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天津，得名于明成祖朱棣，意为“天子渡津之地”，旧时又称天津卫。常言有云，“中国近代百年看天津”。民国时期，南有上海滩，北有天津卫，这两座城市是近代中国繁华之所在，其中天津卫在近代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许多风云人物在此处发迹或归隐，很多重大事件在这里发生影响着历史进程。

　　去年，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项目联合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推出品牌栏目《中国近代百年看天津》，讲述这片土地的荣华和沧桑，受到了广大政协委员和网友的热烈欢迎。今年，我们在该栏目继续推出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本文为本栏目第十三期，选自辛公显的《辛亥革命时期天津的革命活动》。文章原载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发难，义旗一举，全国响应，从而结束了统治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盘距在北京紫禁城的清王朝，已经是摇摇欲坠，未来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但仍在作最后的挣扎。

　　这时的天津——拥有五十多万人口的北方重镇，仍在清政府的反动控制之下。天津的趋势如何，举足轻重。在这里，崛兴的革命力量面临着重大任务是，支援南方斗争，扩大革命声势，向封建王朝展开一场犁庭扫穴的斗争！

　　天津地接京畿，又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驻地，工商辐辏，交通畅达，是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且许多国家在此辟有租界，已成为各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内地扩展侵略势力的基地。天津人民饱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和剥削之苦，有着强烈的反抗情绪。在辛亥革命时期，天津也是革命党人在北方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

　　早在1908年，孙中山就曾派廖仲恺北上天津，与法国社会党人取得联系，以争取国际正义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赞助。转年，孙中山再次派廖仲恺北上，途经天津去东北进行活动。同盟会组织在北方开展革命活动的时间也比较早，据刘仙洲的回忆，蠡县人陈幼云1903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参加了同盟会，1906年从日本弘文学院毕业回国以后，积极着手组织同盟会河北支部（注：见刘仙洲：《辛亥革命前后保定革命运动回忆录》，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陈幼云在保定发展了不少革命青年入盟，并派往各地进行活动。天津同盟会始建于何时，没有确切的记载，仅见到刘清扬写的回忆录中提到：“在辛亥年间，经人介绍我加入了同盟会。……天津同盟会的领导并不健全，组织很散漫，当然没有严密的纪律和计划性，但凭人们的爱国热情，分别地在集合一些小集团，在进行活动。天津同盟会的会址，是在法国租界老西开天主教堂前面的广场东面，有一些矮小的平房，在一个小胡同内一所小独门独院，仅有四间小屋子，里面住着一位领导负责人，名叫胡伯寅，是河南人，年约40左右，日本留学生。就由他一个人，向大家取得联系，指导大家的活动，并无任何经济支援，大家的参加革命是出于主动自愿的（注：刘清扬：《天津国民捐和同盟会活动的回忆》，载《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这些叙述虽然简略，但却具体地说明了在辛亥革命以前同盟会在天津已经建立组织并开展了活动。

　　1909年，保定的一些青年学生联络北京、天津共同发起建立“共和会”的组织。它是在同盟会河北支部直接影响下的外围组织。发起人是保定农业学堂的胡新三(后改名为鄂公)、熊得山等。共和会于1909年11月间在保定莲池书院召开了筹备会成立会，参加者除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的代表外，还有第六镇的爱国士兵。筹备会通过了共和会简章，以“推翻满清专制”、“建立共和民国”、“融和种族界限”、“发展全国实业”为宗旨。转年5月16日在保定西南郊外正式举行了成立大会，天津代表覃秉清、江元吉、龚善支参加。大会对开展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及建立各地分会、支部组织等，都作了部署。共和会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京、津、保等地的革命斗争。共和会号召青年学生“断发”，即剪去清朝统治的标志——辫子，一时成为革命风尚。

　　1911年6月间，在天津还出现了“天足会”的组织，反对妇女缠足。男子“断发”，妇女“放足”，这是群众倾向共和、要求摆脱清朝统治的一种斗争方式，充分反映出人民的反抗情绪。

