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最近北京台正在热播《芝麻胡同》，除了几个大腕的精湛演技，地道的北京话也是这部剧的亮点之一。方言到底该怎样传承，再一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与北京话受到推崇的情况相反，最近的二三十年，愿意说天津话的天津人越来越少，会说地道天津话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一些年轻人在公开场合说普通话，只在特定的天津人较多的熟人圈子里，才说天津话。另外也有一些中老年人，说了大半辈子天津话，却也不好意思在公开场合说天津话，用带着乡音的“天普”点菜、划价，自己能把自己说着急了。

　　这其中有官方倡导推广普通话的客观原因，也有社会上很多外地人，甚至天津本地人对天津话认识偏差的主观原因。

　　在一些人看来，天津话土气，甚至是难听，很难与优雅气质相提并论。觉得说天津话尴尬，难以开口的观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汉语言大师吕叔湘先生倡导全国中小学推广普通话的背景下，就开始在天津出现了。1983年01月23日，《天津日报》副刊刊登了一篇读者投稿，生动地描绘了一个老“天津卫”对自己满口天津话的自卑感。

　　一月九日天津日报的《星期专页》，发表了吴祖光同志的文章——《处处他乡是故乡》，其中谈到了天津话。读后，愿意写写自己的心情和情况。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天津卫”。和天津近在咫尺的北京，是我非常向往但又怵头去的地方，原因是我说得一口天津话，怕招人讪笑。

　　一九六三年年底，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会议，为了给一位代表写个材料，我去了一趟北京，住了四天，一直在民族饭店四楼闷了四天三夜，不愿下楼出店，也不愿到街上去走走。为什么呢？也是因为我说的是满口天津土话。

　　捎点儿话梅糖来。我走在王府井大街上，看了好几处糖果店都没摆着话梅糖，硬是没敢张口向售货员问一问。晚上，回到天津东站，绕道劝业场后的泰隆路，买了四两话梅糖。到家，向小孩撒了个谎，愣说是从北京买来的。当时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自己一口的天津话，粗俗硬直，难听得很。我甚至认为，天津话是全国各地最难听的话。对我的这个论断，曾有些人也有同感。不信吗？让我来举几个舞台上的人物形象为例吧。

　　狂暴形象，再加上道白是天津口音，就把这个不学无术、粗鲁狂躁的警察厅长活灵活现地展示在观众的眼前。其舞台效果之所以这样突出，满嘴天津话起了很大的显象作用。

　　几天前，晚饭后看电视，转播上海台的《为您服务》节目，演的是，一个天津人，慌里慌张地跑到“摄影服务站”的窗口前，向服务站请教摄影技艺。这个人，满口天津话，一身狼狈象，衣着不整，头发蓬乱。这样的形象、语音，与摄影艺术的文雅气氛毫无

　　名剧《闯江湖》，剧中人女老板和几个地痞、打手，也都安排他们说天津话，用天津话来向观众展现这些坏家伙们卑鄙肮脏的内心世界。我们可以再听听相声演员高英培学天津人打喷嚏的声音，那声音是多么粗野，没有素养。

　　试想一下，如果《南征北战》中的师长，在胜利会师时向全体指战员讲话时，不用湖南、四川的口音，而改用天津话，那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演出效果！

　　例子不再多举了。天津话已经不应该再受到恭维了。我希望听些帮助天津人矫正、改进说话口音的意见，推动天津话向普通话靠拢。我也希望今后影片中、舞台上那些品质很次的人不操天津口音，请编导同志不要再安排那些坏人都说天津话。

　　今天，距离发表这篇文章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文章作者，不知现在是否已经改说普通话，但他“觉得自己一口的天津话，粗俗硬直，难听得很。我甚至认为，天津话是全国各地最难听的话”，却影响了很多天津人。

　　“搞笑”是现代用语，很多人觉得天津话幽默，特别是一些外地朋友觉得，天津话一听声音，就想笑。于是有人武断地下结论：说天津话不能讲严肃的话题，天津话难登大雅之堂。

　　张伯苓先生，当年给南开学子讲话的时候，始终是天津话。亲历过的南开学子回忆，“张伯苓演讲说一口纯正的天津话，那绝不是被某些影视中混混儿亵渎了的天津话，那是一口极其纯朴、厚重，极具感染力、鼓动力、号召力的乡音。”当年张伯苓先生在南开的礼堂里、操场上发表演讲，那些认真聆听的学生中，就有着年轻的周恩来、曹禺、吴大猷、周汝昌等优秀人才。

　　说天津话的近代文化名人很多，比如华世奎是土生土长的“天津八大家”之一华家后人，为溥仪写“退位诏书”时，即使见“皇上”，华世奎还是说天津话。

　　再比如出了家的弘一法师，即使东渡日本求学，后来又迁居上海，讲经或是论道，开口还是天津话。

　　说地道天津话的民国武将，李纯算一个。他做过江西总督，南北议和期间还东奔西走，希望调停争端，骨子里面有着天津人的热心和厚道。李纯指挥打仗说天津话，调停争议说天津话。

