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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前四史”是纪传体史书的卓越代表，也是史学家研究先秦、两汉至三国时期历史的重要史料依据。《前四史解读》抛砖引玉，主要内容包括作者介绍、成书过程、体例特点、内容特征、注释评价、文献价值、流传过程等，为准确、全面研究“前四史”提供了帮助。

　　如果说被历朝历代尊崇为“正史”的“二十四史”是史书之冠，那么“前四史”可以说是“二十四史”中的“天花板”。“前四史”基本是个人修纂，比起后世的官修史书来，修史者自己的态度展现得更充分。

　　对于普通人来说，古代典籍汗牛充栋，且大多艰涩难啃，“一篇读罢头飞雪”。其实历史是能够写得很好玩的，可以既把史实叙述清楚，又不让人感到枯燥乏味，有想要合上书的冲动。

　　数千年的历史风云中，文士斗智，武夫角力，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刀光剑影的历史活剧。然而时光的利剑无情地销蚀了鲜活的历史，昔日运筹帷幄、跃马横刀的英雄豪杰早已成了历史的匆匆过客。要想读懂、读通《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尚需一本优质的入门读物帮你快速“入坑”，它就是《前四史解读》。

　　《史记》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史学价值、思想深度、文学水平等方面的贡献及地位均属一骑绝尘。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体裁，其发凡起例之功不仅局限于历史编纂学，在中国文化史上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刘邦和项羽是历史中两位著名人物，司马迁选取典型事例写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在这种描述中又可见其不同的人生归宿。沛里痛饮、击筑高唱《大风歌》、鸿门宴、垓下被围、乌江自刎……这些精彩情节如珠玉相串，美不胜收，贯串而成《高祖本纪》《项羽本纪》，展示了司马迁极高的文学技巧。

　　《史记》面世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在流传过程中影响深远。不仅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乃至现当代影响甚巨，而且“文化输出”到了日本、欧洲等地。

　　取材于《史记·赵世家》的杂剧《赵氏孤儿》在法、英等国的影响颇具代表性。传教士马若瑟将《赵氏孤儿》传入法国，伦敦出版商竞相抢译。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将其改编为《中国孤儿》剧本，在巴黎上演后引起轰动，把中国文化热推向了新高潮。他把从《史记》、从东方文明中汲取的理性、智慧、道德等人文主义因素，用作启蒙的理论工具，以及对中世纪神学进行斗争的武器。

　　《汉书》在文学上，无论是文坛高手班固的辞赋还是其中载录的西汉文章，都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文人学士。

　　三国鼎立时期，军事、政治竞争激烈，江东孙权非常重视对太子孙登的调教，就以《汉书》作为基本素材来教习孙登，使其“习知近代之事”。建立后赵政权的羯族首领石勒凶狠强悍，戎马倥偬之余对《汉书》情有独钟，时常让人为他读此书。他看重《汉书》并非附庸风雅、怡情冶性，而是从中汲取历史教训。柳宗元对《汉书》在文学上的贡献大加赞赏。黄庭坚极为推崇《汉书》的文采和精神旨趣，一有闲暇即研读，友人相聚也以读《汉书》为乐趣，简直到了须臾不可或缺的地步。朱熹不仅要求弟子读《汉书》，而且要求对其重点内容心记口诵。

　　史书是撰述者思想、品格及意志相当程度上的体现。《史记》愤世嫉俗，激情四溢，无疑与太史公残酷的人生遭遇有关；《汉书》的正统、缜密也与班固兰台令史、皇帝高级侍从的身份密切关联；而《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不是史官，且所处的南朝刘宋与东汉相隔数代，忌讳较少，著史时身处远离政治漩涡的宣城，能潜心以新的视角审视历史。范晔本人率性任诞、不拘礼法、鄙视权贵、重节尚义，在《后汉书》中体现出贵德义、薄公卿的特点也就顺理成章了。

　　《后汉书》虽然是记述东汉历史的基本材料，然而从史料学角度而言存在明显的不足。其一，只有纪、传，不作表，使后人对后汉许多纷繁复杂历史内容的了解加大了难度，影响到史书的价值；其二，范晔过多地着眼于东汉“士”阶层，许多内容围绕这一群体展开，对下层民众的记载则显得过于薄弱，这点与《史记》比较尤为相形见绌；其三，《后汉书》中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相对匮乏。在这一点上，班固、范晔与司马迁相较均大为逊色。

　　在《二十四史》中，就影响中国文化的广度而言，《三国志》首屈一指。形成这种局面，至少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三国历史错综复杂，角力斗智扣人心弦，英雄人物众多，富于趣味性，尤其符合俗文化的趣味；其二，三国之中蜀汉帝胄正统与曹魏“奸相”、孙吴豪主间的对立，为后世尤其宋以后正统观念的教化及其普及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在文学上，《三国志》不如《史记》自然生动，也不如《汉书》周到缜密，其突出特点是简洁，着墨不多却能勾勒出事件的情节及人物神态，脍炙人口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许多场景就直接从《三国志》中演化而来，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在体例上，作者陈寿将魏、蜀、吴三国同等看待，书名即定为《三国志》；内容上，对三国历史如实记述，评价人物能越出政治集团的畛域，主要以才能和功绩作为衡量标准。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历史文献尤其如此。《汉书》的文章历来受到人们称颂，成为文人士子学习的典范。据《汉书人名索引》统计，《汉书》中提到人物达7022人，班固以传神之笔描绘了很多人物形象。

　　《苏武传》记述了苏武坚贞不渝的气节。武帝天汉时，苏武以中郎将身份奉使持节出使匈奴，结果被匈奴扣留19年，“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皆白”。班固详细记述了苏武在匈奴不顾威胁利诱、矢志守节的非凡经历。苏武被拘后，单于派汉降臣张胜、卫律劝降，许以高官厚禄，遭苏武痛斥拒绝。单于无计可施，让他到人迹罕至的北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牧羊，所牧全是公羊，对苏武说，待所牧之羊生下羊羔之后就可回汉，实则让他断绝回汉的念头。

　　在生活极端艰苦、归汉绝对无望的情况下，苏武在荒无人烟的旷野上坚强地生活着，汉节从不离手，以致节旄尽落。

　　在《苏武传》中，班固通过李陵与苏武交往的描写，反衬了苏武凛然不可犯的气节，又可看出李陵备受煎熬的无奈灵魂。李陵与苏武曾为同朝侍中，孤军远征匈奴被俘，开始拒不投降，而武帝一开始就认定李陵变节投降，司马迁因说公道话而被残酷地处以腐刑。后来武帝又听信传闻说李陵在匈奴“教习”单于士兵“以备汉军”，其实是投降匈奴的塞外都尉李绪所为，武帝不辨真伪，将李陵灭族，“母、弟、妻、子皆伏诛”，在受到这种极端不公正待遇、无家可归的情况下，李陵不得已投降了匈奴。单于知道李陵与苏武素有交情，派李陵劝降。李陵开始不敢见苏武，后联系自己悲惨的身世遭遇，劝苏武说：“子卿(苏武字)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无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愿听陵计，勿复有云。”其时苏武被拘已十数年，与汉音信不通，家眷情形更不知晓，苏武回答说：“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勿复再言!”苏武将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志坚如磐石，回答李陵之言掷地有声。李陵负汉投降虽事出有因，但毕竟有亏大节，他听了苏武之言后无地自容，羞愧难当，涕如雨下，感到罪孽深重，喟然叹说：“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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