　　革命党人也秘密筹划在北方举行武装起义。丰润县人丁开嶂(原名作霖)，毕业于京师大学，受孙中山革命学说的影响，蓄志革命，如他自己所述：“孙中山立兴中会于海外，鼓吹排满，开嶂闻风，欲制清庭死命，思创立党会于近畿，独树一帜。……遂效古之草泽英雄，结纳绿林，号召亡命，作北方革命军……（注：丁开嶂：《辛亥革命时期的铁血会》，栽《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丁开嶂奔走于北京、天津，冀东以及榆关内外一带，结交绿林豪杰，于1907年建立秘密机关铁血会，设根据地于丰润县青坨庄，积蓄力量，伺机举义。

　　随着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改良主义者倡导的立宪运动也空前的活跃起来，要求召开国会，实行宪政的呼声越来越高。1909年3月，清政府被迫宣布在九年内实行立宪，遭到全国各地的反对，各省諮议局联合组织了“国会请愿同志会”，多次派出代表到北京请求提前召开国会。顺直省諮议局代表孙洪伊(天津人)是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他作为各省諮议局请愿代表之一，赴京向都察院请愿速开国会，未被清廷采纳，孙洪伊等六名议员便常驻北京，一再上书请愿，大造舆论。立宪运动这种合法形式的斗争对各阶层的广大群众也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天津各学堂学生与北京、保定相呼应一致采取的罢课举动，激发着群众要求早日实现共和的情绪。1910年10月20日，天津各学堂联合直隶和各省在津学生组织的一次大请愿，达数千人，通电全国号召各省一致罢课。这一举动对清政府的震动很大。清政府为了缓和全国人民日益不满的情绪及日益增长的革命气氛，于十一月再度被迫宣布缩短立宪预备期为五年，但与此同时，却严饬各省请愿代表“即行回籍，不得逗留京师”，妄图以此扼杀立宪运动。1911年1月1日，天津各学堂又一次举行罢课，要求速开国会，清政府急命学部、督抚严行禁止，并饬令随时弹压。在清政府的迫害下，天津学界的请愿活动却愈演愈烈。1月9日，清政府竟以破坏治安为名，将天津“国会请愿学界同志会”会长温世霖(天津普育女学堂校长)逮捕，诏命发配新疆，并勒令罢议之学生一律复课。清政府对立宪运动的，教育了幻想立宪的改良主义者及思想一时认识不清的群众。合法的手段达不到民主共和的目的，要改变封建专制制度惟有求诸暴力。革命党人采取武装斗争以推翻清王朝的信心更加坚定，其群众基础也更为广泛了。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人心振奋，革命党人积极筹划在天津采取行动，声援南方，迅速取得彻底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全面胜利。

　　就在武昌起义后的不久，天津共和会宣告成立。据于树德回忆：“天津共和会是辛亥起义后，以北洋法政学堂和天津女子师范学堂为中心组织起来的革命团体，也有学堂以外的人参加。公推白雅雨为会长，胡宪为副会长，与南方和京津一带革命团体联系，大概是辛亥年九月间(阴历)的事。机关设在天增里附近生昌酒店楼上（注：见于树德：《回忆滦州起义与共和会》，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

　　白雅雨，名毓昆，雅雨是号，又字铣玉，江苏南通人，曾就学于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精研典籍，文赋惊人，有“江南才子”之称。他从南洋公学毕业后，受聘于上海澄衷学堂任教，这期间经常与同盟会成员接触，被吸收入盟，立志献身革命。鉴于北方开辟工作的需要，白毓昆携眷北上天津，就任北洋女子师范和北洋法政学堂的史地教员，一面教书，一面开展革命活动。白毓昆的革命立场十分鲜明，对于当时社会上的立宪运动，他明确表示这是“与虎谋皮”。武昌起义后，白毓昆主张立即采取行动，他说；“京津一带是清室的根本之地，京津不动摇，南方革命军恐难持久，如果战期延长，生民涂炭，我是很不忍的。我们应该尽快在京津举义!”当时有人担心力量薄弱，白毓昆毅然说：“拿破仑说过，英雄字典里没有‘难’字，北方革命的职责难道要等别人来承担吗?”于是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成立了天津共和会，并立即着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为了减少后顾之忧，将妻儿打发回原籍。然后，他奔走于北京、天津、滦州、张家口等地，联络军队，运送炮械弹药，不辞辛苦地推动起义工作的开展（注：见罗正纬：《滦州革命先烈事略》，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之六）。”

