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2020新年伊始，因为一场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蔓延，每一位天津人都在为之“奋战”！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44年前的那个“黑色凌晨”，多少天津人依然历历在目。

　　唐山地震波及天津，给天津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财产损失。据《天津通志大事记》和《天津通志地震志》记载：全市死亡24345人，重伤21497人，有67%的房屋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市区68%，郊区、县65.2%）。

　　毗邻唐山的宁河、汉沽、宝坻和蓟县受灾最严重。汉沽震损倒塌住宅59万平方米，占该区住宅总面积的82%；宁河芦台镇几乎找不到一座完整建筑。天津市区房屋破坏以倒塌为主，主要分布在和平区、河西区，红桥区、南开区仅有零星分布。其中，甘肃路、西藏路、贵州路房屋倒塌较多，人民公园东北的海河两岸、南京路东南、丁字沽和体育馆北也有倒塌现象。

　　行走在震后的街道上，从徐州道至琼州道，从多伦道到大胡同，从和平路到东马路，整条街都遭到了破坏。南营门街是市区当时地震的重灾区，一平方公里的地方倒塌房屋10283间，多数楼房毁于一旦，287人死于非命。

　　当天上午，位于南京路上的公安医院，遇难者的尸体从医院的走廊、大院和过道里，一直排放到院外的人行道；街头尽是衣衫不整、头裹绷带或是臂挂吊带的伤员。

　　现小白楼三义大厦一带，原德租界时期二层联排公寓，大地震这一带是重灾区，与其相邻的双顺里、羲义里、汝南里同时遭受了重创

　　19世纪天津体量最大的建筑建于1890年的戈登堂，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天津市政府所在地，地震后这幢大楼受损严重，不久后被拆除，原址建成新的市政府大楼，现在这座大楼重新装修，改成了丽斯卡尔顿酒店。

　　强烈地震使天津市工业生产能力遭到比较严重的破坏。据统计，破坏严重的企业有289个，占企业总数的33%，北大港水库和于桥水库均受到严重破坏，直接经济损失39.2亿元。

　　大地的扭曲，使桥梁、道路、地下管道移位、断裂了。全市电话枢纽多数受到破坏，市内两个电话分局机房倒塌，邮电局、所多处受到破坏。铁路路基下沉，线路弯曲变形，铁轨扭曲，铁路桥涵、桥面移位，桥墩台断裂等。地光的辐射，使郊县的部分庄稼、树木枯萎。

　　天津碱厂的碱渣堆滑坡，滑移250米。毛条厂的厂区地面有1000多处喷水冒砂，全厂像一口滚开的大锅。

　　毛条厂附近在震后出现1300多处大小不等的喷沙口，震后20多小时依然持续喷沙

　　城市的肌体千疮百孔，城市的功能部分丧失，城市的面貌令人心痛。对于大地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每个人都可以给后人讲几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但是，灾难没有压倒天津人民。震后，人们从惊慌中镇定下来，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面对失去住所和种种的生活困难，面对余震的威胁，活下来的人需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他们从灾难中振作起来，奔向倒塌的房屋，奔向自己的岗位在患难之际，给这座城市留下了珍贵记忆。从地震惨痛中恢复过来的天津人民，开始了漫长的灾后重建。

　　天津市及时组织救灾。广大医务工作者以最快的速度从四面八方主动赶赴各自的工作岗位，立即投入抢救伤病员的工作。

　　宁河、汉沽由于靠近震中，属于九至十度区，受害最严重。宁河的芦台镇几乎找不到一座完整建筑，震后，芦台大桥拦腰折断栽在河里，津榆公路陷于瘫痪，蓟运河堤下沉近1米，河水猛涨，1000万斤国储粮埋在废墟里

　　当时的宁河县委书记邢国俊回忆，27号深夜，他听到房子“咔咔”直响，房顶“哗哗”地掉土，身下的炕像筛糠似的上下左右抖动，他大喊“地震了！”翻身下炕，拉着被吓愣的老伴钻进炕边的大躺柜，接着就听见房檩砸到躺柜上。从躺柜里爬出来，房子都露了天。邢国俊光着脚踩着瓦砾，朝县委跑去，当时的唯一的想法就是：快组织尚存的人救灾！

　　“我觉得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太可爱了。”邢国俊感叹，他们在遭受了家毁人亡的重大打击后，舍小家顾大家，不讲条件，没有要求，齐心协力抗震救灾。许多人在余震中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埋在废墟里的左邻右舍；许多人自发跑到单位抢救国家财产，不但减少了国家经济损失，还解决了震后初期人民生活奇缺的物资。县粮食系统职工在职工及家属震亡、伤残上百人的情况下，在地震当天就主动返回单位，用铁锨和双手在废墟中挖粮食。从7月28日到8月3日，供应灾民近19万斤粮食；饮食公司在几天内烙大饼1000多斤，供应解放军和群众；大北供销社职工从刚刚扑灭大火的仓库里扒出饼干、奶粉、白糖等送给有需要的群众。

