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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为了革命事业所英勇献身的重要领导人，比比皆是，但是，很多往往都是被敌人抓捕后英勇就义，真正在一线战斗中牺牲的却极少。

　　因为，即便是在革命的最早期，身为党的高级领导，所担负的任务，更多的都是组织、领导与指挥，并往一线与战士们一起共同杀敌，除非特殊情况外，并不多见。

　　而在我党的历史上，却有一位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高级领导人，恰恰遇到了这种极特殊的情况，并在战斗的第一线英勇献身。

　　他的家庭可以说是清朝的官宦世家与书香门第，高祖曾是清朝鼎盛时期乾隆年间的大学士，曾祖父虽没入仕途，却在经商一道上斩获颇丰，成为当地显赫一时的巨商大贾，有慈善心肠，在家乡遇灾之时，倾尽家中积资以救助灾民，事迹传到朝廷，被当朝皇帝特赐翰林院孔衔，称得上是名震一时的红顶商人。

　　到了父亲这一代，因为只中了个秀才，进入仕途之路，便戛然而止，最后沦落到只能依仗自己的岳父为生。

　　张太雷8岁的时候，父亲便已去世，只丢下孤儿寡母，家境越发地艰难，母亲只能靠零星的针线活辛苦把孩子拉扯成人。

　　在张太雷的少年时期，他在读书方面下足了功夫，主要是看在家境贫寒、母亲受累的份上，希望自己能学而优则仕。

　　他也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凭着刻苦努力与天资聪慧，成为武进县知名的神童，四书五经、诗词歌赋，都极为熟络与擅长。

　　可是，随着时局的急剧变化，清朝结束，民国兴起，张太雷一度曾经迷惘了一段时间，他突然之间找不到了读书的目标。

　　可是，母亲却告诉他，无论是什么时代，多读书，掌握更多的知识，总归没有坏处，即便不能像清朝时期那样，直接通过科举考试谋取官职，最起码也能找到一份更优渥的工作。

　　张太雷也很清楚这一点，他知道母亲为了抚养长大，为了供他读书，日夜操劳，不知付出多少，他希望自己成人后，能够让母亲过上好日子，最起码不用为生计发愁。

　　于是，进入到新式学堂的张太雷依旧凭着自己的聪明与努力，保持学霸的地位，并凭着优异的成绩，于1916年考入了位于天津的北洋大学，即如今的天津大学。

　　张太雷在北洋大学所攻读的是法科，他最初的想法是大学毕业之后，可能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

　　在张太雷进入北洋大学的第三年头，即1919年，从北京开始，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次由进步青年学生所发起的运动，最初本质是一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尊严的爱国运动，后来，随着许多学者与思想的加入与引导，运动带有更大的新文化、新思想的色彩。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受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得到了极大的响应与传播，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有李大钊与陈独秀，而由陈独秀所创办的《新青年》，则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青年学生中大力传播的重要刊物。

　　在“五四运动”正式爆发之前，张太雷在北洋大学，就已经开始接触并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政治主张，并且有了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及苏联模式来拯救中国的想法。

　　当年，持有这种想法的人非常多，而且绝大部分集中在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影响的进步青年，特别是大学生当中。

　　张太雷是其中较早被唤醒这种意识的人，而1919年从日本留学回来，并进入到南开大学的周总理，也是其中之一。

　　两人都出生了1898年，年龄相同，而且都是出身于旧式官宦与知识分子家庭，也都在父亲一辈开始家道中落。

　　因为，在当时的中国，虽然各种思潮泛滥，但是中国究竟该往哪条路去走，一直都是有着报国救民志向的人士所最为关心的问题。

　　正是由于这种信仰与报国之志，让张太雷与周总理都不惜冒着巨大的危险，冲到了所有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并不断发展成为“五四运动”天津的领袖人物。

　　说起中国革命历史，特别是早期的革命历史，一直处于摸索之中，可谓一波三折。

　　在1921年7月，中国正式建党之前，除了主流的南方的陈独秀，与北方的李大钊两位的主要发起人之外，也有不少地方，有人领头开始了早期组织的设立，具有代表性的如湖南长沙的毛主席所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此时的张太雷早已加入李大钊所创立的早期组织，而与他在天津的中建立了革命友谊的周总理，却远渡重洋，去欧洲留学。在欧洲，在周总理的领导下，也逐步建立了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早期党组织。

　　1921年7月，先是在上海，后来又移到浙江绍兴一条游船上举行的党的全国一次秘密会议，才正式确立了中国的组织化与标准化。

　　也正是这次会议，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将他选举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即党的第一位总书记。

　　此时的陈独秀正在孙中山先生的南方国民政府任职，也正是由于他与南方国民政府，特别是与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让他推动了国共的第一次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有着一定的历史契机，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共和革命，一直处于波折当中，而陈独秀对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提出了站在中国立场上的建议，就是增加反封建的内容，并最终促成了孙中山先“”思想体系的形成。