　　原在冀东组织铁血会的丁开嶂，曾计划在清军举行秋操演习京城空虚之时起事，已部署了铁血会京东部为发难军，关东、边外、京北三部进行支援。不料在秋操演习之前几天，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闻变，立即决定取消秋操，因而铁血军乘虚发难之举落空了。丁开嶂立即来天津“立军部于法租界，操纵榆关东西、长城南北草泽革命军。”重新布署武装起义的举动（注：见丁开嶂：《辛亥革命时期的铁血会》，载《近代史资料》，1955年2期）。

　　武昌起义爆发后，天津的革命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除上述的共和会、铁血会而外，还有光复团、急进会、女子暗杀团、北方革命总团、共和革命党、北方共和团等等，革命气氛相当浓厚，各派政治力量猛烈地冲击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原在北方进行革命活动的胡鄂公，1911年春南下到上海，又辗转去南昌、开封、汉口等地进行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时适在汉口，旋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鄂军水陆总指挥。不久，北京同盟会冷公剑等去武汉，要求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派胡鄂公北上，加快北方革命的步伐；经军政府议决，派胡鄂公为鄂军政府全权代表，前往北京、天津主持北方革命，并拨款1万元作为办公费用。同年11月24日，胡鄂公经上海北上抵津，住在法租界紫竹林长发栈。胡到天津以后，立即与白毓昆、胡伯寅(即胡宪)、孙谏声、陈之骥等革命党人接头，策划在京、津、保、滦、通各地进行革命活动的步骤。自此，北方的革命活动有了新的开展。

　　与此同时，汪兆铭(精卫)也从北京来天津进行活动。1910年汪兆铭与黄树中、罗世勋在北京行刺摄政王载沣，因事机泄露被捕并被判处死刑，由于清政府民政部尚书肃亲王耆善建议对革命党人采取怀柔政策，改判汪、黄为终身监禁，罗为有期徒刑十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又将汪兆铭释放，发交两广总督张鸣岐试用，又经当时受命组阁的袁世凯奏请留京。从此，汪即为袁所收买，成为南北调和的政治掮客。汪兆铭为袁世凯利用之后，立即来天津进行活动。12月1日(1911年)，汪兆铭在天津意租界召集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并推举汪兆铭为支部长，白逾桓为参谋部长，彭家珍为军事部长，黄以铀为交通部长，李某为财政部长。

　　12月2日，胡鄂公以鄂军政府代表的名义在北洋医学堂召集京、津、保、滦、通、石(石家庄)等地的革命党人50余人开会，讨论集中统一指挥北方革命力量问题。会议决定设鄂军代表办事处于天津；在京，津、保，滦、通，石各地分设总指挥处。总指挥由鄂军代表胡鄂公兼任，下设秘书处及参谋、军事、交通、联络四部，以熊得山为秘书长，孙谏声为参谋部长，陈涛为军事部长，白毓昆为交通部长，吴若龙为联络部长。各地总指挥处分别成立总司令部，指挥各地区的起义行动。天津总司令部早于11月30日即已成立，以孙谏声为司令，陈之骥为参谋部长，华朗轩为副官部长，易宣为理财部长，陈涛为交通部长，白毓昆为外交部长。北方武装起义之举，已经迫在眉睫，急不可待了。

　　武昌起义后，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拥护共和；北方各地危机四伏，武装起义一触即发。清政府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但仍在作最后的挣扎。1911年12月3日，革命党人王熙普，被天津镇总兵张怀芝残酷地杀害了。