　　有人说，曹锟也说天津话吧？曹锟年轻时至少不是说地道天津话，因为他出生在大沽口，应该算塘沽人。塘沽话跟天津话还是有差别的。

　　有人大概会说，前面说的这些人都是近代天津的名人，到了现当代说天津话就变味儿了，不再有感染力，不再厚重，只剩下搞笑。

　　王宝泉带天津女排，天津话说了好多年。外地记者和外地队员抱怨听不懂，为了训练效果，王宝泉最近几年才开始学说普通话，但每当比赛现场情况紧急，王宝泉的天津话脱口而出。说话的，严肃认真；听话的，聚精会神。一点儿也不搞笑。

　　搞体育的说天津话不搞笑，搞文学的说天津话也不搞笑。八十年代初，一大批天津作家都说天津话，后来部分作家因为职业需要改说普通话，但大多还都可以说一口地道的天津话，比如蒋子龙、冯骥才；而天津文化专家张仲先生一辈子都说天津话，讲起天津文化头头是道，抑扬顿挫间也没有半点搞笑。

　　打架、骂街、尖酸刻薄，这一类语言在各地方言中其实都有，然而近三十年来，非常奇怪的一种现象是，天津话在很多影视作品大多以负面形象出现，去刻意表达这些糟粕。

　　比如《血溅津门》里汉奸袁文会、郭运起都说天津话；又比如前文木冬山也提到：评剧《杨三姐告状》中的杨以德，其全剧道白都是天津口，他那种狂暴形象，再加上道白是天津口音，就把这个不学无术、粗鲁狂躁的警察厅长活灵活现地展示在观众的眼前。

　　2012年，天津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闫立飞在《光明日报》上撰写文章，谈到天津作家群体探讨“津味”创作的一些看法。由于文学创新意识的缺乏和文化积淀的不足，导致了反映天津的作品题材扎堆重复与叙事的模式化，作家林希感慨，“一提起天津味，立即就联想到打架骂街，要么就是吸鸦片，玩妓女，稍微斯文一点的，写到租借地的遗老遗少，也不外就是讨小老婆，霸占民女罢了”。张仲先生也认为：“光会写天津话’嘛！’、’哏儿’，光会写鸟市、三不管、落马湖、八大碗等‘浮皮儿’的外貌，甚至光会写天津事儿，很难说会出津味儿。”这种为了“津味”而“津味”的舍本求末的做法，其作品在津味文学创作中占有不小的比例，影响了津味文学的艺术品质与思想深度。

　　这种津味儿文学创作上的只写“浮皮儿”，在自媒体内容创作的今天，就更大程度体现在了网络上。我们会发现，被围观和热议的天津话，往往都是各种扯着脖子打架骂街式的“天津话”，或者为了“津味儿”而生拉硬拽填进几句土话的天津快板，还有各类明星演员为了搞怪出位学说的不伦不类天津话。

　　一个值得注意的转变是，在一部分中老年天津人放弃天津话，改说普通话的同时，还有一大批九零后天津年轻人开始了自发地“耐说天津话”，他们热衷于挖掘天津土话，在发音上刻意夸张语调和发音，以强调自己天津人的标签，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些年轻人甚至言必称“你妈”，以彰显个性之豪放。

　　天津方言学会发起人、民俗专家郭文杰特别注意到了这种转变，也提出了一些担忧。郭文杰认为，现在很多年轻人自发说天津话，出发点很好，但方向有一点儿走歪了。他们把天津土话当中一些骂人的、损人的话学了起来，把那些谦逊的、互相尊敬的、委婉含蓄的表达却都扔了，这是非常让人觉得可惜的。也可以说，这个误区如果越走越远，天津话粗俗、不雅的误解就更难消除了。

　　按照天津方言研究者李世瑜先生提出的“天津方言岛”理论，历史上真正说天津话的区域只在原天津市内六区的核心地带。这个以老城厢为中心的“方言岛”真的很小，围着红桥、河北、南开、和平、河西、河东这么小小的区域。即使市内六区，也不全说天津话，比如和平住南市的说天津话，住五大道就说普通话；再往远一点儿，更是各有各味儿，北辰有北辰的口音；西青有西青的口音；咸水沽人说句话，静海人跟你打个岔。出了这个小小的方言岛，天津话就不纯。

　　在天津文庙，至今还有一些特别会说天津话的老人。以何志华先生为核心的十几位天津老人，常常在周末聚到文庙的一间小办公室，聊着家常，说着趣事。听他们说天津话，从来不会觉得像打架，因为彼此之间太客气，客客气气地开场，慢条斯理地阐述，言必称“爷”，称先生，极其礼貌。这些老人大多家学深厚，平时喜欢文玩古董，坐在一起聊天别有风趣。

　　前几年，天津市档案馆启动了为天津方言建档的工作，郭文杰、何志华都曾作为天津方言发音人参与录音。作为天津方言的研究者，郭文杰希望天津人能够客观认识自己的家乡话，挖掘传承天津话中精华的部分，让天津话以应用的形象传承下去。

　　除了民间自发的正面传承，近几年天津话在文学作品中也已经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应有的本色。作家林希几部作品都先后改编成了话剧《蛐蛐四爷》《相士无非子》，呈现了“津味”但没有丝毫低俗。今年年初，天津人艺复排吴祖光先生的《闯江湖》，这部堪称比《茶馆》还难演的津味大戏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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