　　时任市委政法处的副处长郭凤歧在28日凌晨3点半左右，刚刚加完班，人困马乏之时，大地突然跳动起来，他拉上一起加班的同事，跌跌撞撞摸黑从二楼下到一楼，又在一楼把值班室的贾大爷赶紧搀到大门口，一起跑到了院里。

　　黑暗凌晨，淅沥急雨，大家惊魂未定，楼上便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政法工作有规矩，必须24小时值班，不能离岗。虽然余震未断，郭凤歧还是跑到楼上去接电话。当时，郭凤歧家住尖山红星里，他打电话向派出所的同志了解到，家里的房子只是裂了缝。

　　接着，便投入紧张的抗震救灾，直到20天以后才抽身回家。回到家时，家里两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妻子和两个幼女，不知道去哪了。听邻居说，地震后，老少三代站在一楼门洞里，无处可去，被旁边楼的老张带到自己搭的帆布棚子了。当时，郭凤歧百感交集，禁不住流下眼泪，在危难时日，感激邻居伸出援助之手；在危急关头，愧对亲人自己没有尽力

　　播音员路芳1974年进入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从事播音工作。唐山地震发生时，她还只是一个21岁的年轻姑娘。1976年7月27日晚上，天气格外闷热，路芳特意在宿舍床前放了一个盛满水的脸盆，以便随时用清水擦脸。到了凌晨时分，她和其他四个同事忽然感觉到了地面异常的晃动。

　　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破坏了房屋，同样砸坏了天津电台每天运转的播出设备。但是，节目不能空播。电台领导紧急商议决定，马上启动当时存放在佟楼的备用设备，准备直播。而在40多年前，天津广播还没有直播的先例。

　　路芳回忆：“当时是一辆吉普车，节目组的老师傅拉着我，我们就上了车，一路颠簸前行，很快就开到佟楼那个地方。那边也做好了准备，大家嘱咐我：你得张得开嘴，你得说得出话，你不能紧张。因为大家都紧张，毕竟这么多年没有直播过。”

　　随着东方红的开始曲准时响起，路芳开始了铿锵有力的呼号：“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本台第一套节目，现在开始播音。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

　　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但是天津电台在震后传出的声音，对于很多处在惊恐中的市民来说，却是莫大的安抚。多年之后，一位当时正在秦皇岛出差的天津听众回忆说：“地震之后大家都急切地想知道天津的情况，在那个通讯和交通都不发达的年代，当我听到收音机里传来天津电台的呼号。我就知道：天津广播还在，天津还在！”

　　1976年，正在天津公交当学工的岳国权回忆说，7月28日凌晨3点半一过，他就起床准备去上班了，以保证早5:00公交正式投入每天的运营。在院子里洗漱后，他刚踏进房门，就感到了地震。

　　地震刚过，岳国权依然穿好衣服出门上班，进到厂里，大约有一半以上工人按时到岗。7月28日清晨5点，公交25路从密云路站准时发出，头两班车坐了不少人，有的是去上班的，有的是去探问亲友的，有的是送轻伤员到医院的。但由于路况越来越复杂，各种小抗震棚挤满马路，只好缩线运营。

　　广大公交职工经过昼夜奋战，地震发生仅4天后，市内主要交通干线南马路、南门外大街、吴家窑大街、大沽南路、胜利路、解放南路、和平路、中山路实现通车，市内公共汽车在震后23天全部恢复通车。

　　在地震中遭到重创的天津碱厂，几乎成为了一片废墟。曾经巍然矗立、高48米的蒸吸车间厂房被拦腰折断，超10万平米的厂房被破坏，542台设备报废，近三万米管线断成了一节节。新干燥、新碳化系统全部被震坏，排水沟被淤死，供水供电全部中断。

　　“抗震救灾，恢复生产”。人们冒着酷热和瓢泼大雨，面对余震的威胁，奋战在就在一线。厂部机关通知，与南开大学来厂“开门办学”的师生们一道，整修埋在废墟下的运输管道。每当大雨倾盆而下，就任雨水把全身淋透。中午赶不回来，就啃上几口两馒头，喝上几口白开水

　　在解放军的支援下，仅用45天，停止运转的滤碱机就又发出了“隆隆”轰鸣声；高大的烟囱又吐出了青烟；碳化厂房灯火通明，干燥锅又生产出洁白的“三角”牌纯碱

　　电力职工震后及时修复了165条配电线个变电站以及塘沽至新港的输电线路，全市迅速恢复供电。

　　本市与外地92条电讯联系中断，震后13小时开通了5条，1976年7月31日开通11条，同时市内与宁河、宝坻的电讯联系恢复，全市邮电通讯重要网络恢复通讯。

　　震后，全市大建临建棚。市区就搭建了抗震棚23万间，256万平方米，170多万市民有了暂时的栖息之所。操场、体育场、公园、河边、广场，甚至是宽敞一点的马路上，全都搭满了用竹杆、木棒、篱笆、苇席和黄泥或帆布搭建起来的临建棚。马路两旁也见缝插针盖满了小房子，路中间留一条窄窄的通道。棚区内缺水少电，冬季滴水成冰，夏日热似蒸笼，遇雨上漏下泡。