　　王熙普，又名宗成，字钟声，浙江绍兴人。自幼胸怀大志，倜傥不群，曾留学日本。清末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一所通鉴学校，在教学的同时，还组织了一些有演戏才能的学生从事戏剧活动。他对学生们说：“中国要富强，必须革命：革命要靠宣传。宣传的办法，一是办报，二是改良戏剧。”后来，通鉴学校停办了，王熙普又组织了春阳社，演出新剧。上演的第一出戏是《黑奴吁天录》，后来又陆续演出《迦茵小传》、《徐锡麟》、《官场现形记》等。通过这些戏的演出，讽刺亲贵官僚，宣传革命思想，启发人民群众觉醒，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王熙普所演的戏，不用锣鼓场面，名为“改良新戏”，即一般人所说的“文明戏”，实为我国线年，王钟声带领他的剧团北上，在北京鲜鱼口天乐茶园演出，并不断地来天津，演出于下天仙戏院及同乐茶园。一时王熙普的名声大噪，极受观众的赞许。王在天津与移风乐会会长刘子良等相识，共同探讨戏剧改革，结为友好。

　　王熙普借演戏宣传革命的活动，受到了清政府的注意。王在京时住在全浙会馆，由于会馆里经常有人聚赌打架，清政府即以此为借口，将王拘传到案，递解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武昌起义后不久，上海光复，王熙普一度出任沪军都督府参谋。11月间，王来天津活动，潜居奥租界刘子良家中，秘密召集戏剧界同行故旧，酝酿举事。由于事机不密，为清政府密探侦悉，直隶总督陈夔龙密令南段警察总办杨以德串通奥租界当局，于12月2日晚间，派探访局警员十余人到奥租界刘子良家将王熙普及刘子良、朱琦、佟尧山、吴楚湘、陆金浦，曹恩祥等人逮捕，当场并搜出一颗都督印信和若干文件、信函等。捕后即遵照陈夔龙的旨意，交由天津镇总兵张怀芝办理。张怀芝把王熙普等人交军法官开庭突击审讯。在法庭上，王熙普直言不隐，承认自己是革命党人，为了进行革命活动从上海来到天津。他理直气壮地质问军法官：“9月初九上谕，大开（注：1911年10月30日(九月初九日)清帝曾下“罪己诏”，宣布解除，赦免党人，承认革命党为合法政党），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我是革命党，你们把我怎么样?”军法官被问得张口结舌，请示张怀芝怎么办；张怀芝也感到棘手。经与陈夔龙密商，决定按行营拿获奸细论罪，立即处以死刑。

　　转天下午，王熙普被绑赴郊外韩柳墅疙瘩洼刑场。王神色怡然，视死如归。张怀芝本拟将王斩首，王郑重提出：“革命党人非民死，但斩首野蛮，请改为枪击。”在临刑前，王熙普威武不屈，大骂陈夔龙、张怀芝、杨以德等人是奴才，高呼“驱逐鞑虏，光复大汉!”执刑人连击13枪，王熙普才倒下去。

　　王熙普被杀害的消息传出后，社会舆论大哗，就连顺直諮议局、直隶保安会的士绅们都指责陈夔龙不应革命党人。陈夔龙惟恐事态扩大，连忙张贴“安民”告示，晓谕“切勿轻听谣言”；探访局也给报社写信，说什么“敝局按匪徒捕拿，至其是否为革命党，并非敝局捕拿土匪之原因。”欲盖弥彰，不能自圆其说（注：见梅兰芳：《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

