地方和窄路地段行驶，但身材魁梧，不喜欢坐这种车。

　　可这时候也不能挑剔了，警卫员们只能将“挤”进车里，小轿车才慢悠悠开出人群。之后，又去了天津大学，同样视察了天津大学校办的工厂，他和工厂中的工人、学生谈得很尽兴，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中午的时候，看了一眼手表，提议说：“我们去吃饭馆吧！”天津市的领导就安排到和平区沈阳道的正阳春鸭子楼去吃烤鸭，点头同意。

　　进了饭馆不着急坐下，而是直径去了厨房，找做菜的大师傅聊天。问：“有没有休息时间啊，每个月能挣多少工资？”一个大师傅答：“每星期都能得到适当休息，每月工资六七十元，生活过得蛮好。”

　　听了挺高兴，和厨房里的人一一握手，才回到楼上的餐桌等着上菜。吃饭很快，吃完他就让大家随意，他自己站起身，在窗户边散步。哪知道就在窗户边走了几步，往楼下望了几眼，惹出一场烦。

　　正阳春鸭子楼对面是一幢住宅楼，在窗户边散步的时候，正巧对面楼走廊上一位妇女在晾衣服，两栋楼距离并不远，和妇女就互相看了彼此一眼。那位妇女一眼就认出了，惊讶之下喊了一声：“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就这么一嗓子，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毛主席在正阳春鸭子楼的消息传遍天津，短时间内，人群就像潮水一样聚拢过来，将正阳春鸭子楼围得水泄不通。

　　这种场面，可是急坏了陪同的警卫人员，这里三层外三层，毛主席根本没法下楼啊。楼下的人民群众怀着激动的心情，一同高声欢呼“毛主席万岁！”声音洪亮，隔着好几条街都能听到。

　　不愿意让群众失望，多次打开窗户向楼下的群众招呼，并高声回应：“人民万岁！”改几次向群众们喊话，叫大家散开，不要影响了交通，但群众不愿意散开，人反而越挤越多。

　　等人是12点多进了饭馆的，直接被围困到下午5点多。时间长了，众人商量对策，说：“群众的欢呼声经久不息，看来出不去了。”

　　张耀祠说：“那就只能采取在南开大学用的老办法了，把华沙牌小汽车想办法开过来，接人出去。”

　　于是，天津警备区派出了一队人，为小汽车开道，一点一点从外面接近正阳春鸭子楼。李银桥见小汽车到了楼下，立即和其他警卫护着下楼，并且再次和一切“挤”进了小轿车。

　　在车上，还时不时向外面的群众招手，等渐渐远离了人群，还和李银桥开玩笑说：“又是一次下不了黄鹤楼噢！”（前段时间，去湖北武汉视察，去游览黄鹤楼的时候被一个小孩儿认出来，也曾有过一次被人民群众围住，寸步难行的情况。）

　　但这次被困在正阳春鸭子楼的时间要更久，有6个多小时，李银桥无奈的说：“当年打仗都没被这么围困过，差点当了天津人民的‘俘虏’。”

　　李银桥却没想到，被围困为正阳春鸭子楼的时候还有后文。第二天，有人告诉李银桥：“主席走后，我们派人清扫了街道，单单是鞋帽、钢笔、手表就收了七筐半！”

　　50年代，手表可是贵重物品，其重要程度，就和现在的手机差不多。李银桥就将“七筐半”的事情和说了，立即问：“群众没挤伤吧？”

　　这才放松下来，又笑了笑说：“手表是宝贝啊，为了见我一面，把它丢了可划不来呀！”

　　可能正是天津人民的热情感染了，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一年内来了天津4次。

　　1959年2月，外出路过天津，不过这次他没有下车，而是接了天津的领导干部上专列汇报工作。4月，视察了武清县豆张庄大队。9月，视察了西郊区杨庄子管理区，专门去看了地里水稻的长势和产量，还去了杨柳青农场。

　　1960年5月1日，正巧是五一国际，当时在天津海河广场准备了一场庆祝活动。早上，刘子厚突然接到通知，毛主席到外地考察，中途路过天津下了车。

　　刘子厚挺意外，但立即去接，在汽车上，刘子厚问：“主席，今天是5月1日，要在广场举行庆祝游行活动，您去不去？”想了想说：“去！”

　　于是汽车直接开到了海河广场，为了方便和群众打招呼讲话，临时在广场搭建了一个主席台。因为时间紧迫，这个临时主席台是用木料拼凑的，没有加固，并不算结实，刘子厚很担心。

　　尤其一登上主席台，人民群众一片沸腾，周边一下子拥挤起来，刘子厚冷汗都下来。刘子厚一边布置警卫人员加强护卫，一边走到毛主席身边提醒毛主席要小心。听了却并不担心，轻松地说：“不要紧，以后搭结实就行了。”

　　刘子厚提心吊胆地关注着毛主席的情况，直到庆祝活动结束，提着的心才放下来。像“五一”这样的节日，一般都在北京参加庆典，很少会参加其它城市的活动，1960年天津这一次，是绝无仅有的了。

　　之后61年、62年、64年、65年、69年、70年，都曾到过天津视察，1970年，就是最后一次到天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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