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近代天津历史名人很多 ，主要介绍中国“氢弹之父”于敏、南开大学创建者张伯苓和弘一法师等人，以飨读者。

　　于敏：中国“氢弹之父”于敏（1926—2019），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人。

　　1960年底，于敏等参与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当时我国只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用于氢弹计算的只有很少时间。于敏领导下的人员主要靠用计算尺计算。1965年10月下旬，于敏开始核武器理论研究，解决了热核武器中很多关键性的理论问题。氢弹原理有了实质性的突破。此后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对中国核武器研究有重要贡献。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国家最高科技奖等奖项，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张伯苓：南开大学创建者张伯苓（1876—1951），天津人。曾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等职，一生致力教育，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等学校，重视戏剧教育、音乐教育和环境教育，最早将奥林匹克运动概念带入中国，为国家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张学良、马骏、曹禺等曾是南开大学学生。

　　曹禺：中国现代戏剧的泰斗曹禺（1910—1996），祖籍湖北潜江，生在天津一个没落官僚家庭。原名万家宝，中国杰出现代话剧剧作家。曾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学习。为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齐名。代表作有《雷雨》、《日出》、《原野》等。有“东方的莎士比亚”之誉。

　　李叔同：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李叔同（1880—1942），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生于天津河北区，原籍浙江平湖，寄籍天津。毕业于南洋公学、东京美术学校，做过教师、后剃度为僧，尊称弘一法师。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中国，其在书法、诗词、丹青、音律、金石、演艺等方面具有很高造诣，在教育、哲学、法学、汉字学、社会学、出版学等方面都有创造性发展。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等著名画家、音乐家；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

　　王襄：中国现代金石学家、甲骨学家王襄（1876—1965），祖籍绍兴，世居天津。王襄是殷墟甲骨文的最早鉴定和收购者之一。为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金石、甲骨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著有《毛公鼎释文》、《滕县汉石刻画记》、《三体石经考录本》、《古镜写影》、《宋钱志异录》、《纶阁所抚金石文字》、《古陶今释》、《古陶残器絮语》、《流沙坠简勘误记》、《秦前文字韵林》、《纶阁文稿》、《纶阁诗稿》、《簠室题跋》、《两汉文物举例》和《入蜀琐记》等。

　　近代天津是中国北方的大都市，华洋杂处，有很多重要人物曾在此生活，介绍几位新闻界人士。

　　英敛之英敛之是我国著名报人，最突出的贡献是创办了《大公报》。这是一份影响了近代历史进程的报纸。

　　19世纪60年代，天津成为通商口岸和中国较早接触、吸纳西方文明的近代大城市，形成了以华洋交错、新旧杂陈为主要特色的社会环境，也成为开华北乃至全国风气之先、向中国人展示西方文明的重要窗口。《大公报》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诞生的，此后辗转历经英敛之时期、王郅隆时期、新记时期。

　　当时，出于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考量，一批知识分子们不仅继承了先辈们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责任，而且凭借着对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的理解，自觉地担负起了开启民智的重要责任。《大公报》创办者英敛之就是其中的一员。

　　1902年，《大公报》在天津成立。英敛之在创刊号的头版序言上明确表示，开启民智、伸达民隐、抨击权贵、讥评时政是《大公报》的宗旨，如果对于“民之冤苦、官之贪邪”，知而不言，就是有负天职。英敛之对于报纸媒体的功能和作用的认识，使《大公报》在创办之初形成了“敢言”的特色。

　　例如，1909年7月19日《大公报》发表了英敛之撰写的《异哉某相国》一文，矛头直指权臣张之洞，指斥他是时代之罪人！《大公报》的报道，为清政府和官员所痛恨，但扩大了中外人士对热点事件和政治局势的了解，也为《大公报》赢得了声誉。《大公报》在英敛之主持的十年间，名声大噪，迅速成为闻名于整个华北地区的大型日报。

　　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1926年，三人以新记公司的名义，续办《大公报》。吴、张、胡三人针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总结自身的从业经验，于1926年9月1日在《大公报》社评《本社同人之志趣》中，创新性地提出了“四不”主张，构成了大公报的社训。他们始终站在爱国的一线。

　　《大公报》还积极救灾，发挥媒体的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宣传慈善事业，替灾民乞赈，为伤员募集资金。1928年6月，《大公报》成立“大公报救灾委员会”，连续刊登救灾启事，宣布以服务社会为报纸的天职，向各界募款，“务使一钱之微，必用诸难民”。《大公报》不仅是读者的信息源，更是读者的思想源。1930年创办《摩登》周刊，专门解答青年读者所提出的问题。《大公报》为遭难者、受伤者解决物质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为读者提供各种生活知识，为他们解决各种思想难题，适应读者的精神需要，自然赢得了读者的支持。

　　近代天津的新闻记者们《大公报》开风气之先，开辟各地调查通讯、旅行通讯等专栏，以调查各地民众的生活状况，使报纸成为信息不发达年代人们的参考资料。如1934年派记者李天炽搭乘商办新绥公司的长途汽车，以当时最快的速度赶赴西北，向外界报道。1931年春，派记者曹谷冰赴苏联采访3个月，所写的二十多篇通讯在报上一一刊登，比较全面客观地报道苏联建设的成绩，后又编成单行本出版。最有名的当数范长江写的中国西北的旅行通讯，结集为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成为新闻专业的著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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