　　清政府加紧了对革命的，革命党人必须刻不容缓地发动武装起义。为了统一指挥各革命团体的力量，由胡鄂公等人出面，于12月14日在英租界小白楼召集了各革命团体代表会议，成立北方革命协会。到会的有：同盟会代表胡鄂公，白逾桓、白毓昆、赵铁桥、吴若龙、熊得山；铁血会代表孙谏声、易宣；振武社代表丁开嶂(由孙谏声代)，急进会代表张榕；光复团代表段亚夫；北方革命总团代表张幼臣；共和革命党代表赵步扬、邓超如；北方共和团代表胡伯寅、凌钺；女子北伐队代表章以保；女子革命同盟代表汪固、张鸿翰等十八人。会议议定简章九条，其第一条即明确规定协会的宗旨是“协助革命军北伐，崇奉孙先生之”。会议推举胡鄂公为会长，白逾桓、孙谏声、丁开嶂、张榕、段亚夫、张幼臣、赵步扬、胡伯寅、章以保、汪固等人为评议（注：见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北方各地的武装起义行动。

　　在北方革命协会成立之前的11月29日，在北京曾爆发了一次武装暴动事件，但立即被袁世凯派兵扑灭了，革命党人陈雄、李汉杰、高新华等殉难。12月18日，在天津、保定革命党人的策划下，爆发了任丘起义，在耿世昌的指挥下，一支500余人的革命军分为六大队向清军发动了猛烈攻势，并占领了县城。直隶总督陈夔龙急调重兵，革命军被迫退守雄县，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指挥耿世昌和队长冯杰、戴国栋、李启明、郑玉成、罗子云、刘长雄等以及士兵百余人殉难。

　　早在1911年春，清政府曾经决定秋季在永平府(今河北省卢龙)举行大规模的秋操演习，驻防奉天的新军第二十镇奉凋于十月上旬开赴关内滦州待命。革命党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派人秘密策动新军利用秋操机会在滦州起义。新军中的第二十镇、第六镇、第二混成协，有很多官兵都倾向革命，特别是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也都赞成共和，因而三人密约在滦州相机起义。秋操时间原订于夏历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不料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突然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立即下令取消演习，命新军返回原地。张绍曾拒绝执行命令，并于10月29日与蓝天蔚等联名电奏“政纲十二条”，要求速开国会，起草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特赦国事犯等，削弱皇族特权。电文极其强硬，表示如果清廷不答应，就要率军进攻北京。张绍曾滦州“兵谏”的举动，使清政府惊慌失措，清帝连忙下“罪己诏”，以稳定局势，欺骗人民；同时对张绍曾下令嘉奖，授以侍郎衔，派为长江宣抚大臣，调虎离山。11月7日，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被袁世凯派人暗杀。经此挫折，第二十镇官兵的革命士气大受影响。

　　张绍曾去职后，由潘矩楹接充二十镇统制。潘为防止革命，对所属官兵严加防范，并实行分兵散驻，滦州仅留七十九标标统岳兆麟部的三营，管带为施从云、王金铭、张建功。这时，北方革命协会派白毓昆等人前往滦州，策动施从云等官兵继续准备起义。经过革命党人一系列的艰苦发动工作，滦州新军终于在1912年1月2日宣布独立，正式成立北方革命军军政府，推举王金铭为大都督，张建功为副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白毓昆为参谋长，孙谏声为军务部长(一说为外交部长)，其他各部部长，各路司令，均有负责人选。起义军在滦州召开全体官兵誓师大会，通电全国，声讨祸国殃民的清廷，并向京津进军，准备一举摧毁清王朝。

　　滦州革命军誓师后，1月4日正准备乘车西进之际，忽然发现第三营管带张建功与清通永镇总兵王怀庆勾结，密谋叛变，紧闭滦州城门，捕杀革命党人，并据城向一、二营士兵射击。晚八时，王金铭、施从云等惟恐自相残杀贻误战机，遂下令全军登车开拔。在滦州起义后，清政府急派第三镇曹锟的军队前往，并在雷庄东将铁轨拆断，阻止起义军西进。五日晨，起义军在前有重兵、后有叛变的严重压力下，经过激战，损失惨重，最后全军溃败。王金铭、施从云等从容就义者30余人。彼时孙谏声留守军政府，张建功叛变后，诱骗孙至城上，突以枪锋刺杀之，割其心肝，踢其尸于城下（注：见王葆真，《滦州起义及北方革命运动简述》，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