　　为了与开展合作，中山先生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纲领，为国共第一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由于孙中山先生以博大的心胸，抛开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理念差异与隔阂，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共同为中国的革命与民生而开展合作。

　　经过1923年第三次中国全国代表大会的表决与通过，中共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在不放弃员身份的同时，加入，以形成共同的革命统一阵线。

　　在这个时期，张太雷除了担负着内的大量工作之外，在孙中山先生与苏联的外交往来中，他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主要成员的身份，专门前往苏联考察与交流，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路线规划及国共合作的推进与维护，起到重大的作用。

　　但是，在中山先生去世之后，蒋介石却逐渐背弃了他的国共合作主张，从炮制中山舰事件开始，就一步步筹划着将人从各个部门中剔除，最后演化成直接打击与迫害人，从而导致第一国共合作结束，即大革命失败。

　　大革命失败之后，为了应对恶劣的形势，中共中央开始大力改组，并强化集体领导，以改变原来陈独秀领导时期所犯下的严重错误。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选举了张国焘、李维汉、周总理、李立三、张太雷五人，共同组成了中央常务委员会。

　　此时，还没有政治局这一组织形式，而这个中央常务委员会，就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会，而张大雷算得上是中央第一届的政治局常委。

　　中央常务委员会，也就成为了大革命失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的中国的最高领导机构。

　　在这个常委会上，张太雷与周总理再一次聚到了一起，并共同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此时距离上次相聚的1919年，已经过去了8年。

　　就在周总理、张太雷等五人组建了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之后，第一步就是开始中国革命路线的调整。

　　原来与进行合作的基础已经不存在，而且通过蒋介石对于中山先生国共合作主张的背叛，国共双方从合作转向对抗已经成为必然。

　　此时的蒋介石与政府已经将视为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针对的打击与迫害进行武装反抗，并以此作为契机，推动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彻底转变。

　　于是，在中央常务委员会的集体决策之下，制定了在全国多个地方发动反抗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计划。

　　众所周知，南昌起义发生于1927年8月1日，起义部队随后撤出南昌，然后前往广东，许多人并不理解南昌起义的部队为何放弃对毛主席发动的秋收起义进行应援，而是南下广东。

　　其实，中央常务委员会，在南昌起义之后的8月7日，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并在会议上制定了以南昌起义部队为主力，配合广东地方党的武装，再辅以推动各地的工人与农民暴动，从而拿下整个广东省。

　　后来因为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一带受到敌人的阻击，损失较为严重，针对整个广东的军事行动计划不得不重新调整，原本配合南昌起义部队的广州起义计划也暂时搁置。

　　可随之而来的一个事件，让广州起义的计划再一次被提上日程，那就是11月17日粤桂两系军阀发生武装冲突，广州处于相对较为空虚的状态，正是发动武装起义的最佳时机。

　　于是，张太雷便召开广东省常委会，对广州起义正式拍板定案，起义的时间定在了12月12日。

　　由于南昌起义部队受困于粤东一带，广州起义唯一可以依靠的由所领导的一支军事力量，就是曾由元帅所领导的第4军教导团，兵员共1000多人。

　　12月6日，在张太雷的领导与统筹下，全面制定并落实了广州起义的具体方案。

　　虽然做了尽可能严密的保密工作，广州起义的部分消息还是传了出去，粤系军阀张发奎察觉到之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

　　为了避免广州起义计划受挫，张太雷与叶挺、元帅等人商量之后，准备将起义时间提前到12月11日。

　　为了选择在广州防守最薄弱的时刻发动起义，时间被定到了凌晨三点，以教导团为主，加上警卫团、工人赤卫队，共计组成了5000多人的庞大队伍，再加上广州城市外围农民起义的配合，只用了4个小时，便实现了对广州全城的占领，并控制了所有政府机构。

　　但是，第4军的驻地与军械库等军事区域，却因强弱过于悬殊而未能攻入。

　　张发奎在广州被起义军占领后仓皇出逃，12月12日，旋即组织广州周边的军队进行反扑，却遇到了广州起义部队的英勇抵抗。

　　也正是这天下午，由于张发奎的部队在兵员与装备上都有着强大的优势，广州起义部队战况越来越不利，损失极为惨重，得知这一情况的张太雷，在起义指挥总部再也坐不住了，他乘着一输敞篷汽车，一路赶往前方的街区战场。

　　半路上，突然遭遇敌人的武装，张太雷一边督促车辆继续往前，一边在车上向着敌人开枪射击。

　　可是，随着围上来的敌人越来越多，张太雷在连中三枪之后，壮烈牺牲，结束了他年仅29岁的宝贵生命。

　　张太雷是中国的早期最高领导人之一，是最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身居如此高位的他，在广州起义中，不顾个人安危，在战斗最为危险与激烈的时候，毅然投身到战斗一线，并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张太雷在“五四运动”之后，为了报国救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并成为一名信仰坚定的员，他有着独特的一面，也有着与当年许许多多为了革命而不畏牺牲的人相同的一面，那就是为了革命事业，不惜以身殉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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