　　然而艰苦的环境，没有击垮乐观的天津人。秋去冬来，转眼已到年关。马路上鳞次栉比的临建棚里渐渐有了年味儿，炖肉熬鱼的香气飘逸出来。人们仍然上街去踅摸年货，清扫布置着临建小屋，写春联、贴吊钱，互拜新年。一户人家临建房门框上的春联写着：遇震灾亲人送暖，抖精神重建家园。横批：否极泰来。屋顶上还荡漾着吉祥的大吊钱儿，玲珑剔透地嵌着四个大字：春节快乐。

　　为消除临建棚，天津人奋斗了十年。到1980年，天津还剩临建棚5.1万间，还有10万人蜗居在这些棚子里。就在这一年，天津人打响了消除临建棚的歼灭战，而且还要捎带着消除那些“三级跳坑”房。

　　那年6月，天津市委市政府推出两条强劲有力的措施：一、全市竣工后（含前两年竣工）尚未分配的房屋，不管是谁的产权，一律冻结。已分配、但还没有进住的，立刻停止分配和进住。有敢私分和抢占房屋的，追究责任，严肃处理；二、市政府暂借这些新房，全部用来临时安置临建棚里的居民。一年后市政府归还所借房屋，补偿是增加所借用面积的10%。结果，当年12月中旬，消除临建棚的战役基本就已完成。

　　随后，为兑现“借房”时许下的承诺，也为偿还以往在住宅建设上的诸多“欠账”，天津自1981年起，连续五年内每年新建300万平方米住宅。其间国家财政拨款4亿元，支援天津重建。体院北、天拖南、王顶堤、小海地、万新村等十几个大型住宅区相继动工于那一时期，一座座可抗八度地震的楼房拔地而起。

　　1976年7月23日，来天津访问演出的菲律宾文化代表团，住在天津友谊宾馆。正巧，当时正在天津访问的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还下榻于此。惠特拉姆在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时于1972年实现中澳建交。

　　7月27日晚上，菲律宾艺术家们结束演出后，收拾好行李，准备第二天到其他城市访问演出。深夜，市外办的同志正研究第二天如何送行，突然间感到大楼在晃动，外面地光闪闪，楼内一片漆黑。大家一边失声喊叫“地震啦！”，一边急忙敲醒正在酣睡的翻译，由于断电，宾馆的服务员们打着手电，划着火柴，逐个房间叫醒外宾。

　　惠特拉姆由两名服务员从七楼护送到楼下。菲律宾演员们来不及穿衣服，有的披着毛巾被，有的围着浴巾，有的几乎是赤身裸体，在服务员引导下跑下一楼，集中在宾馆楼前的一片空地上。为了确保安全，天一亮，外宾又被转移到民园足球场休息。之后，再用大轿车把所有外宾送到了干部俱乐部。

　　离津时，惠特拉姆一再感谢天津的友好接待。2003年7月，他再次应邀访华时，带着孙子专程从北京来到天津，到友谊宾馆与宾馆领导和当年照顾他的服务人员见面。这位80多岁的老人，眼含热泪，滔滔不绝地讲起当年在天津的日日夜夜之后，惠特拉姆还上七楼，走进地震时他曾住过的729房间，与当年照顾他的服务员拍下了一张合影。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受害者中，一些人也成了这场地震的“受益者”。震后不久，8月初，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到天津视察地震灾情，号召全市人民抗震救灾，就在需要大批建筑工人。于是，一批原本可走可留的“上山下乡”青年都被留在了城里，分配到建筑行业，这就是“震留”。

　　当年，从56中高中毕业的王遇桥就是一名“震留”。9月1日，在20岁生日那天，王遇桥到天津市第一房屋修建公司第四工程队报到，正式成为一名建筑工人，加入抗震救灾的主力军，马场道、南市、贵州路、小海地、程林庄都留下了他修建的房屋、盖起的大楼。

　　当时，王遇桥所在单位的400多工人中，300多人都是“震留”，他们当时最大的20岁，最小的只有15岁。后来，他们中有的半路调出，但大多数人把一生都献给了建筑行业。

　　1986年4月，时任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我市抗震救灾工作圆满完成。直到这一年，天津的抗震救灾工作才终于圆满完成。

　　40多年过去了，这场天灾在地貌上留下的伤痕已经平复，一个崭新的城市早已在地图上取代了旧日的天津。那场地震留下的余波，依旧还在天津人心头最脆弱的一块地方，发出他人所不能察觉的微颤。但每当回忆起团结一致抗震救灾、互帮互助临建房的生活情景，又总有一股力量涌上心头。

　　今天，让我们再次致敬经历过那场磨难的天津人。灾难面前，你们积极乐观；疫情面前，你们勇敢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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