　　白毓昆在事败之后，只身逃进—座古庙，躲在神像后，晚间换上便服，准备逃往天津，走到古冶被清兵捕获。王怀庆一见抓到了白毓昆，喜不自禁，立即加以审讯。白毓昆怒目斥责蜕；“我是革命军参谋长，请杀之，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又笑着对周围的官兵说：“我死没有什么可惜的，倒是你们今天做满人的奴隶，来日就要做外国人的牛马，多么令人痛心啊!”受刑时，白毓昆倔强不屈，坚不下跪，说：“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当即被残暴的王怀庆砍掉了一条腿，随后又砍了头。

　　（注：见罗正纬：《滦州革命纪实初稿》，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之六。白毓昆之绝命诗，据《革命文物》1980年第4期陈有清的《白毓昆烈土》一文，其末句为“此身虽死了，主义永流传”）。滦州起义的广大革命官兵为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而英勇牺牲，那些他们的元凶，如袁世凯、曹锟之流，不久却摇身一变，成为缔造共和的“元勋”。

　　革命党人在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还在京津等地秘密地组织了暗杀团，企图以个人恐怖活动来加速清政府的崩溃。天津的暗杀团成立于12月20日(1911年)，以薛成华为团长，尹渔村、樊少轩、张在田等为团员。

　　1912年1月16日，在北京东华门外发生了刺杀袁世凯事件，袁未被刺中，暗杀团成员当场被捕，张先培、黄之萌、杨禹吕三人被判死刑，当天牺牲。

　　1月26日，从天津来的革命党人彭家珍在北京红萝厂刺杀了清政府军諮使良弼。彭当场以身殉难，良弼被炸断了一条腿，第二天也死去。

　　就在良弼被刺杀的同一天，在天津也发生了刺杀北洋巡防大臣张怀芝事件，刺客就是天津暗杀团的团长薛成华。

　　薛成华，字友棠，直隶无极县人，原系保定盲哑学堂教员，后来加入了共和会，积极从事于革命活动。由于清政府对革命活动的残酷，他愤而组织暗杀团。经过一番策划，薛成华与尹渔村、樊少轩、周希文、张在田等五个人，决定于1月26日在天津新车站刺杀从北京返津的张怀芝。上午11时许，张怀芝下车时，薛成华连投两个炸弹，都没有命中；他又掏出手枪向张射击，也没有打中。这时军警开枪还击，并将薛成华包围，尹渔村、樊少轩等人弃枪逃走，薛成华打伤了军警二人之后被抓捕。薛被捕后押解营务处，当晚即被凌迟处死。

　　（注：见税西恒、何鲁、唐午园：《记京津同盟坐二三事》，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

　　暗杀团成员以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而慷慨就义，但并未能由此改变革命的进程，相反的，却被袁世凯利用作为口实，胁迫清廷退位。

　　这一期间，南方革命军内部的妥协势力越来越膨胀。他们慑于袁世凯表面力量的强大，不惜以让出最高统治权为条件，假袁世凯之手，迫使清帝退位，实现全国共和。当时，孙中山在和平妥协派的包围下，不得不表示辞去临时总统职务，但他明确表示：袁世凯必须“宣布政见，赞成共和”，如果袁世凯不守信用，破坏“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原则，“本总统当亲督江皖之师”北伐，坚持了保卫共和制度的坚定立场。

　　1月初，胡鄂公从天津经秦皇岛乘船南下，10日抵上海后，曾与沪军都督陈其美会晤。陈告诉胡；孙中山正在积极规划北伐，希望北方采取武装行动加以配合。胡到达南京后，偕陆军总长黄兴到谒见孙中山，孙明确表示：“北方革命运动，固重于目前一切也。”并当场命黄兴从陆军部拨给北方经费20万元。很明显，孙中山是寄希望于北方的武装起义的。

　　胡鄂公北返天津后，于1月27日在法租界西开召开了北方革命协会各团体代表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胡鄂公传达了去南京谒见孙中山的情况，然后讨论建立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及发动武装起义问题。会议推举了胡鄂公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至于起义的时间，最后议定：“事关军事秘密，应由北方总司令部决定。”

　　当日下午，北方革命协会在法租界吉祥里14号召开会议，具体研究了天津起义及京、保、通各地响应的步骤，确定于1月29日夜12时举事。计划分为九路军，以进攻直隶总督衙门为主要目标，同时攻占巡警道署、督练公所及电报电话等通讯机关、桥梁、铁路道口等，一部分清军及巡警经过策动在起义后可以响应；在攻占督署之后，立即宣布成立津军都督府。对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及津军都督府的各部部长人选，也一一作了安排。部署停当后，立即开始制作起义之旗帜、襟章、臂缠标志，对各路军分发枪械炸弹，缮写文告及译写致各国领署照会，紧张地忙了一夜。

　　1月29日，预定的起义日期来到。根据事先的安排，由同情中国革命的一个姓谷村的日本人及担任翻译的王一民两个人负责燃放信号炮。这一天的晚上。他俩在执行任务前痛饮一番，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出发，潜伏于督署附近的一家木厂内，等待时间的到来。至10点钟时，邻院的时钟误打了12下，谷村看了看自己的夜光表，却看错了长短针，忙说：“时间到了!”立即燃放了信号弹。在点火时，王一民竟将谷村当场炸死。由于过早地发出了起义信号，各路队伍一时措手不及，有的聚集不齐，有的被迫仓促行动，因而原部署全被打乱。第一路司令姜赐卿纠集各路队伍120余人，集中力量攻打督署，却遇到清军的强烈抵抗并被包围。在战斗中，第七路司令林少甫、第九路司令韩佐治相继战死；姜赐卿下令突围退却，第八路司令何南屏又在掩护退却中牺牲，姜赐卿也受重伤，攻占督署的举动宣告失败。其他各路军亦均失利，死难多人（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

　　天津起义就这样失败了。这是天津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最后一次向清王朝反动统治的猛烈冲击。就在这个时刻，全国却弥漫着清帝退位、南北妥协的气氛，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即将出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2月9日晚问，胡鄂公接到吴若龙从北京打来的电线日退位，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继任总统，同时汪兆铭将以专使名义由南京北上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这个消息使天津革命党人非常懊丧，他们感到多少烈士流血牺牲换来的却是南北妥协。铁血会的成员易宣当场就很激动地表示：“我前往锦州，召集铁血会的同志，在几天之内再发动一次起义。我明知此去必死，但我要以一死让天下人知道袁世凯之盗国及汪兆铭之出卖革命。”翌晨，易宣与阮琴风出发前去锦州。路经唐山时，发现有侦探跟踪，当即向侦探开枪射击，击毙了两名侦探，但易宣与阮琴风也被侦探打死。

　　2月14口，孙中山提出辞去临时总统职务。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胡鄂公有鉴于此，便于17日召集北方各革命团体会议，决定北方革命协会、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及所属之各地总司令部、总指挥部以及各革命团体，自即日起一律宣布解散。

　　其后不久，汪兆铭又衔袁世凯之命，携带20万元前来天津，召集北方各革命团体开会，借口清帝退位，革命目的已经达到，宣布各团体一律解散，其成员除参加同盟会者外，一律资遣回籍。至此，武昌起义轰轰烈烈的北方革命运动就烟消云散了。

　　革命党人在天津和北方所发动的武装暴动及兵变等革命活动，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对清王朝统治阶级的打击是沉重的。天津的革命斗争是发生在天子脚下，这是对清王朝的极大威胁，因而加速了它的崩溃。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当南方革命派竭力与袁世凯寻求妥协的时候，天津革命党人别树一帜，仍然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不畏艰险，赴汤蹈火，英勇就义，可歌可泣。天津的革命党人的斗争，对辛亥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些殉难的烈士们，将被人们永远地纪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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